追忆似水年华1

不是投向一位朋友，而是投向无生物的物体时，似乎也洋溢着微笑。就这样，她为自己的衣裳保留了，或者说占据了一片高雅的空间，而与她亲热交谈的男人们也不得不尊重这片空间，当然他们象门外汉那样显出某种程度的敬畏，自愧不如，承认这位女友有能力和权利决定自己的衣着，正如承认病人有能力和权利决定吃什么特效药，母亲有能力和权利决定如何教育子女一样。斯万夫人在这么晚的钟点出现，又被那批奉承者簇拥（他们对行人视而不见），人们不免联想到她的住所——她刚刚在那里度过漫长的上午，并即将回去进餐。她从容安详地走着，仿佛在自家花园中散步，这似乎表明她的家近在咫尺，也可以说她身上携带着住所内室的清凉阴影，而正是由于这一切，她的到来使我感觉到户外的空气和热度。再说，我深信，她的衣着，按照她所擅长的礼仪，通过一根必然的、独一无二的纽带，与季节和钟点紧紧相连，因此，她那柔软草帽上的花朵，在裙衣上的小花结，象花园和田野的鲜花一样，自然而然地诞生在五月。为了感受季节带来的新的变化，我的眼光只需抬到她那把阳伞的高度，它张着大大地，仿佛是另一个更近的天空，圆圆的、仁慈的、活动的、蓝色的天空。如果说这些礼仪是至高无上的话，它们却在清晨、春天、阳光前屈尊俯就，并以此为荣（斯万夫人也以此为荣），而清晨、春天、阳光却并不因为受到如此高雅的女士的青睐而感激涕零。她为它们穿上一件鲜艳轻薄的裙衣，宽松的衣领和衣袖使我想到微微发湿的颈部和手腕，总之，她为它们打扮自己，就好比一位高贵夫人愉快地答应去拜访乡村人家，虽然谁都认识她，连最卑俗的人也认识她，她却执意在这一天作村姑打扮。我等斯万夫人一到便向他问好，她让我站住，微笑着说：“goodmorning”（早上好）。我们一同走了几步。于是我明白她遵守衣着法规是为了自己，仿佛遵守的是最高智慧（而她是掌握这种智慧的大祭司），因为，当她觉得太热时，便将扣着的外衣敞开，或者干脆脱下来交给我，于是我在她的衬衣上发现了上千条缝钮制作的细节，它们幸运地未曾被人觉察，就好比作曲家精心构思而永远不能达到公众耳中的乐队乐谱一样。她那件搭在我臂上的外衣也露出衣袖中的某些精美饰件，我出于乐趣或者出于殷勤而久久地注视它，它和衣服正面一样做工精细，但往往不被人看见，它或者是一条色彩艳丽的带子，或者是一片淡紫色衬缎，它们就象是大都堂中离地八十英尺高处的栏杆内侧所暗藏的哥德式雕塑一样，它们可以和大门廊上的浮雕比美，但是从来没有人见到它们，直到一位艺术家偶然出游到此，登上教堂顶端以俯瞰全村，才在半空中，在两个塔楼之间发现了它们。
　　斯万夫人在林园大道上散步仿佛在自家花园的小径上散步，人们——他们不知她有“footing”的习惯——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她是走着来的，后面没有跟着马车。因为从五月份起，人们经常看见她象女神一样娇弱无力而雍容高贵地端坐在有八条弹簧的宽大的敞篷马车里在温暖空气中驶过。她的马是巴黎最健美的，仆役的制服也是巴黎最讲究的。而此刻，斯万夫人却以步代车，而且由于天热步履缓慢，因此看上去似乎出于好奇心，想优雅地藐视礼仪规矩，就好比出席盛大晚会的君主自作主张地突然从包厢来到普通观众的休息室，随从们既赞叹又骇然，但不敢提出任何异议。斯万夫人和群众的关系也是这样。群众感到在他们之间隔着这种由某种财富筑成的壁垒，而它似乎是无法逾越的。当然，圣日耳曼区也有它的壁垒，但是对“穷光蛋”的眼睛和想象力却不大富有刺激性。那里的贵妇人朴实无华，与普通市民相似，平易近人，不象斯万夫人那样使“穷光蛋”自惭形秽，甚至自感一钱不值。当然斯万夫人这样的女人不会对自己那充满珠光宝气的生活感到惊奇，她们甚至不再觉察，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也就是说她们认为这一切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并且以这种奢侈习惯作为判断他人的标准，因此，如果说这种女人（既然她们在本人身上所显示的并在他人身上所发现的崇高，具有纯粹的物质性，因而容易被人看见，但需很长时间才能被获取，并且万一消失难以补偿）将路人置于最低贱的地位，那么反过来，她在路人眼前一出现便立刻不容辩驳地显得至高无上。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当时包括与贵族女人交往的伊斯拉埃尔夫人以及将要与贵族女人交往的斯万夫人，这个中间阶层低于它所奉承的圣日耳曼区，却高于除圣日耳曼区以外的其他一切。这个阶层的特点在于它已脱离富人社会，但却是财富的象征，而这种财富变得柔软，服从于一种艺术目的，艺术思想，好比是具有可塑性的、刻着诗意图案的、会微笑的金币。这个阶层如今可能不复存在，至少失去了原有的性格和魅力。何况当时组成这个阶层的女士们已人老珠黄，失去了旧日统治的先决条件。言归正传，此刻斯万夫人正走在林园大道上，雍容庄重、满脸微笑、和蔼可亲，仿佛从她那高贵财富的顶端，她那芳香扑鼻的成熟夏季的光荣之巅走下来，象伊帕蒂阿①一样看到天体在她缓慢的步履下旋转。过路的年轻人也不安地瞧着她，不知能否凭泛泛之交而向她问好（何况他们和斯万仅一面之交，所以怕他认不出他们来）。他们抱着不知后果如何的忐忑心情决定一试，谁知这具有挑衅性和亵渎性的冒失举动是否会损伤那个阶层不可触犯的至高权威，从而招来滔天大祸或者神灵的惩罚呢！然而，这个举动好比给座钟上了发条，引起奥黛特四周那些小人们一连贯的答礼，首先是斯万，他举起镶着绿皮的大礼帽，笑容可掬，这笑容是他从圣日耳曼区学来的，但已失去往日所可能有的冷漠，取而代之的（也许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充满了奥黛特的偏见）既是厌烦——他得向衣冠不整的人答礼，又是满意——妻子的交游如此广泛。这种复杂的感情使他对身旁衣冠楚楚的朋友说：“又是一位！我发誓，真不知道奥黛特从哪里弄来这么多人人！”她朝那位惶恐不安的行人点点头，现在他已经走远了，但心脏仍然突突直跳。接着她转脸对我说：“这么说，结束了？您永远不再来看希尔贝特了？您对我另眼看待，我很高兴，您不完全‘drop’（丢弃）我。我很喜欢看见您。从前我也喜欢您对我女儿产生的影响。我想她也会很遗憾的。总之，我不愿强人所难，否则您就不愿意再和我见面了。”“奥黛特，萨冈在向你打招呼。”斯万提醒妻子说。果然，亲王（仿佛在戏剧或马戏的高潮场面中，或者在古画中）正拨转马头，对着奥黛特摘下帽子深深致意，这个举动富有戏剧性，也可以说富有象征性，它表达了这位大贵人在女人面前毕恭毕敬的骑士风度，哪怕这位女性的代表是他的母亲和姊妹所不屑于交往的女人。斯万夫人浸沉在阳伞所投下的如流体一般透明又蒙上一层清亮光泽的阴影中，迟迟归来的最后一批骑手认出了她，并向她致意。他们在大道的耀眼阳光下飞驰而过，就象在摄影机前一样。这是赛马俱乐部的成员，是公众熟知的人物——安托万·德·卡斯特兰、阿达贝尔·德·蒙莫朗西以及其他许多人——也是斯万夫人熟悉的朋友。既然对诗意感觉的回忆比对心灵痛苦的回忆寿命更长（相对地长寿），我当初为希尔贝特所感到的忧伤如今早已消逝。但每当我仿佛在日规上看到五月份从中午十二点一刻到一点钟这段时间时，我仍然心情愉快，斯万夫人站定在宛如紫藤绿廊的阳伞下，站在斑驳光影中与我谈话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①伊帕蒂阿，公元四世纪希腊女哲学家及数学家，以美貌博学著称。此处指法国一诗人关于她的诗句：“……天体仍在她那白色的脚下旋转……”。
　　
　　第二卷　　地名：地方
　　两年以后我与外祖母一起动身去巴尔贝克时，我对希尔贝特已经几乎完全无所谓了。我领受一张新面庞的风韵时，我希望在另一位少女帮助下去领略意大利峨特式大教堂、宫殿和花园的美妙时，常常忧郁地这样想：我们心中的爱，对某一少女的爱，可能并不是什么确有其事的事情。那原因是：虽然愉快的或痛苦的梦绕魂牵混成一体，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将这种爱与一个女子联系在一起，甚至使我们以为，这种爱定然是由这位女子撩拨起来的；待我们自觉或不知不觉地摆脱了这种梦绕魂牵的情绪时，相反，这种爱似乎就是自发的，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发出来，又生出来献给另一个女子。不过，这次动身去巴尔贝克以及我在那里小住的最初时日，我的“无所谓”还只是时断时续的。（我们的生活很少按年月顺序，在后续的日里，有那么多不以年月为顺序的事情插进来。）我常常生活在更遥远的时光里，也就是比我热爱希尔贝特的前夕或前夕的前夕更久远的时光里。这时，再也不能与她相见，便顿时使我痛苦起来，就象事情发生当时一样。虽然曾经爱过她的那个我，已经几乎完全被另一个我所取代，但是从前那个我，会突然又冒出来，而这种时刻的来到，常常是由于一件小小不然的事，而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例如——我现在把在诺曼底的小住提前来说，我指的就是在巴尔贝克的小住——我在海堤上遇到一个陌生人，我听到他说：“邮政部司长一家”时，（如果我当时还不知道这家人家对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影响的话）我大概会觉得这句话毫无用处；可是对于与希尔贝特长期分离已经肌消神损、忍受巨大痛苦的我，这句话会引起我巨大的痛苦。其实希尔贝特当我的面与她父亲就“邮政部司长”之家谈过一次话，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再想到这个。对爱情的回忆并不超出记忆的普遍规律，而记忆规律又受到习以为常这个更为普遍的规律之制约。习以为常能使一切都变得淡漠，所以，最能唤起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的，正是我们早已遗忘的事情（因为那是无足轻重的事，我们反而使它保留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所以我们记忆最美好的部分乃在我们身外，存在于带雨点的一丝微风吹拂之中，存在于一间卧房发霉的味道之中，或存在于第一个火苗的气味之中，在凡是我们的头脑没有加以思考，不屑于加以记忆，可是我们自己追寻到了的地方。这是最后库存的往日，也是最美妙的部分，到了我们的泪水似乎已完全枯竭的时候，它仍能叫我们流下热泪。是在我们身外吗？更确切地说，是在我们心中，但是避开了我们自己的目光，存在于或长或短的遗忘之中。唯有借助于这种遗忘，我们才能不时寻找到我们的故我，置身于某些事情面前，就象那个人过去面对这些事情一样，再度感到痛苦，因为这时我们再也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个人，那个人还爱着我们今天已经无所谓的一切。在惯常记忆的强光照射下，往日的形象渐渐黯然失色，模糊起来，什么也没有剩下，我们再也不会寻找到它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几个词（如“邮政部司长”之类）没有被小心翼翼地锁在遗忘中，我们就再也不会寻找到它，正如将某一书籍存在国立图书馆一册，不这样，这本书就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但是这种痛苦和这种对希尔贝特的再生之爱，并不比人们梦中的痛苦和再生之爱更持久。这一次，倒是因为在巴尔贝克，旧的习惯势力再也不在这里，不能使这些情感持续下去了。习惯势力的这种效果之所以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这是因为这个习惯势力遵循着好几条规律。在巴黎，借助于习以为常，我对希尔贝特越来越无所谓。我动身去巴尔贝克，改变习惯，即习惯暂时停止，便圆满完成了习以为常的大业。这习以为常使事物变得淡漠，却又将事物固定下来，使事物解体却又使这种解体无限地持续下去。数年来，每一天我都好好歹歹将我的精神状态套在前天精神状态的套子上。到了巴尔贝克，换了一张床。每天早上有人将早点送至床边，这早点也与巴黎的早点不同，这大概就再也支持不住我对希尔贝特的爱所赖以生存的想法了：有时候（这种时候很罕见，确是如此），久居一地会使时日停滞，赢得时间的最好办法便是换换地方。我的巴尔贝克之行正如大病初愈的人第一次出门一样，单等这一时刻来到，便可发现自己已经痊愈了。
　　从巴黎到巴尔贝克这段路程，如今人们一定会坐汽车走，以为这样会更舒服一些。这么走，在某种意义上，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