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1

　　“怎么，这是鼎鼎大名的画家埃尔斯蒂尔，你们不认识？”
　　他对我们说。
　　有一次，斯万在我面前提过这个名字。怎么提起来的，我完全忘记了。但是，某一记忆的疏忽，与看书时对某一句子成分疏忽一样，有时不是促进把握不定，反而促进了过早的肯定。
　　“他是斯万的一位朋友，是非常著名、身价极高的艺术家，”我对圣卢说道。
　　顿时，犹似一个寒颤传到他身上和我身上，我们两个人都想到，埃尔斯蒂尔是一位大艺术家，名人。然后，我们又想到，他把我们与其他用餐人混成一团，肯定不会料到，想到他的天才，使我们多么激动。他对我们的崇拜一无所知，他也不知道我们认识斯万。如果我们没有来洗海水浴，大概我们也不会受到这场折磨了。但是，我们还迟迟停留在无法让热情保持沉默的年龄上，又设身处地想到隐姓埋名似乎令人压抑的生活，于是我们写了一封信，署上我们的名字。在信中，我们向埃尔斯蒂尔披露，坐在他几步开外地方的两个用餐者，是对他的才能极为倾倒的两个业余爱好者，是他的好友斯万的两个朋友。在信中我们要求向他致以敬意。一个侍者担当了将这封信函送交那位名人的任务。
　　埃尔斯蒂尔虽然已经颇有名气，但是那时节，可能他还没有饭店老板声称的那样有名，稍微过了几年之后，他才大有名气。他是在这家饭店还仅仅是农庄一样时，最早来到这里居住并带来一群艺术家的人（那些艺术家，一俟人们在简单的挡雨披檐下露天吃饭的农庄变成阔气的用餐中心，便全部迁徙到别处去了。埃尔斯蒂尔本人与妻子住在距此不远的地方，只因妻子不在，他此刻才又到饭店来）。一位伟大的天才，即使在他还没有得到承认的时候，也必然会激起某些崇拜现象。不止一个稍事停留的英国女人，极想打听埃尔斯蒂尔生活的情形，农庄的老板从英国女人所提的问题或画家收到国外许多来信中便得以猜度出几分来。这时老板更注意到：埃尔斯蒂尔作画时不喜欢别人打扰；月色皎洁时，他深夜起床，把一个小模特儿带到海边，让她裸体摆出姿势来。待他从埃尔斯蒂尔的一幅画中认出挂在里夫贝尔入口处的木制十字架时，不禁心中暗想，受了那么多累没有白费，游人的赞美也并非没有道理。
　　“就是这个十字架，”他瞠目结舌地反复说，“四块木头全在！啊，他费了多大的劲啊！”
　　可是，埃尔斯蒂尔送给他的一幅小小的《海上日出》是否价值连城，他倒不知道。
　　我们看到埃尔斯蒂尔读了我们的信，将信放进自己的口袋，继续吃饭，然后开始要他的衣帽，站起来要走了。可以十分肯定，我们的作法使他不快，我们现在真希望（也真害怕）他还没注意到我们时，就赶快溜掉。我们从来没想到一件事，可在我们看来那是最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对埃尔斯蒂尔的热情，我们不容许别人对这种热情的真诚表示怀疑，我们确实也可以拿等待时那颗悬着的心，愿意为这个伟人去赴汤蹈火来加以证明。但是这种热情，并非如我们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佩服，既然我们还从未看见过埃尔斯蒂尔的任何作品。我们情感的对象可能就是“大艺术家”这个空洞的概念，而不是一幅我们不曾见过的作品。充其量这是空洞的佩服，是没有内容的佩服的精神框架，感情骨架，也就是说，这是与童年紧密相连的某种东西，正像在成年人身上再也不存在的某些器官一样。我们还是孩子。然而埃尔斯蒂尔就要走到门口时，突然一拐弯，朝我们走来。我又惊又喜，紧张得无以复加。如果是几年之后，我就不会有这样的感受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能力越来越差，而对社交场合司空见惯又使人再也不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去挑起这样不同寻常的机会，去感受这样的激动了。
　　埃尔斯蒂尔坐在我们餐桌旁跟我们谈了几句。我数次与他提到斯万，但是他从未回答我。我开始认为他并不认识斯万。他倒没有因此就不请我到他在巴尔贝克的画室去看他。这个邀请，他并没有对圣卢发出，这是因为我说了几句话，使他认为我很喜欢艺术而赢得的邀请。即使埃尔斯蒂尔与斯万是亲密好友，斯万的推荐恐怕也不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在人的生活中，无利害关系的情感所占的比例要比人们想的大）。他对我极其和蔼可亲，比圣卢还要过之，正像圣卢的和蔼可亲超过一个小市民的殷勤一样。与一位大艺术家的和蔼可亲相比，贵族大老爷的和蔼可亲，再动人，也有演戏、做作的味道。圣卢千方百计讨人喜欢，而埃尔斯蒂尔喜欢的是给予和献身。他拥有的一切，思想，作品，以及他认为次之又次之的其余东西，都会兴高采烈地送给一个理解他的人。但是他没有自己忍受得了的交际圈子，他在孤独中生活，还带有野性的成份。对此，上流社会的人称之为虚假作态，没有教养；当权者称之为思想有问题；邻舍称之为神经病；家人称之为自私和傲慢。
　　肯定，最初时，即使在孤独中，他也愉快地想过，对于那些不理解或触犯过他的人，他通过作品与他们交谈，使他们对自己有充分了解。说不定他独自生活，并非出自对他人漠不关心，而是出自对他人之爱，正如我为了有一天能以更可爱的而目重新出现而放弃了希尔贝特一样。说不定他的作品就是为某些人画的，犹似返回他们之中。在这个返回中，人们虽然没有看见他本人，但是会喜欢他、钦佩他，谈论他。不论是病人也好，修道士也好，艺术家也好，英雄人物也好，当我们以当初的心态决定放弃什么的时候，一开始并不总是完全彻底的，后来，由于反作用，才对我们发生影响。如果说他曾经希望为某些人作画的话，那么作画的时候他可是为自己活着，远离他已经漠然视之的社会。孤独的实践使他爱上了孤独，正象我们一开始对任何大事都恐惧万分一般。因为我们知道这大事与更小的事不相容，而我们将小事看得很重。大事并没有剥夺掉我们的小事，而更多的是使我们脱离小事。在没有经历大事之前，我们的全部心思都在想知道我们可以在什么程度上将其与某些小小的快活调和，一旦我们经历了大事，那些小小的快乐便再也不成其为快乐了。
　　埃尔斯蒂尔并没有与我们交谈很久。我准备那之后两、三天内到他的画室去。但是，这个晚上的第二天，我陪外祖母从海堤尽头往卡那维尔悬崖方向去散步，回来走到直通海滩的一条小街拐角处时，我们与一个少女迎面而见。她低着头，像一头被人驱赶而很不情愿回圈的牲口，手里拿着高尔夫球棒，身后跟着一个盛气凌人的男士。此人很可能是他的“英国女家庭教师”，或是他一位女友的“英国女家庭教师”。那人与贺加斯①《杰弗莱一家》中的肖像十分相像，面孔红红的，大概他最喜欢的饮料不是茶，而是杜松子酒。他蓄着花白而浓密的唇髭，没嚼完的嚼烟支出黑黑的一个弯钩。把唇髭又加长了一截。走在他前面的小姑娘，与那一小帮少女中那个戴着马球运动员式的黑色女帽、面颊丰满、面孔呆板却有着含笑的双眸的那个十分相像。此刻回家的这一个也戴着一顶黑色马球帽，但我觉得她比那一个更漂亮，她的鼻子线条更直，下部的鼻翼更宽，肉更多。其实，那一个在我面前显得是一个面色苍白而又傲气十足的姑娘，而这一个则显得是一个被制服了的孩子，面色红润。不过，由于她推着一辆一样的自行车，也戴着一样的鹿皮手套，我得出结论说，所见之差异可能是我所处的位置不同，情景不同所致，因为不大可能在巴尔贝克还有面孔如此相似、短打扮中又集中了同样特点的第二个姑娘。她飞快地往我这边扫了一眼。此后的日子里，当我又在海滩上看见这一小帮人，甚至以后我认识了组成这一帮的所有少女之后，我都从未敢绝对肯定，她们当中的哪一个——甚至在所有的人当中，与她最相像的那个推自行车的姑娘，就是我那天晚上在海滩尽头、街角上看见的那个少女。那个少女与我在这一帮子中注意到的那个，虽然差别不大，但毕竟是有些差别的。
　　
　　①贺加斯（1697—1764），英国画家，木刻家，生于伦敦。其作品常具讽刺性，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性格和风俗画派。其肖像画《杰弗莱一家》画的是律师杰弗莱，其妻及其二子女。也有另一种“版本”，不是律师杰弗莱，而是杰弗莱将军。此处不知指哪一幅。
　　前些日子，我特别想那个高个子姑娘。但从那天下午开始，便是那个持高尔夫球棒，推想她是西莫内小姐的这个姑娘重又搅得我六神无主了。她与别人在一起时，常常停下脚步，迫使她的女友们——看上去她们对她很尊重——也中止行进。我现任眼前仍然浮动着她停下脚步，马球帽下闪光的双眸，这身影映在大海在她身后为她构成的屏幕上，她与我之间，隔着透明的碧蓝的空间和自那时以来流逝了的时间。这面庞的第一个影像，在我的记忆中非常单薄，我向往着、追寻着，后来又将它遗忘，然后又找到了它。自耶以后，我常常将这面庞映在往昔上，以便面对一个在我房间里的少女时，心中可以这样暗想：“就是她！”
　　可是，我最想结识的，可能还是那个面色如绣球花、有绿色眸子的姑娘。何况，不论哪一天我更希望见哪一个，即使没有这一个，其余的姑娘也足以使我心情激荡。我的欲望，即使这一次基本扑在这个身上，下一次又基本扑在那个身上，但是仍像第一天我那模糊的视觉一样，我的欲望继续将她们聚集在一起，继续将她们当成一个单独的小世界。一个共同的生命使这个小世界活跃起来，大概她们也企望构成这个单独的小世界吧！如果我成了其中一个的男友，我大概就能进入——就象一个细腻的异教徒或一个小心谨慎的基督徒到了蛮夷之中——一个令人更加年轻的圈子里去。这个圈子洋溢着健康，无意识，肉欲，狠毒，非智性和快乐。
　　我向外祖母讲述了与埃尔斯蒂尔的匆匆一晤，她为我能从埃尔斯蒂尔的友情中得到各种精神收获而感到高兴，认为我到此刻尚未去拜访埃尔斯蒂尔，既荒谬绝伦，又对人缺乏热情。可是我一心只想着那一小帮子，对于这些少女何时从海堤上经过没有把握，我不敢远离。外祖母对我衣冠楚楚也大为惊讶，因为我突然想起了直到那时一直扔在箱底的礼服。我每天更换一件，不重样，甚至给巴黎写了信，让他们给我寄新帽子和新领带来。
　　在巴尔贝克这样的海滨休养胜地，如果一位美丽少女，一个卖海鲜、糖果或鲜花的女郎，其面庞在我们的心中用鲜艳的色彩描绘出来，对我们来说每天从清晨开始，便成为在海滩上度过的那些游手好闲而又阳光普照的日子的目标，生活便增加了极大的魅力。这样的日子虽然无事可干，象某些工作日一样轻松，但是给引到了某个方向上，受到了磁铁的吸引，朝某一即将到来的时刻稍微翘起了一点，这就是人们一面买油酥饼、玫瑰花、菊石，一面由于在一个女性面孔上见到了犹如纯洁地撒在一朵花上的鲜艳色彩而兴高采烈的时刻。但是，首先，这些小商贩，人们至少可以与她们讲话，这便免得用想象去建造简单视觉向我们提供的方面以外的其他各方面，去重新创造她们的生命，去夸大她们的魅力，如在一幅肖象画面前那样。特别是，正因为跟她们讲话，便可以得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刻，可以再次见到她们。可是就那一小帮少女而言，对我来说，却绝非如此。她们的习惯，我不知晓。某些日子，不见她们的踪影，不知道她们不出现是何种原因。我便想找出一个规律，是否她们不出现有固定的时间，是否只能每两天看见她们一次，或者是与天气如何有关，抑或是否有些日子就永远也见不到她们。我事先将自己想象成她们的朋友，并且对她们说：“哪天哪天，你们不在吗？”
　　“哪，对，那天是星期六，星期六我们从来是不来的，因为……”我还想寻找一个答案，即：如果知道凄凉的星期六，怎么玩命也没有用，你尽可以在海滩上东奔西窜，坐在点心铺子门前，装作吃奶油糕点，走进稀奇小玩艺儿商店，等待洗海水浴时刻到来，音乐会开始，涨潮来到，日落，夜幕降临，反正看不见心中向往的那一小群人，是否事情就同样简单呢？
　　那要命的日子，可能一个星期内不只是重来一次。可能不一定非在星期六降临。可能某些气候条件对此也有影响，抑或与气候条件完全无关。对于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