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1
眼前看看,现在女帽是否跟我记忆中那低矮得就跟一个花环那样的帽子一样迷人。现在女人戴的帽子都其大无比,顶上还装饰着果子和花,还有各式各样的小鸟。斯万夫人当年穿了俨然象王后一般的袍子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希腊撒克逊式的紧身衣服,带有希腊塔纳格拉陶俑那种皱褶,有时还是执政内阁时期的款式,浅底子的花绸上面跟糊墙纸那样缀着花朵。当年可能有幸跟斯万夫人在玛格丽特王后小道上散步的先生们头上,现在再也看不见有戴灰色高顶礼帽或其他式样的帽子的了。他们如今是光着脑袋上街。眼前这景象中的形形色色的新玩意儿,我简直难以相信它们一个个都能站得住脚,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甚至是否都有生命;它们支离破碎地在我眼前过去,纯属偶然,也无真实可言,它们身上也没有我的眼睛能以象往日那样去探索组合的任何美。女子都是平平常常,要说她们有什么风度,我是极难置信的,她们的衣着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我们心中的一个信念消失时,有一个东西却还依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强烈,来掩盖我们丧失了的赋予新事物以现实性这种能力——这个东西就是对旧事物的偶像崇拜式的依恋,仿佛神奇之感不生自我们之身而存于这些旧事物之中,仿佛我们今天的怀疑有其偶然的原因,那就是众神都已死了。
①槲寄生为常绿小灌木,茎和叶子中医入药。
我心想:真是可怕!人们怎能觉得这些汽车跟当年的马车一样有气派呢?我也许岁数已经太大了,我可看不惯这么个世道,女人居然裹在都不是用衣料缝成的衣服里。当年聚集在这优雅的红叶丛底下的人现在都已烟消云散,庸俗和愚蠢取代了它们一度荫庇的精巧优美,再到这些树底下来又有什么意义?真是可怕!今天已不复有什么风度可言,我只好以思念当年认识的那些女子聊以自慰了。现在这些人出神地看着那些帽子上顶着一个鸟笼子或者一个果园的怪物,他们又怎样体会到斯万夫人头戴一顶普普通通的浅紫色带褶帽或者仅仅笔直地插上一支蝴蝶花的小帽时是何等迷人呢?在冬日的早晨,我碰上斯万夫人徒步行走,身穿水獭皮短大衣,头戴一顶普普通通的贝雷帽,只插两支山鹑毛,然而单凭她胸口那小束紫罗兰就可以想见她家里是温暖如春——那花开得如此鲜艳如此碧绿,在这灰色的天空、凛冽的寒风、光秃的树木当中,它有着这样的魔力,就是仅仅把这季节和这天气当作一个背景,而实际却生活在人的环境之中。生活在这个女子的环境之中,跟那些在她客厅燃着的炉火旁边、丝绸沙发前面的花盆和花坛当中透过紧闭的窗户静静看着雪花纷纷落下的花儿具有同样的魔力:我那时的情感,又怎能叫那帮人理解?再说,对我来说,光让服饰恢复到当年那样子还是不够。一个回忆当中的各个部分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而我们的记忆又保持这些部分在一个整体中的平衡,不容许我们有一丝克扣,有一毫抛弃,所以我都真想能在这些妇女当中哪一位家里度完这一天,面前一杯香茶,在漆着深色的墙壁的套间(就象是这篇故事的第一部分结束的次年斯万夫人住的那一套一样),墙上映照着橙色的火光,炉子里是一片火红,在那十一月的薄暮中闪烁着菊花玫瑰色和白色的光芒,而那时刻就跟我没有能得到我所向往的那些乐趣的那会儿相象——这点我们会在后面看到的。然而现在,这样的时刻虽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结果,我还是觉得它们本身就含有充分的魅力。我真想重新得到这样的时刻,完全跟我在回忆中的一样。唉!如今已经只有路易十六款式的房间了,四面都是点缀蓝色绣球花釉面的白墙。再说,现在人们都要很晚才从外地回到巴黎来。如果我写信给斯万夫人,请她帮我来把我感到已经属于遥远的岁月、属于已不容我追溯的年代的某些内容(这个愿望本身已无法得到,就如我当年徒然追求的那个乐趣一样无法得到)追补出来的话,她会从乡间的别墅回信,说她要到二月才能回来,那时菊花早已凋谢了。此外,我也真希望依然还是当年那些女子,那些服饰使我感到兴趣的女子,这是因为,在我还有所信仰的岁月,我的想象力曾把她们一一赋予个性,给她们每一个人都编上一篇传奇。唉!在槐树路,也就是《埃涅阿斯纪》中的爱神木路,我倒见到了几位,老了,都只是她们当年风韵的可怕的影子了,她们在维吉尔的树丛中徘徊踯躅,绝望地不知在搜寻些什么。她们都早就离开了,我可还在向那空无一人的小道打听。太阳隐藏起来了。大自然又开始统摄这个林园,把它说成是妇女乐园这种想法早已烟消云散;人工堆砌的磨坊上是一片十足的灰濛濛的天空;风吹皱了大湖,吹起了层层涟漪,倒象是一个真正的湖泊;大鸟迅捷飞越林园,倒象是飞越一个真正的树林,一面发出尖叫,一面纷纷栖息在高大的橡树之巅;这橡树的树冠真象高卢时期德落伊教祭司的花冠,而又以古希腊多多内祭司的权威,仿佛在宣告这已经另作他用的森林已经荒无人烟,这倒有助于我明白在现实之中去寻找记忆中的图景是何等的矛盾,后者的魅力得之于回忆,得之于没有通过感官的感受。我当年认识的现实今日已经不复存在。只要斯万夫人不在同一时刻完全保持原有的模样到来,整条林荫大道就会是另一副模样。我们曾经认识的地方现在只处于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世界,我们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才给它们标出一个位置。它们只是构成我们当年生活的相邻的诸印象中间的一个小薄片;对某个形象的回忆只不过是对某一片刻的遗憾之情;而房屋、道路、大街,唉!都跟岁月一样易逝!
第二部 在少女们身旁
第一卷 斯万夫人周围
在商量请德·诺布瓦先生第一次来家吃饭时,母亲说,遗憾的是戈达尔教授目前在外旅行,她本人又完全断绝了与斯万的交往,否则这两位陪客会使那位卸任的大使感兴趣的。父亲回答说,像戈达尔这样的显赫上宾、著名学者,会使餐桌大增光彩。可是那位爱好卖弄、唯恐旁人不知自己结交了达官贵人的斯万,其实只是装模作样的庸俗之辈,德·诺布瓦侯爵会用“令人恶心”这个词来形容斯万的。对父亲的这个回答我得稍加解释。某些人可能还记得,戈达尔从前十分平庸,而斯万在社交方面既谦和又有分寸,含蓄得体。但是我父母的旧友斯万除了“小斯万”、赛马俱乐部的斯万之外,又增添了一个新头衔(而且不会是最后的头衔),即奥黛特的丈夫。他使自己素有的本能、欲望、机智服从于那个女人的卑俗野心,尽力建立一个适合于他伴侣的、由他们两人共有的新的地位,这个新地位大大低于他从前的地位。因此,他的表现判若两人。既然他开始的是第二种生活(虽然他仍然和自己的朋友单独来往。只要他们不主动要求结识奥黛特,他不愿意将她强加于他们),一种和他妻子所共有的、在新交的人之间的生活,那么,为了衡量这些新友人的地位,也就是衡量他们的来访给自己的自尊心所带来的愉快,他所使用的比较尺度不是自己婚前的社交圈子中最杰出的人物,而是奥黛特从前的朋友,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即使人们知道他乐于和粗俗的官员以及政府部门舞会上的花瓶——名声不好的女人来往,但他居然津津乐道地炫耀某办公室副主任的妻子曾登门拜访斯万夫人,这未免使人愕然,因为他从前(至今仍然)对特威肯汉城①或白金汉宫的邀请都曾潇洒地保持过缄默。人们也许认为昔日风流倜傥的斯万的纯朴其实只是虚荣心的一种文雅的形式,他们也许认为我父母的这位旧友和某些犹太人一样,轮流表现出他的种族所连续经历的状态,从最不加掩饰的附庸风雅,最赤裸裸的粗野,直到最文雅的彬彬有礼。然而,主要原因——而且这普遍适用于人类——在于这一点,即我们的美德本身并不是时时听任我们支配的某种自由浮动的东西,在我们的思想中,美德与我们认为应该实践美德的那些行动紧密相连,因此,当出现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时,我们束手无策,根本想不到在这个活动中也可以实践同样的美德。斯万对新交无比殷勤,眉飞色舞地一一举出他们的姓名,这种态度好似那些谦虚或慷慨的大艺术家:他们在晚年也许尝试烹饪或园艺,为自己的拿手好菜或花坛沾沾自喜,只能听夸奖,不能听批评。但一旦涉及他们的杰作,他们是乐于倾听批评的;或者说,他们可以慷慨大方地赠送一幅名画,可是在多米诺牌桌上输了四十苏却满不高兴。
①此城是法国奥尔良王族流亡英国的居住处。
谈到戈达尔教授,我们将在很久以后,在拉斯普利埃宫堡维尔迪兰夫人府上再次和他长久相聚。此刻,关于他,只需首先提请注意一点。斯万的变化严格说来无法使我惊讶,因为当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看见希尔贝特的父亲时,这变化已经完成,只是尚未被我看透罢了。再说他当时没有和我讲话,不可能向我吹嘘他那些政界朋友(即使他这样做,我多半也不能立即觉察到他的虚荣心,因为长时期形成的对某人的看法使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母亲也是一样,在三年里,她竟然没有觉察到侄女嘴上的唇膏,仿佛它溶解在流体之中无影无踪了。直到有一天,过浓的唇膏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引起了所谓超饱和现象,于是从前没有看见的唇膏结成晶体,母亲突然看见了缤纷的彩色,大叫可耻,如同在贡布雷一样,并且几乎断绝了与侄女一切来往)。戈达尔的情况却相反,他在维尔迪兰家目睹斯万跨进社交界的那个时期已经相当遥远,而岁月的流逝给他带来了荣誉和头衔。其次,一个人尽可以缺乏文化修养,尽可以做愚蠢的同音异词的文字游戏,但同时仍可以具有一种任何文化修养所无法取代的特殊天赋,例如大战略家或杰出医生的天赋。在同行们眼中,戈达尔不仅仅是靠资历而由无名小卒终于变为弛名欧洲的名医。年轻医生中之佼佼者宣布——至少在几年内,因为标准既然应变化之需要而诞生,它本身也在变化中——万一他们染病,戈达尔教授便是他们唯一能以命相托的人。当然他们愿意和某些文化修养更深、艺术气质更重的主任医生交往,和他们谈论尼采和瓦格纳。戈达尔夫人接待丈夫的同事和学生,盼望有朝一日丈夫能当上医学院院长。人们在晚会上欣赏音乐,戈达尔先生却无意聆听,而去隔壁的客厅里玩牌。然而他的好眼力、他诊断之敏捷、深刻、准确,令人赞叹不已。第三点,关于戈达尔教授对我父亲这种类型的人所采用的声调和态度,应该指出,我们在生活的第二部分所显示出的本质可能是第一本质的发展或衰败、扩大或减弱,但并不永远如此,它有时是相反的本质,是不折不扣的反面。戈达尔青年时代的那种迟疑的神情、过分的腼腆与和蔼曾使他经常受人挖苦,当然迷恋他的维尔迪兰家除外。是哪位慈悲为怀的朋友劝他摆出冷冰冰的面孔呢?由于他的重要地位,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在维尔迪兰家,他本能地恢复原貌,除此以外,在任何地方,他表现得冷若冰霜,往往是一言不发。而当他不得不说话时,他又往往采取断然的口吻,故意令人不快。他将这种新态度试用于求医者身上,既然求医者以前从未与他谋面,自然无法作比较。他们如果得知戈达尔并非生性粗鲁,准会大吃一惊。戈达尔极力使自己毫无表情。他在医院值班时,讲述同音异义的玩笑引起众人——从主任医生到新来的见习医生——捧腹大笑,而他的面部肌肉却纹丝不动。由于他剃去了胡须,他的面孔也完全变了样。
最后说说德·诺布瓦侯爵为何许人,战前①他曾任全权公使。五月十六日危机期间②他任大使。尽管如此,使许多人大为吃惊的是,他后来曾多次代表法兰西出使国外执行重要使命,甚至赴埃及出任债务监督,并施展他非凡的财务能力,屡有建树,而这些使命都是由激进派内阁委任于他的。一般的反动资产者都拒绝为这个内阁效劳,更何况德·诺布瓦先生:他的经历、社会关系和观点都足以使他被内阁视为嫌疑分子。然而,激进派的部长们似乎意识到此种任命可以表明他们襟怀坦白,以法兰西的最高利益为重,说明他们不同于一般政客,而当之无愧地被《辩论报》称为国家要人。最后,他们可以从贵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及剧情突变式的出人意料的任命所引起的关注中得到好处。他们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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