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

　　　　要人容易，要找到素质好的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且，官邸的服务人员又不能随便找个张三李四，必须在安全上没有顾虑。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要担心，最后有人认为，那不如干脆找一些已经退休，可是以往的记录又不错的官邸老人，抵这些众多的空缺。　　　　
　　　　所幸，宋美龄有一些不错的干部，像她的空军武官宋亨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美国官邸的人，每周放假时，多数人不会讲英文，放假出门连坐地铁都不会，宋亨霖每逢同仁放假，便要随着大使馆的交通车出去，到了地铁站，再向放假同仁一一解说如何搭车。尽管宋美龄在美国官邸的人员素质不很一致，可是，由于部分老干部还在，所以，官邸事务仍旧井然有序。　　　　
　　　　之四　为宋美龄拍照纪实　　　　
　　　　（前言：董敏，是著名的摄影家，他是国际知名的甲骨文研究者董作宾先生的哲嗣，他的昆仲董玉京是蒋介石的御医之一，因为家族的关系，和官邸有所接触，加上他长年为圆山饭店拍摄商业照片，因而，官邸人员和他也有相当程度的熟识，基于这些因素，官邸才会找上他，为宋美龄和她的亲族拍全家照。官邸找他拍照时，正巧孔令侃和孔令伟都在宋美龄身边，大概，这是宋美龄想找人拍照的主因。以下就是他为宋美龄拍照经过的口述大要——）　　　　
　　　　1987年农历大年初一的下午，圆山饭店的张襄理忽然打电话给我，我听他的口气好像很神秘，一副什么大事要发生的样子：“老夫人要请你拍几张照片，你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下？”我心想，是张襄理交办官邸的事情，岂有不答应的？我毫不迟疑地答称：“可以啊，我这就去准备！”　　　　
　　　　我帮圆山饭店拍了不少照片，当然都以静态的建筑物照片为主，加上张襄理的电话里面，也没有明讲说要替宋美龄女士本人拍照片，因而，我一直误以为是要为老夫人一家，拍张新春全家福之类的照片，所以，我只随身带了几个广角镜头，什么柔光镜、长镜头都没有带。　　　　
　　　　车子进了官邸，那部车的司机，向福林路口的便衣警卫招了招手。便衣显然是认车不认人，看了看车里坐了哪些人，就打开路障，放我们通行。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士林官邸，我对里面的一景一物，都十分好奇。车子沿着蜿蜒的柏油路，直通官邸，那时尽管蒋经国先生还在，可是士林官邸的规模和气氛，仍旧和过去先“总统”蒋公在世的时候一样，绿荫如锦，宁静肃穆。　　　　
　　　　车子在官邸正门缓缓停下，这时，官邸内部的服务人员走了出来，侍卫人员探头往车里看了看，知道是夫人请来拍照的，就很客气地把我们接进官邸里面。　　　　
　　　　从外表看起来，官邸其实和一般的日本房子没有什么两样。进了官邸，屋里面似乎正在放暖气，所以感觉有点热乎乎的，还有些闷人，大概老夫人习惯在冬天放暖气的关系。在客厅坐定，我的目光立刻被官邸客厅墙上挂着的古画所吸引，正在看古画的时候，夫人随员从里头走出来，他轻声告诉我：“董先生，夫人有30年没有正式拍过照片了，总经理也是有几十年都不曾正式拍什么照片，他们马上下楼，你稍微坐一下。”我听这位随员说话，心里不禁一惊，因为原先我根本没想到是要为女士拍照片，所以，我根本没带拍人物需用的镜头，甚至连柔光镜都没准备，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取什么镜头，即使我现在就立刻赶回花园城家中，来回也要二个小时。我心里暗自犯嘀咕，都已经走到这步田地了，只有硬着头皮凭自己的技术。　　　　
　　　　心头忐忑不安地在一旁暗自盘算，这时，楼梯口响起了脚步声，我定神一瞧，正是宋美龄下楼来了。她身旁有护士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下楼来。那天，她穿着一件黑丝绒的旗袍。虽然她大概因为十多年前阳明山车祸的后遗症，导致腿部旧伤还经常复发，所以下楼的时候，尚需要随从和护士搀扶，然而精神看来却是十分硬朗，不像是一位年高八旬以上的老人。在老夫人身后，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官邸人称“大先生”的孔令侃，他的文采风流，学问渊博，可说是当时台北官场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人。孔二小姐那天还是和她往常一样，穿了套西装，和大先生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夫人的身后，一起走到大客厅。她和往常一样，皮鞋总是亮晶晶，西装也是笔挺清洁的，像是一个英国绅士。她的男装妆扮，是她向来最引人入胜的话题，尽管外面传说实在是多如牛毛，可是我都不太清楚内情。　　　　
　　　　一位随从这时走向我这边，问我：“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夫人和总经理已经下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官邸随员讲话的神情全都小心谨慎，声音也放得低，好像怕惊扰了老夫人的样子。这时，孔二小姐也走了过来，她看起来很客气，直截了当地问我；“在哪里拍照啊？就在客厅好不好？”我望了望官邸很宽敞的大客厅，暗忖这么大的空间里，到底什么地方最能衬托出官邸的特色和夫人的气质呢？心里正在盘问着自己，可是，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选择地点，夫人的随从人员好几双眼睛，都骨溜溜地直瞪着我瞧，好像马上就要决定什么军国大计似的。“董先生你找任何地方拍照都可以。”这时，我的眼睛扫过古画，我觉得那幅古画的画风，十分工整，应该是明清时期的画作，无疑那是真迹。我看中了这幅古画之后，我就告诉宋武官说；“就在这幅画的前面拍，你看怎么样？”这个地方位于卧房的旁边，背景柔和，光线适中。　　　　
　　　　我向某随从表达要在这个地方拍照的时候，一旁站立的侍从人员就像是木头人似的，呆立在那儿，听候上级的差遣。　　　　
　　　　某随从向孔二小姐报告。孔二小姐很和气地说：“好呀！就是这个地方很好！”于是，孔二小姐自己亲自动手搬了一张客厅里有雕花的法国椅子，摆到古画的前缘，然后把一旁的老夫人搀扶坐下，而后再和孔令侃二人站到老夫人的后面，表情严肃地站着让我拍照。我很快拿出带来的灯具，在那幅古画前面架开来。老夫人轻声在和孔二小姐和孔大先生交谈着，我很快地架好灯光，然后就向某随员说：“现在灯架好了，我们是现在拍还是再等会儿？”　　　　
　　　　某随从没直接答复，只是朝着宋美龄的方向看，似乎在等待女士的指示，大约夫人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对的眼神，他转过头来向我示意，可以开始拍了。我先为老夫人拍，然后依次是为老夫人、大先生、孔二小姐三个人合照，最后是为大先生和孔二小姐，分别拍个人照。　　　　
　　　　老夫人尽管从前是天生丽质，雍容华贵，可是毕竟岁月不饶人，在拍照之前，孔二小姐十分担心老夫人脸部肌肉会被我拍得太松弛，所以，她再三交待，要拍好看一点。可是，说实话，以老夫人当时的年龄（88岁），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色，我觉得已经相当不容易，当然，以老夫人的高雅气质，如果我把她拍坏了的话，确实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在面对老夫人掌镜、调整焦距的时候，我从镜头里面无意中发现老夫人的口红涂抹到嘴唇外边去了，她画的眉毛似乎也把眉线画断了，大概是老夫人自己化的妆，年纪大的人除了四肢比较不灵活之外，而且很容易发抖。可是当化妆的时候手发抖，自然容易把口红和眉线弄坏。当时我差点就讲了出来，可是我突然想到，反正拍完照片，回去还可以请我太太自己花点功夫，为老夫人做一番修整的工作，所以，我就立刻把快到嘴边的话，硬是一口把它吞了下去。　　　　
　　　　在为老夫人和大先生、二小姐拍合照的时候，我见到他们三个人都是一副表情严肃的模样，我就故意扮一个动作很小的笑脸，想逗他们发笑。可是，不管我的笑脸持续多久，他们三人说不笑就是不笑。后来，我知道要他们笑，大概比登天还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尽管我自己拍照就行了，不管老夫人等人到底笑不笑了。　　　　
　　　　我全神贯注地拍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拍完之后，随从人员边招呼老夫人进去休息，一方面还叫厨房，为我们预备了宁波式的点心，给我们享用。在吃点心的时候，我们继续聊，“你们大概清楚，我们总经理已经几十年没正式拍过照了，上次她拍照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哩！”　　　　
　　　　我早已听说，孔二小姐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是有名的“小帅哥”，来到台湾后她极少拍照，至于她为什么不喜欢拍照，真正原因我并不清楚。　　　　
　　　　厨房的点心端上来了，是一笼热腾腾的包子，我还记得包子的馅是雪里红。吃完包子，大家也谈得差不多了，就搭原车离开官邸。　　　　
　　　　回去不久，我就把当天拍的照片连夜赶工，冲洗出来，放出来一看，发觉老夫人的照片需要再做一些修正的地方，比如说她的眉线，大概是她的手曾抖动，所以有画断的地方，口红一如我前面说的，有些地方都画到嘴唇外边了，脸部肌肉也有松弛的地方，这虽是任何一位老人家外表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基于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责任，我必须为她做一些照片的修整工作。　　　　
　　　　我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全部交给我的太太去做，她大概也费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才把照片上宋美龄脸上出现的各种瑕疵修改了一番，总算不负所托，把老夫人和大先生、总经理的玉照，圆满完成。　　　　
　　　　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为蒋家家族成员拍照，但为夫人拍照，这毕竟还是我的头一遭，借此机会，我亲眼目睹了庐山真面目，我觉得她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可是她的气质和风范却丝毫不减当年。


下篇Ⅱ　草山落日第二章　两岸相隔，双龄对话

　　　　2。1 藕断丝连两岸情　　　　
　　　　长期以来，人们对宋氏姐妹在大陆政权易手后，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藕断丝连的情谊，有过相当程度的猜测，许多人相信，即使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双方尖锐对立的年代，即使在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施行白色恐怖的年代，这两位宋氏姐妹之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络和互通音信。　　　　
　　　　毕竟，不管是宋美龄也好，宋庆龄也罢，她们都是生活在深宫宅院里，她们身上存在着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秘密和玄机，这是一般人所无法轻易洞悉的。　　　　
　　　　就以二人是否私下隔海通电话，或是透过带信人互通信息的问题来说，在技术上，两岸通电话早就是一个很容易的技术性问题，不难解决。即使蒋介石有意阻隔两岸同胞通信通电，可是，如果宋庆龄和宋美龄透过海外友人，通电话或是通信的话，就是十个蒋介石也管不着。　　　　
　　　　根据官邸老人的回忆，士林官邸的电话系统是由军方出身的电信局人员，负责在官邸直接为蒋介石或者他的家属接通可以打到世界各地的电话或是电报，但显然如果要打到大陆的话，除了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要克服之外，还要让蒋介石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否则别人纵使有十个胆子，也未必敢做这种事情。　　　　
　　　　所以，宋美龄若是想瞒着蒋介石，从台湾打越洋电话给宋庆龄的话，恐怕并不容易。　　　　
　　　　然而，在蒋介石过世，特别是向来总管情报的蒋经国，也在1988年1月亡故之后，宋美龄是不是会利用她的特权，从台北私下打电话到北京，和一般老百姓一样，和自己的亲友电话闲谈，那就没有人可以置喙说有没有了。　　　　
　　　　当然，宋庆龄在1981年5月29日晚上去世，在此之后，宋美龄在大陆已经没有任何亲近的人，所以，她已经没有和大陆作私人通电话的必要。　　　　
　　　　根据宋庆龄生前嘱托，一位外国友人ISRAEL　EPSTEIN中文译名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的《宋庆龄》一书中透露，“在她逝世前三个月，廖承志给‘亲爱的叔婆’来了一封信，当时廖承志在中国外事工作及对台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意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原著，沈稣儒译，1992年11月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656～657页。）　　　　
　　　　爱泼斯坦上述文中所称的“大卫·金”；根据笔者的判断，可能就是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宋美龄长期以来最宠信的文胆兼私人总管，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