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狂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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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作了个深呼吸,松弛了下来,说:“对,说得对。
一封电报泄露了他们的天机。”
刘伯承说:“右纵队!军团侦得的情况,同这份电报说的完全一致,薛岳把部队到达贵阳的时间都是作了严格的规定。因此,我很同意毛泽东同志所作的分析和判断,继续前进,争取在他的先头部队的隙缝中穿过去。”
周恩来说:“好。这一来,我们就不应恋战,顶多小部队打打阻击,争取尽快进入黔北。”
毛泽东见周恩来认可他的分析和判断,心里很高兴,说:“恩来同志呀,我刚才说我是诸葛亮,是夸海口喽,你可别给我传了出去;要是传了出去,毛泽东自称诸葛亮,又要生出麻烦来。伯承同志是参谋,我算个参谋的参谋。”
周恩来笑了笑说:“你是政治局委员,红军的老政委,就说是诸葛亮,也是不为过的。就这样吧,伯承同志,请你从速把泽东同志和我刚才说的意思通报朱德同志,并告各军团长,北进黔北的决心不能动摇。最要紧的是刚才泽东同志讲的,找缝子钻过去。”
刘伯承说:“我马上去给总司令汇报。”
果然,如同舞台上的两队舞蹈演员变换队形一般,中央红军从敌人的隙缝中钻了过去,越过了湘黔公路。一越过湘黔公路,两路纵队连克镇远、施秉、黄平、余庆数县,于12月31日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猴场地区。
中央红军从进入贵州以来,从黎平算起,长驱数百里,连克十几城,部队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军心大振,情绪很高。就在这种情况下,博古和李德的头脑又热起来了。转移行军中,博古和李德是经常走在一起的,宿营住房子,大都住在一间房子里,两个人又都精通俄语,嘀咕事情很方便。这天,部队一到猴场宿营地,李德看了看地图,便高兴地跳了起来,跟博吉说:“太好了,太好了!博古同志,不必去黔北了,完全不必去黔北了。大好机会,应该向东折向湘鄂西,同2、6军团会合。利用现成的根据地,是可以打些好仗的,可以推进整个中国革命的事业!”博古也动心了,说:“有道理,这里离2、6军团越来越近了,部队拉到川黔边,等于到了湘鄂西。”李德还说:“就是照毛泽东避实就虚的理论,我们也该去湘鄂西。薛岳兵团已西进贵阳,黔东北正好空虚。还有,中央红军即使到了川黔边,到时候还不是有个会合的问题?你们中国同志总是批评‘毕其功于一役’,我就不理解,毕其功于一役有什么不好,难道非得毕其功于两役,三役,四役?”伍修权在一旁听了直发笑。李德问:“你笑什么?”伍修权说:“一役不行,当然得两役,三役,乃至四役啦。”李德说:“那你说,这去黔北和去湘鄂西的问题,是一役好呢,还是分作两役好呢?”伍修权看了博古一眼,有话没敢说。博古说:“有话说嘛!”伍修权说:“去川黔边是黎平会议定了的呀。”博古说:“我们再开个会改过来嘛!本来,从黎平出发,我们就电告过2、6军团,要他们给予配合。其实,战争情况下,也不必事事都开会做决定,指挥员有权变更某些作战方案。”李德说:“对,我找朱德下命令,部队暂停过乌江。”
一场风波就这么挑起来了。李德找到朱德说:“部队不要过乌江了,该向东北折向湘鄂西。此事我同博古商量过,他同意的。”朱德听了伍修权的翻译,愣了好一阵,只跟伍修权说:“不过乌江了?‘三人团’开会了?”伍修权说:“是他们两个人嘀咕的。”朱德又问:“黎平的决定不作数了?”伍修权说;“我也这么说呢。你快去找找周恩来同志吧。”李德见朱德只跟伍修权在对话,说:“他怎么样啊?他好像不大想执行?”伍修权只好跟朱德说:“他想知道你是执行还是不执行?”朱德说:“你告诉他,我是军委主席,这样大的变动,我得听中央的!”说着,他扭头走了。
朱德想,黎平会议后,李德不可能再那么享受特权,有什么事情,周恩来会直接给他说的。他连忙找到周恩来,问道:“部队不过乌江了,你知道吗?”周恩来一怔说:“谁说的?”朱德说:“德国的那个小老德说的,说博古也同意了。”周恩来这才想起来,昨天李德真还在他面前嘀咕过一句:“部队是不是还有必要在这里过乌江?”当时他没在意,以为李德说的是渡江位置问题。此刻周恩来有点火了,说:“不行,作这样的变动,就是‘三人团’议决了也不合适。去黔北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我找毛泽东。”周恩来转身便去找毛泽东。他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正好王稼祥和张闻天也在,他便转述了朱德说的李德和博古提出的问题,说:“部队正在做抢渡乌江的准备,你们的意见怎样?”王稼祥叹道:“我没说错吧?我说这个东西子,这样下去不行。”他没有明说“组织”问题,他怕刺激了周恩来。张闻天也阴阴阳阳地说:“看来,明天的元旦也过不好了。”毛泽东说:“恩来啊,才开会定下来的东西,就这么变了不好吧?”周恩来说:“只好再开一次会了?”王稼祥说:“开,开!要不这双脚对这张嘴有意见哩,说是我累着你倒闲着。”张闻天恼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老毛,你脑子好,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说:“要我说呀,”他点着自己的脑袋:“基本思路错了,就是比较难办,改起来挺费事的。我们最近这一段的形势不是还不错吗?恐怕是脑子里的那根虫又动起来了。别看李立三去苏联了,批评李立三的调子也挺高的,但那个李立三还在自己的脑子里:到湘鄂西去吧,贺龙办了酒席在等着我们喽,那里离长沙很近喽!要不,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别的理由找不到嘛。嘿,你别说,我还真想过一下子,要是到湘鄂西去,一个短时期里,可能比较去黔北要轻松一点。但是,同志们呐,长远考虑,不行。在那里,向北向西是长江,那里的长江我们过得去吗?向东向南,还是湖南、江西。所以,还是要作长期打算才行,苦一点也没法子。说来也真费思量啊,一个外国人,耐不住性子,倒也罢了;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是要把中国革命的日程表放长一点才好,是不是?不说了,开个会再谈谈吧。”
在猴场,1935年的元旦,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转移方向问题。这次会议,是由周恩来提议召开的,由博古主持。由于有黎平会议的基础,阵线是很清楚的。毛泽东事前又跟王稼祥和张闻天打了招呼,说是看在部队正在积极作渡江准备的份上,不要提组织问题,争取开个短会。因此,尽管会议来得突然,却没有黎平会议上的那种大吵大闹。会议一开始,博古便陈述了他和李德关于改变去川黔边的决心的理由,接着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三言两语,除了何克全没吭声,没有一个赞同改变去黔北的决心的,都认为,“扩大会议的决议是不能随便改变的,目前的敌情也不足以使我们改变原来的决心。”博古感到很恼火,说:“折向湘鄂西,怎么能说是改变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在黎平决定北进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了同2、6军团会合的问题。现在不过是付诸实施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倒不能这么说,黎平决议的主要之点是去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我看,还是请泽东同志谈谈吧,他的意见也许能充分一点。”博古说:“请吧。”王稼祥又在一旁递了一句:“抓紧点,我还要过年哩。”
毛泽东说:“中国的事情挺复杂的,知其一好办,知其二就不那么好办,要知其三知其四,恐怕就更难了。为什么要念念不忘同2、6军团的会合呀?我们同2、6军团会合的目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发展自己,打几个好仗,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么?根据这个思想,我们有什么理由放弃去川黔边?那里不正是可以搞那么一块根据地,发展自己,争取打几个好仗么?现在来个否定之否定,折向湘鄂西,不妥。第一,我们已经要2、6军团向常德方向打几仗,他们现在的位置到底在哪里,我们还不得而知,再要像6军团那样找来找去,天老爷恐怕不会给我们那么多的时间。就说我们去了,同他们会合了,要在那里长久下去,也是不行的,那里的地理位置不合适,这一点我已经同一些同志谈过。第二,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眼前敌情的变化还不足以使我们改变去黔北的决心。薛岳兵团西进贵阳只是他的直接目的,他的进占贵阳是针对王家烈的,他的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他还会掉过头来尾追我们,现在还不能说他已经放弃了阻拦我同2、6军团会合的打算。因为,他沿湘黔路再向东机动,是很方便的。第三,要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个敌人主要是薛岳、吴奇伟、周浑元,而要同蒋介石的这个嫡系打几个好仗,在黔东北地区是有困难的,那边还有个刘建绪,他是专事等着我们去同2、6军团会合的,他可以同薛岳取得密切的协同;另外,在川鄂边还有个徐源泉,此人不可小看,湖北黄冈人,科班出身,南洋讲武堂的,手头有好几个师。我们要往那边去,弄不好还是钻口袋。这里,我顺便说说钻口袋的问题。这个钻口袋的问题,我们要完全避免是很难的,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到哪里,蒋介石就在哪里画个圈圈,一个圈圈就是一个口袋。但是,口袋与口袋不一样,有的是纸口袋,有的是布口袋,有的口袋是裹了铁皮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选好口袋;二是要学会从口袋里钻出来,而不是钻进去。我们不沿湘西那条路去同2、6军团会合,就是不去钻那个铁皮做的口袋。第四,有人说了,到川黔边,不是同样要惊动刘湘么?刘湘和薛岳、王家烈南北夹击我们怎么办?我说,刘湘到底能深入黔境多少,还难得说。他背后还有个红4方面军,刘湘在红4方面军面前是败军之将,他不怕徐向前过了嘉陵江?当然,到黔北遵义地区也不是没有困难的,问题在于那方面的困难少一点,好对付一点。没法子啊,在现在的中国,要想找一块对共产党和红军没有困难的地方,是找不到的。说来说去我是一句话,就是想到黔北去发展一下,寻机打几个好仗。湘江一仗没有打好,我是一直不服这口气的!”
毛泽东的话不算短,可似乎在不该结束的时候结束了。他好像应该讲到某些人头脑中的那条“虫”,但他没有讲,连边都没有挨一下。他拿住一条,只讲军事,不涉及其他。在他的长篇发言中,李德听着伍修权的翻译,一句没吭。在听了毛泽东最后一句话的翻译后,李德竟掏出一张小手帕来擦拭着自己的眼睛,完了跟伍修权小声道:“我这是到中国来,从他嘴里听到的最有人情味的一句话……”
周恩来望着博古,想知道博古是不是有作结论的话。等了片刻,博古没有话。周恩来说:“既然又开了一个会,自然应该有点记录才好,又考虑到是军事指挥上的问题,我这里写了几条,是不是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