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的满族少年自我奋斗的成长时期；求学、写作、抗战、赴美的中年、壮年时期；从归国到“反右”再到“文革”的生命后期。而老舍在这两种经历中形成的生与死的体验和意识，像川端康成一样，对文学创作和最后的自杀，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川端的父亲病故时，他只有两岁。而1900年老舍的父亲牺牲时，他才一岁。老舍对父亲的死来自母亲的记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是在巷战中抵抗的一名正红旗护军士兵，因洋兵的子弹打燃了他身边撒落的火药，而被烧死。老舍没有父亲，母亲又没有奶，只好天天吃棒子面与咸菜，身体发育不好，长得十分瘦弱，到三岁时还不会说话和走步。一家的生活全靠母亲给人洗衣、补衣勉强维持。老舍是靠了乐善好施的一位大善人的资助，才进入了学堂接受教育。否则，他可能只是一个文盲家庭的穷苦孩子。
　　与川端不同的是，老舍父亲的死不单单是一位家庭至亲的突然亡故，因为他的死已同时具有了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意味。从家庭来看，父亲的死无疑给老舍留下了无可弥补的“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家难；而从社会来说，父亲身体里流出的是牺牲者的血，成了老舍认识死亡意向最初的象征符号——国仇。因而，老舍的现实死亡观胚胎的最初形态起因于国仇家难，这也决定了老舍在人生许多关口，当面临死亡时，他都能表现得相对理性。当然，在表述上又是十分感性的，也相对具有“迷恋死亡”的审美色调。但老舍最后的自杀，与川端、海明威等还是有所不同，如果不是发生了“文革”，他大概不会像他们，出于纯艺术的因素追求死亡。他的死亡意识在与艺术有关的同时，更与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这从老舍自己写下的由青年、中年直到晚年对死亡的认识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文本里的“非正常死亡”（4）

　　1922年10月10日“双十节”，在南开中学执教国文的23岁的老舍，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的国庆纪念会上发表演讲：“我愿将‘双十’解释作两个十字架。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酥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另一个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540这是热血的、富有朝气的青年老舍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准备“牺牲”的宣言；这壮怀激烈的词语昭示着，在他执著而又倔强的青春生命里流动的是牺牲了的父亲的血。
　　1937年抗战爆发，8月，日寇逼近济南。老舍从早到晚抱着一部陆游的《剑南诗稿》，反复吟哦“夜视太白收光芒，报国欲死无战常”541显示出以死殉国的意志。当战事的消息越来越坏，与家人蜗居在济南的老舍，最担心的是“怕城市会忽然的被敌人包围住，而我作了俘虏。死亡事小，假若我被他捉了去而被逼着作汉奸，怎么办呢？这点恐惧，日夜在我心中盘旋。是的，我在济南，没有财产，没有银钱；敌人进来，我也许受不了多大的损失。但是，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我必须赶紧出走。”542国难当头，“舍身全节”对老舍是最重要的。
　　1938年3月15日夜，日军空袭的警报刚刚解除，老舍便提笔给好友陶亢德写信：“……我想念我的妻与儿女。我觉得太对不起他们。可是在无可奈何中，我感谢她。我必须拼命地去做事，好对得起她。……国难期间，男女间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最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夫不属于妻，妻不属于夫，他与她都属于国家。……生与死都不算什么，只求生便生在，死便死在，各尽其力，民族必能复兴的信念中。……”543这是像父亲一样面临外族入侵时“国家至上”的老舍，国之不存，个人焉能苟活。这一思想在《四世同堂》里表现得最为突出。同时，也体现着“家庭”和“社会”的两种经历，在老舍的死亡意识里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老舍在《入会誓词》里只把自己比成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他只希望“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为了抗战，他随时准备接令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责任就够了。”544这是决心抗战到底的老舍，生的意义在于抗战，为抗战而死自然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1941年，在文尾注明“写于诗人节”的《诗人》，可看成是老舍的精神写真。他从剖析人们习以为常的“诗人”的外型开始，他“囚首垢面”，“行为都是有失正统的，”“但是他的诗歌永远存在，为国家民族的珍宝。”“他的眼要看真理，要看山川之美；他的心要世界进步，要人人幸福。他的居心与圣哲相同，恐怕就不屑于，或来不及再管衣衫的破烂，或见人必须作揖问好了。所以他被成为狂士、为疯子。这狂士对那些小小的举动可以无关宏旨而忽略，对大事就一点也不放松，在别人兴高采烈、歌舞升平的时候，他会极不得人心地警告大家。大家笑得正欢，他会痛哭流涕。及至社会上真有了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即使他没有舍身全节的机会，他也会因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或不肯赞谀什么权要，而死于贫困。他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诗。诗，救不了他的饥寒，却使整个的民族有些永远不灭的光荣。”545从某个角度看，老舍的自杀也具有这种“诗人”的意味：当“文革”的红色风暴使他的尊严屈于无地，他只有“身谏”、“投水”、“殉难”了。而他留下的心血之作——他的“一些诗”，为民族的文化增添了“永远不灭的光荣。”
　　再如，1944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日军欲从贵州独山方向包围突袭重庆，重庆方面哗然，纷纷准备再向西撤，向西康方向逃。这时，友人萧伯青问老舍：“你怎么办？”老舍脱口而出：“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546此话传出后，有朋友写信询问虚实，老舍在信中回答说：“跳江之计是句实谈，也是句实话。假若不幸敌人真攻进来，我们有什么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说可同他的家眷暂时到广安去。广安有什么安全？丝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为妙；嘉陵江又近又没盖儿！547这是视死如归的老舍。此时他已是个成熟的中年人，早过了热血的年纪，他是如此感性地说出了如此理性的死亡认知。
　　老舍把气节看得很重。抗战结束不久的1945年12月，他在致友人信中写到：“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丢失了它。在过去的八年中，我们把死看成生，把侵略者与威胁利诱有看成仇敌，就是为了那一点气节。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美最善的事往往是最愚傻的人干的啊！548老舍最后的投湖自杀，无论他在投湖前的多长时间里的主观理性思考是怎样的，这也无从知晓，但从自杀的客观效果来看，单就老舍而言，的确是一种“舍身全节”的“最美最善”生命方式，决非“痴人”的“愚傻”之举。遗憾的是，老舍没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任何能够寻找得到的文字，还是只能由叙述者的追忆来“再现”历史场景。舒乙在发表于1985年第4期《收获》杂志上的《父亲最后的两天》中“记得，在事情发生的前几天，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中，曾和父亲谈起当时的形势。……他说：欧洲历史上的‘文化革命’，实际上，对文化和文物的破坏都是极为严重的；他说：我不会把小瓶小罐和字画收起来，它们不是革命的对象；我本人也不是革命的对象。破‘四旧’，斗这砸那，是谁给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权力？他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5491994年第8期的《北京文学》，舒乙在《再谈老舍之死》里，再一次准确地写到：“1966年8月21日，是星期天，这一天，我回过家，和大妹舒雨一起，和父亲有过一次认真的谈话。……那天的谈话是由“红卫兵”上街“扫‘四旧’”说起的。……‘是谁给他们的权力？’……‘历史上，外国的文化革命，从来都是破坏文化的，文物遭到了大损害。’……‘又要死人啦／……‘尤其是那些刚烈而清白的人。’”550
　　1987年2月，舒乙通过访问老舍的生前好友、一位回教领袖马松亭大阿訇，以“记忆”的方式再次提供出另一个重要的细节：1957年马松亭被错化为“右派”以后，一直情绪低落。“文革”刚一开始，郁闷的老人便常跑到河边一坐就是半天。1966年8月的一天，马松亭夫妇来到什刹海岸边，已是黄昏时分，闷坐间，“突然，一抬头，他看见父亲独自一人拄着手杖慢慢地沿着岸边迎面走来，马老拉他一起坐一坐。父亲一开口，就让马老夫妇大吃一惊。他非常坦率。他说，他想不通，很苦闷，要‘走’。‘马大哥，咱哥儿俩兴许见不着了／父亲拉着老人的手，掏了心窝子。”551也就是说，老舍在这样的意识下，还坦然前往“八二三”的北京市文联，无疑具有了赴难的意味。
　　综观以上这些，先不说老舍是否在“文革”发生前就对“文革”可能是一场怎样的运动，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但有理由认为，老舍在投湖前一定是有所思，也有所想的。可惜，我们只能以蹩脚的想象力去揣测一个天才作家自杀前可能想了什么。其实，不止以上的一幕幕，都有可能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想到了牺牲惨死的父亲；想到了《老张的哲学》里可爱的李静；想到了《四世同堂》里那个“自幼儿就腼腆，一辈子没有作过错事，永远和平，老实，要强，稳重的祁天佑！那是命该如此，世界一旦变了样——老实人，好人，须死在河里！552“这样的一个人却死了，而且死得那么惨！553想到了上面提到的“自杀者家族”中的一个又一个人物及其命运。想到了自己像他们一样，再没有苟活下去的理由，只有绝望地死去。

　　老舍的幽默与悲剧意识（1）

　　老舍的幽默观——幽默的因对于老舍最后投湖自杀表示不理解的人，常有这样的疑惑：如此幽默的一个大作家，怎么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想不开而自寻短见呢？幽默的老舍若能在临死前幽默一把，不也就可以翻过这道坎？因而我想在此提出两个设问：幽默的老舍可不可以不死？老舍之死是对生命的幽默吗？
　　先对老舍的幽默观做一番梳理是必要的。什么是幽默？“幽默是一个外国字的译音，正像‘摩托’和‘德谟克拉西’等等都是外国字的译音那样。为什么只译音，不译意呢？因为不好译——我们不易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字，完全能够表现愿意，假若我们一定要去找，大概只有‘滑稽’还相当接近原字。但是‘滑稽’不完全相等于‘幽默’。‘幽默’比‘滑稽’的含意更广一些，也更高超一些。‘滑稽’可以只是开玩笑，而‘幽默’有更高的企图。凡是只为逗人哈哈一笑，没有更深的意义的，都可以算作‘滑稽’，而‘幽默’则须有思想性与艺术性。”554老舍在《谈幽默》中，把幽默定位在“首要的是一种心态。”“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555其实，只要稍微细心，就不难发现，使老舍登上文坛的幽默招牌之作《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即不全是可笑的，里边有叫人落泪的悲。
　　为了弄明白什么是幽默，老舍把与幽默意义相近的五个词——奇趣、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逐一加以对照。他认为“奇趣”这个词，反而不容易使人弄懂幽默，只需明白一点就够了。“假若干瘪，晦涩，无趣是文艺的致命伤，幽默便有了很大的重要。”“反语”“比幽默要轻妙冷静一些，”却与“幽默是没有关系的。”在老舍眼里，“讽刺”是最与幽默沾边的，因为要“讽刺必须幽默，但它比幽默厉害。”“讽刺家的心态好似是看透了这个世界，而去极巧妙的攻击人类的短处。”“讽刺者的心是热的，讽刺家的心是冷的；因此，讽刺多是破坏的。”“幽默者有个热心肠儿，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