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当回事”了。不是吗？就是同一个老舍，在批完胡风之后，竟敢在“鸣放”期间的1957年1月，居然像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许多人一样，有胆魄提出，作家们“应该自由地写作和批评。那样会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批评和反批评都不该扼杀。头脑冷静的讨论可以更清楚地分清是非。过分的批评损害批评自身，因为真理并不赞成鲁莽。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出版一切有道理的东西，而不管作家属于什么思想形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只有坦率而公开的讨论才能鼓励不同的学派争鸣。争鸣的目标是发现真理；因此应该是自由的讨论，给每个有话要说的人说话的机会，而且要他们把话说透。”891不过，这也正是陈徒手所说的，老舍的“放松、胆大仅仅限于1957年的初春，只在那一年一瞬而过。或许在这前后他发过牢骚，发过脾气，但是让我们感念的依然是1957年春天老舍作为性情文人最为本色的直言，他隐秘的心境终被那年阳春搅乱，激情地涟漪了几下。”892同时，从1957年以前老舍在日常工作中的言谈举止，也能明显感觉到他对一些“左”的东西还是有胆量“抵制”的。据老舍生前几位北京市文联小字辈的同事在“文革”结束以后的陆续回忆，“在日常工作中，老舍颇有些敢于顶着‘左’风走的举动。使文联的年轻女干部因为穿了件红毛衣，遭到无端指责，老舍在全文联的大会上讲：我就不明白！红颜色不是代表革命吗？怎么穿件红毛衣就变成资产阶级了呢？！文联有一位‘革命资历’较久的作家，写了部小说稿子，一定要听老舍的意见。老舍依实相告：作品写得太干巴，缺乏文学性。这话惹恼了作者，她面孔严肃地说，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星星、树呀草呀花呀的，我们无产阶级不欣赏那些资产阶级的情调！老舍见对方如此态度，也严肃起来，说：那就不要拿给我看，我就是‘资产阶级’，我喜欢太阳，也喜欢月亮星星，还亲自种花养花！市文联的一位秘书长，是专抓‘政治工作’的，一次，他向老舍问起对作家汪曾祺的看法，老舍说汪是个难得的人才，对方拉长了脸，指出看问题必须先看政治、看‘本质’！老舍也沉下脸毫无动摇地讲：我认为，从哪个方面看，他也是个难得的干部！893但渐渐的，老舍的邪抵制”，变成了大“服从”。1957年6月至9月，中国作家协会陆续举行了27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老舍先后共参加了20多次作家们的辩论会，他“感谢作家协会党组给我这种机会，使我受到永难忘记的教育。”894他在《个人与集体》的发言中，批判“丁玲在作协与文艺界里面，破坏团结，搞小集团。”是“惟我独尊的恶霸作风。”“丁玲的行为不但自绝于作家，也自绝于人民，除非她马上低头认罪，悔过自新。”他劝丁玲不要再“花言巧语，不老实交代问题，仅作抒情的独白，企图以美好的修辞，声泪俱下的做派，邀得大家的惋惜与谅解。……说真话吧，只有挖净你的个人主义的根子，洗清你的灵魂，你才能看见社会主义。”最后，老舍感谢作协党组邀请他参加党组扩大会议，使他受了教育，通过丁玲罪行的具体例证，看清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怎样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我希望丁玲改过自新，我切盼作家们都时刻不忘：不是把个人，而是把社会主义集体事业，摆在第一位，才能诚心诚意地接受党的领导，使文艺事业蒸蒸日上！895在作协党组第十三次批判“丁陈”的会议上，老舍再次真诚地表态：“我自己无党无派，可是我爱共产党，我爱党，正如我的老哥哥（他没有什么文化）那样爱党，不是由理论出发，而是由于我们看见党给我们带来了光明与幸福。”896老舍的这篇发言透露出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冯雪峰同志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虽然老舍当时表现出来是“接受批评，没有闹情绪”，但他心里肯定是极不舒服，极不痛快的。冯雪峰是党派到作协的领导，怎么能对一个如此爱党的老作家做出“那样粗暴的申斥。”而遥想当年“冯雪峰同志来到重庆，我们须向潘公展递手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保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897老舍想不通，他希望看到，“一切作家都该以诚相见，爽爽朗朗，见面，亲切握手；谈起来，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898但事实远非如此。其实，他早就知道有人对他不大敬重，认为让他当作协副主席是把他“抬得太高了”。正像老舍说的，他的确“不是在这里表功”，而是让人们不要忘了，他在重庆为团结作家曾经有怎样的付出。“当初，重庆成立作协时，因怕张道藩抢作主席，所以根本不设主席，而只设几个部长，掌管会务。”实际负责的是老舍。他一方面要应付张道藩，另一方面要团结大家。“我虽然没闹革命，但张道藩随时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可以感觉到，深感受了委屈的老舍把心都掏出来了，“我不是向上爬的人。”他在重庆作了许多团结作家的工作，解放后从没以此为资本邀功请赏，主动争取当作协副主席。同时，他表示“作家最大的资本应当是干净的灵魂，组织作协的目的之一是团结作家，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的副主席。”“当然，不让我作副主席，我也不会造反，叫我作理事，或只是会员，全无不可。”可当了副主席之后，老舍确实“为作协作了许多事，特别是招待外宾”。而且，外宾在他家里吃饭，他送外宾小礼物，“都没向作协要过钱。”平日也从不争待遇，“没上过北戴河、颐和园。”“刚刚回国时，我需要薪资，这二年收入好转了，我一再向周扬同志表示停止给薪。我既拿薪水，就不该再向作协要求什么。”老舍无意向那些不如他作得好的党员作家们示威，只想剖白一下自己的心境。“我情愿作义务党员，对一切人歌颂共产党。”“希望大家团结得更好、更广，作家、艺人都亲亲热热的，彼此帮助，成为一家人。”899这当然同时表明，老舍心里是有数的，他对那些“不大敬重”他的人，也是有看法的，只是“抵制”的方式是老舍式的。
　　但在看过《老舍全集》不为尊者讳，照单所收的老舍写的那些批判文章以后，发现这种讽刺加幽默的老舍式批判，可能更让被批判者哭笑不得。他的方式也并不都是以前听有些人常说的，用的多是温和、轻描淡写的词句。比如，他在1957年9月28日在北京国画界反右派斗争大会上发言，说徐燕荪“既是画家，也是恶霸。”他还借陆定一的话强调，“要狠狠地斗争右派，狠狠地改进工作，狠狠地改造思想！900

　　“文革”与知识分子人格（4）

　　另外，看得出来，老舍对发言是做了准备的，批判时并非无的放失。以他1957年9月1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为例，他认为“右派”分子，虽已“节节败退”，但“反党小集团还未完全崩溃，彻底认罪。”他听了“右派”们的检讨，觉得他们“必须端正态度，学会忠诚老实。”他把丁玲的检讨称为“藕断丝连法”，罗烽的“拿手好戏”是“编纂检讨词典”，陈明则是“话无内容，而只仗着表情，虚张声势。……他第一次发言时，张牙舞爪，颇似黄天霸。第二次发言时，他改为愁眉苦脸，好像颇有悔悟。”比如批判丁玲，应能够感到，老舍平时对丁玲的“优越感”是看不惯的，至少要煞煞她“狂傲”的锐气。“丁玲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她的优越感使她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她怎么心细如发，会作文章。她若是不能忘了她的狂傲，忘了自己的面子，就不会忠诚老实。”他还特别提醒：“各反党小集团的男女老少，必须老老实实地把心灵中的垃圾倾倒净尽，重新作个干干净净的人！901当然，这同时也完全可以理解为，老舍是真心地希望犯了错误的丁玲，能够改变自身的缺点，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难得的是，老舍的批判是给人留有余地，不是一箭封喉地赶尽杀绝。那样，倒真不是老舍了。
　　不过，从有些被批判者在事后的反馈看，对老舍式的批判还都是理解和接受的。以老舍批判吴祖光为例，“反右”开始以后，老舍为批判吴祖光而写的《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一开篇就表明：“当我看了有关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材料之后，我很气愤，觉得过去认识他真是对我的一种侮辱。”“侮辱”这字眼已经用得够激烈。在列举了吴祖光过去是怎样“把自己伪装起来，玩弄两面派的手法”的具体事例之后，呼吁“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吴祖光，你这个‘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以前没有出路，现在更没有出路。”902但当1986年，吴祖光追忆起老舍当初对他的批判，竟与受批判的胡风怀着一样的心情，感觉当时：“他的批判是言不由衷的，他的内心是痛苦的。”903而且，有意思的是，他那时就能“从老舍过去少见到的疾言厉色又夹杂他惯有的幽默讽刺中，却又感到一些异常的温暖。”904事实上，老舍对许多被批斗者，都有过令他们难忘的在批判过后的慰藉：1960年，被打成“右派”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的丁玲，因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头衔并未剥夺，被召回北京参见第三次文代会。在会场上，遇到许多熟人，她巴望着哪怕有一个人过来能跟她说一句话，可是没有。这时，与她素无深交的老舍，却当着众人的面，主动走过来跟她握手，大声问：怎么样？还好吧！被北京市文联打成“右派”的青年作家邓友梅，下放后有次回京，偶然遇到老舍。老舍抓住他的手，看个不停，最后叹着气勉励说：还年轻，还年轻，好好干吧！吴祖光被遣送北大荒以后，老舍见到新凤霞，鼓励她勇敢面对生活，要多给给祖光写信。他对不大识字的新凤霞说：“写信也是学文化，像作文一样，一天写一篇，让祖光看了高兴。”一次，老舍逛旧货摊，买回来一幅齐白石的画，回到家才发现，画轴签条上有吴祖光的名字，他动情地说：这可是祖光的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以后，家里恐怕有点绳床瓦灶的景况了，将来他若活着回来，我能把画儿亲手还给他，该多好！后来，老舍真的在街上遇到回京探亲的吴祖光，了了这桩亲手还画的心愿。吴祖光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老舍却说：“对不起你的是，我没有能力把你家卖掉的画全买回来还你。”905再比如，都已经到了1964年的下半年，康生、江青开始“围剿”阳翰笙写的《北国江南》。而老舍此时应邀到安徽访问，他在看了批判《北国江南》的文章后，还接二连三地给阳翰笙写信。“他在信里只字不提报纸上的批判，也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只谈他在安徽的行踪，……此外，就是要我保重身体。有一封信写得很长，详细叙述了他观山玩景时的舒畅心情。”阳翰笙自然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的内心的不平，看出他对我的处境和健康的关心。他那些信的弦外之音，是在安慰我，鼓励我。”这种“危难之中见交情”，让阳翰笙感动非常，他以为这“表现了老舍的为人，表现了他一贯的正义感，对邪恶、淫威、暴虐的蔑视和无畏。”906不过，我觉得，单拿老舍在批判过后对吴祖光的这份关心来说，更多的可能还来自内心深处的一份愧疚。因为，老舍再清楚不过地知道，他在《自由和作家》里所提倡的作协“没有权力干涉作家的自由”，与他所批判的吴祖光的“右派”言论，在那些货真价实的批判者眼里，是一丘之貉。只不过，他比吴祖光幸运，暂时躲过了“反右”。而一旦侥幸过关，他又露出了他的本“真”：“有人戏称他为‘北京土地爷’。他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能一个人坐在大酒缸旁，同洋车夫、旧警察等旧社会的‘下等人’，开怀畅饮，亲密无间，宛如亲朋旧友，谁也感觉不到他是大作家、名教授、留洋的学士。”“能做到这一步的，并世作家中没有第二人。907”更何况是对待自己的朋友。所以，老舍对胡风，对吴祖光，都是如此。但当他自己挣扎着熬到了“文革”，遭受了比他所批判过的人们更残酷的批判，甚至侮辱、殴打的命运时，他绝望了。
　　这也正像王富仁所深刻分析的，老舍这种“重人情、讲礼仪”的“本质”与他作为“底层出身的满族人”密切相关。但他认为老舍的重人情、讲礼仪是出于“自卫性质”。“他希望自由，不愿把人裹在重重礼仪的外表之中，但他不愿加害于人，更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