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

抱怨不已。对老舍来说，时间等同与生命，他在1944年写的《过年》一文中慨叹，“时间最狠毒，它不宽让给任何人一秒钟，过去的一秒永远难赎回。人，于是就因丧失了时间而丧失了生命－……让我们都把自己钉在时间的十字架上罢！我们都必须死，但愿我们的死是未曾放弃了一分钟的牺牲，而不是任着时间由一个空白把我们推送到另一个空白中去！87因此，他当然希望领导和社会上要考虑到，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创作，而创作必须有充裕的预备时间，写作时间和修改时间。不要叫社会活动过多占去作家的写作时间。88“国庆前后，社会活动很多，不易拿起笔来。”“事情多就不能写作，这言之成理，本可居心无愧。可是，我到底是作家。作家而不写作，究竟不大像话。”“时间，时间，给我时间！给我足够用的时间，我保证每年可以写出一本话剧，一本戏曲，和一本曲剧！“我从去年就打算辞去一切职务，专心写作，可是各有关方面都不点头。在这里，我再一次呼吁：允许我这样作吧－……我已经五十八岁了，现在还不加劲写作，要等到何时呢？”89有意思的是，类似这样的感慨，老舍早在1935年5月在为《樱海集》写序的时候就发过：“我要不把‘忙’杀死，‘忙’便会把我的作品全下了毒药！什么时候才能不忙呢？”90

　　心灵的困惑与艺术的挣扎（1957—1966）（2）

　　但建国后的老舍，开始为自己以前写的作品里，只有“文艺”而没有“普罗”，时常感到缺乏“自信”，也是说惶恐更合适。50年代，有关出版社决定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各出一套多卷本的文集。除了《老舍文集》，其他几位的文集都如期出版。理由很简单，老舍屡屡婉谢了出版社的好意。他对多次登门来访的编辑说：“我那些旧东西，连我自己都不想看，还叫别人看什么呢。出一部《骆驼祥子》就算了吧。我还是今后多写些新的。”105老舍心里清楚，像《猫城记》这样的作品在思想上是错误的，他很后悔曾写过那样的讽刺，决定不再重印此书。而且，他几乎没勇气再看自己解放前所发表的作品。他的顾虑并非多余，1959年冬，他曾对来访的赵家壁说：“老巴（指巴金——笔者注）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106对老舍这个“相当大的转变”，远非不好理解。因为解放以前，他写东西“最注意写得好不好。”在他看来，好的标准只有两个：文字漂亮；故事有趣。但经过了思想改造的老舍，再拿起笔来，“最注意写得对不对。”“前者是技巧问题，后者是思想问题。思想比技巧更难学好搞通。有技巧而没思想的是八股匠，有技巧也有思想的才是文艺作家。”107他不断地检查“以前所写的东西有什么毛玻”毛病在于“因缺乏共产主义思想”，表现的往往是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没有能够抓住真理，通过艺术形式阐扬真理。所以那些作品都很肤浅，甚至于有错误。”但解放初期所写的作品，又因“思想学习不够深入，所以思想性还不很强，作品也就软弱无力。”他努力的方向是要“写出有党性的作品来——这倒不管自己是否共产党员。”108但一心要当“文艺作家”，而不是“八股匠”的老舍，又始终在创作上呈现出无法统一的矛盾与困惑。当然，这同时也反映出老舍内心巨大的矛盾与困惑。一方面，他要以百分之百的政治热情去歌颂。“在今天，一个作家必须要拿出最好的本领，最大的热情，去写那顶对的道理。”109他甚至把“在今天还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人，”说成是“没有创造勇气、设法逃避现实的懦夫。”110另一方面，他又深深懂得，一个真正的作家，要遵循的一定是创作自身的规律。即使在“大跃进”的年代，至少他在创作理念上还远没有到要以可怜忠效去替代理智诚实的程度。1959年，他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工作座谈会上做的《规律与干劲》的发言中，特别强调“规律加劲头，足见并不忽视规律。……我们的劲头应像火箭那么足，可是也不该过于忽视创作规律。作协的领导干部应当掌握分寸，对大家的跃进计划应当数量与质量兼顾，规律与劲头平衡，在体裁上力求百花齐放。”111老舍真是用心良苦啊！
　　建国后的老舍，笔常常是随政治热情而动的。每有新的政治运动来临，就有老舍的文学身影。1958年，当“大跃进”的狂潮席卷全国，狂热的老舍在作品中留下最多的字眼就是“跃进”。“省又好，多又快，/赶上英国不奇怪；好又省，快又多，/赶上英国赶美国！112他歌颂“一九五八年是多么好的一年啊，粮食与钢铁双双大丰收！人民公社普遍地成立，各条战线上卫星一个接着一个腾空而起，飞入青天！我们欢天喜地，杜勒斯之流却吓得发抖，除了给我们造些谣言别无办法！“以今比古，我们难道不是最幸福的人么？”113他兴奋异常地说：“人民公社的兴起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使我们手能摸到，眼能看到怎么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不是在幻想空中楼阁的乌托邦，而是结结实实地按照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建设我们的理想国。”114老舍在1959年的《元旦放歌》里，还激动不已地写到：“我要歌颂人民公社、文化革命，和1958年所有的喜事！“我们还要继续跃进，去年一日千里，今年要一日万里啊！115他还以《我们高兴，敌人心慌》为题，写下了这样“力争上游，鼓足干劲”的文字：“文艺工作的跃进，正像钢铁生产的跃进那么有数字可查。”“我们还是力争上游，鼓足干劲，争取更大的跃进吧！“全民大跃进给了文艺创作以新的生命力。”“公社制度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大的革命创造，也必然是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泉源。我们热爱公社制度，公社急需文艺活动与作品。我们与公社的关系是难以分开的，让我们在跃进计划中千万一点也别冷淡了公社吧。”116读《老舍全集》第15卷所收录的老舍在1959年到1964年间里所写的散文，《元旦放歌》、《越看越高兴》、《我们的时代是被压迫民族翻身的时代》、《正义斗争必将胜利》、《向妇女同志们致敬》、《衷心祝贺》、《归自莫斯科》、《不赶走美军，无从安居乐业》、《我要抗议》、《我们高兴，敌人心慌》、《十年百花荣》、《天桥》、《思想跃进的结果》《人建国强》、《观众与演员都真幸福》、《民族团结万岁》、《巨大的鼓舞力量》、《人民公社好》、《公社花开大院红》、《坚决斗争下去》、《齐来打虎》、《六千代表心一条》、《狠打瘟神》、《朝鲜人民永远胜利》、《祝贺朝鲜人民的伟大节日》、《人的跃进》、《新城喜见百花开》、《可爱的内蒙古》、《肯尼迪——最地道的反动标本》、《立春大吉》、《五十而知使命》、《让我们狂欢吧７、《万寿无疆》、《锦绣江山》、《伟大的友谊》、《贺新年》、《伟大的吉日》、《越南人民必胜》等，不难看出，这些大量意识形态化、标语口号式的宣教话语需要的是老舍的名字，而不是他的才华。当然，从中同时也能感到，老舍心中矢志不渝所想的，是“用自己的聪明与力气，忠诚与热情，来报答党的教育与恩惠！117“我兴奋、快活，因为我得到了文艺写作的新生命！我愿继续努力，按照毛主席所说的充实自己，锻炼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118似乎只有在1959年写的《猫》这篇短文里，才能见到久违了的老舍式幽默的旧痕。
　　“写生活中的悲剧，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好。”
　　似乎很难想象，也很难相信，写出以上这些“歌颂”文章的人，是几年前写出《茶馆》的老舍；而且，更令人难以思议的是，仍然是同一个老舍，又在歌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余韵中，于1961年底，开始“秘密”动笔，创作长篇小说《正红旗下》。1962年3月，文化部和剧协召开的“广州会议”，给文坛带来了素有“小阳春”之称的政治节气。在这样一个相对祥瑞的文学氛围下，老舍获得了难得的机缘，《正红旗下》写得很顺手。但1962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批判了刘志丹弟妹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他说：“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19老舍的神经一下子又不得不紧张起来。他一定是顾忌到，私下正写着的《正红旗下》，思想主题是否能与政治大环境相“配合”，而更可怕的是《正红旗下》正是一部家传体的历史小说。

　　心灵的困惑与艺术的挣扎（1957—1966）（3）

　　就这样，《正红旗下》的创作悄然地戛然而止了。这可能是他的心理活动，因为《正红旗下》在老舍生前没有发表，对于发表以后的命运如何，也只能是做无谓的假设与推想，徒费无益。但从他那时所发表的文章看，至少表面上似乎还看不出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异样，即便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日子里，他依然热情洋溢地歌颂着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依然不能自已地参加和出席着各种活动、会议；依然“情不自禁”地在许多文章的结尾写下一个又一个“万岁”。
　　然而，老舍心里也许不会忘记发生在1960年3月的一件事。可以肯定地说，它对老舍的精神触动和心灵打击非常大。换个角度甚至可以说，老舍的人生悲剧在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序幕。只是悲剧的终局如何收场，得有政治领袖说了算，他才是这出大悲剧的真正导演。
　　据“文革”时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1967年编印的那份《北京市文联1949——1966年5月大事记》记载：“（1960年）3月，旧市委集中市属文艺单位及大专院校文科师生约百余人至工人体育场，开展对文艺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学习运动。巴人、李何林、白刃列为批判重点。（原来老舍也是批判重点，材料都已印出，但因旧市委包庇，又把老舍勾掉了）。在这次学习运动中，对文联专业作家白刃的右派言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后来支部大会上定为属于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性质，并给予开除党籍的结论。上报后，由于旧市委和赵鼎新、曾平等人的包庇，长期未予处理。”120
　　这份1967年8月由北京市文联《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留下的文献史料，在2002年9月29日我所做的一次口述史访谈中，由历史的当事人周述曾做出了印证，他曾在“文革”期间担任过北京市文联“文革”筹委会委员。周述曾回忆说，1966年8月老舍自杀被定性为是“自绝于人民”之后，他便和另一个人组成了一个两人战斗组，并以这个战斗组的名义来写批判老舍的文章。他当时理所当然地把这看成是一种革命行为。他这样做，与他“文革”前对老舍的“总的看法”是有关联的。他1958年分配到北京市文联以后，与担任主席的老舍没有直接接触。“但是到1960年我有一个机会接触到他，就是那年春天，市委文化部在工人体育场组织了一项活动，在那儿开一个大型的会议，召集文化局、文联所属的干部、主要创作人员开展学习。我们这些年轻的干部派去做记录，参加学习。在这个活动当中，批判了一些作品，也曾经要批判老舍。为什么我有印象？当时是我负责校对老舍的那种被批判的东西，包括他的《猫城记》，因为批判他要有些被批判的材料。我曾经去印刷厂校对过这样的稿子，我有印象。但是事后，在那个学习会上，没有批老舍。”
　　这个批判会到底是“谁布置的，谁组织的”，周述曾记不清了。但北京市文联是直接归属北京市委文化部领导，他在后来与人聊天时了解到，批斗会临时撤下老舍，估计是“有上面的干预。”可是，尽管老舍侥幸逃过了这次批判会，作为“革命群众”的周述曾，“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老舍的印象是：他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是上层的统战对象。我脑子里对他是这么一个印象，没有更多的接触。所以，后来我们批判他，在知道他自杀以后，更是觉得他对抗人民。……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不能怪红卫兵；也不能怪文化局的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