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

　　柏格森认为：科学的方法只能　〃　迂回于对象的外围　〃〃　停留在相对领域　〃　，只有反理性的直觉才能　〃　达到绝对的领域　〃〃　进入对象的内部　〃　。这种　〃　绝对的领域　〃　就是　〃　把一种内在的东西，即所谓精神状态，归属于运动着的物体，同时，我还暗示我与这种状态相交融，通过想象的努力而使自己插入它们之内。　〃　（《形而上学导言》，第一页）这同周先生的　〃　从科学境界到艺术境界　〃〃　由差别境界到绝对境界　〃　不是很相象么？周先生不是也把纯感觉的　〃　绝对境界　〃　当作最高的境界，认为理性（　〃　科学境界　〃　）是认识活动的低级阶段么？区别不过是：柏格森并不掩盖自己主观　〃　插入　〃　客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直觉论，而周先生却不肯直截了当承认自己是唯心主义，还要把自己观点冒充成是　〃　毛主席告示我们　〃　的。　
　　我不能说：周先生就是柏格森主义者。但是，周先生的哲学思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同这些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却是事实。这个事实唤起我们注意：在我国学术界进一步批判和揭露西方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反动思潮是十分必要的。　
　　结束语　
　　综观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的全部内容，就是调和矛盾和取消矛盾，在事物处于显著变动状态的时候，周先生用　〃　汇合　〃　论把多种矛盾和矛盾的两个方面并列起来，调和起来，使矛盾的双方永远不发生一方战胜另一方的变化，否认事物质变阶段的转化和飞跃，否认新生事物战胜腐朽事物是矛盾斗争的必然结果。在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的时候，周先生用　〃　无差别境界　〃　论取消矛盾，否认事物的量变阶段的矛盾和斗争，否认矛盾的普遍性，把　〃　相对静止　〃　曲解成一切矛盾消失，企图使事物的发展绝对停止下来。虽然他口头上也赞成　〃　对立统一　〃　，实际上阉割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革命内容，曲解了《矛盾论》。当他用这种哲学观点去分析历史、生活、文艺现象时，就得出一系列同事物发展规律相违反、同革命阶级和革命艺术的战斗任务相抵触的错误结论。　
　　周先生不是要求　〃　分析事实　〃　么？可是实际上他从来也不肯认真地用科学态度分析一下事实。周先生指责我是　〃　抽象概括　〃　，在他看来，　〃　事实　〃　是与　〃　抽象概括　〃　完全对立的东西。他所讲的　〃　分析事实　〃　，绝不是从分析事实的总和中抽出固有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的结论，而是任意割取一些　〃　从劳到逸　〃〃　从紧张到轻松　〃〃　婴儿睡觉　〃〃　小孩拍球　〃　……之类的所谓　〃　事实　〃　，来凑合自己　〃　无差别境界　〃　的臆造。对这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只要引用列宁一段话来回答就够了：　
　　〃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末，事实不仅是　’　胜于雄辩的东西　’　，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　〃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二三卷，第二七九页）　
　　周先生认为，别人的文章是　〃　从头到尾都有问题　〃　，而他自己的文章则是　〃　从头到尾　〃　都是正确的。然而，真理终究不是靠强词夺理就能证明的，一切学术上的争辩，都将受到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而最后分出真与伪。我诚恳地向周先生进一言：希望你能够更多地了解今天革命运动、文艺创作、历史发展的实际，想一想自己这套矛盾观究竟反映了什么阶级和阶层的世界观，这样，也许可以从自以为　〃　从头到尾　〃　都绝对正确的文字中，看出值得批判又必须批判的内容来吧。　
　　（原载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光明日报》）　13　团体操中的真理

　　金向红（姚文元）　（1965。09。28）　
　　《人民日报》　
　　看了巨型团体操　〃　革命赞歌　〃　宏伟壮丽的大场面，谁不感到心里象燃起了一团火一样激动万分呢？谁不被这伟大形象中所表现的革命精神所撼动呢？这样巨大的创造性的画面，不正是我们伟大祖国的缩影么？　
　　对。这是我国团体操历史上的革命创举。值得我们报之以最热烈的欢呼。但是还要想一想：这些气象万千的巨幅画面，是怎么来的？这是由成千上万人的集体动作组成的。是八千多个手执彩纸板的青少年，在一声号令下统一动作，才形成了雄伟的毛主席画象。是一万六千多人的整齐的表演，才出现了奔流的钢水，汹涌的油田，丰收的田野，飘动的红旗等等一场接一场的震动人心的壮观。人少了不行，动作乱了不行，各自为政更不行。从背景台上每一个青少年来说，他们做的是翻举纸板的动作，也许有人认为，这太平凡了，但正是几千个这样看似十分平凡的工作，合成了很伟大的场面。　
　　从这里，可以再一次看到活生生的伟大和平凡、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我们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一切伟大创造，都是在党的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下，由组织起来的革命人民用踏踏实实的集体努力形成的。任何个人的工作，只有组织在这个集体中，成为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有意义，才能成为顶天立地的革命巨人的一个细胞。任何人的工作，只要在集体之中，在集体意志下自觉地完成自己担负的一部分工作，都能成为伟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看自己工作的意义，不但要从自己在整体中的作用去看，不单看我这一份工作，而且还要看千千万万同我一样的工作所达到的总成果去看。有什么人不安心　〃　平凡　〃　的工作么？有什么人瞧不起　〃　细小　〃　的工作么？看一看　〃　革命赞歌　〃　，就可以看到平凡工作中的伟大意义，　〃　细小　〃　工作合成巨大的惊人成果。　
　　其实，任何巨大的创造，都是大量平凡而艰苦的工作积累起来的。大寨，大庆，原子弹爆炸，……都是千千万万劳动者、革命者用长时间坚忍不拔的劳动积累成功的。每一年国庆节，我们在游行队伍中看到的各项光辉夺目的成就，也是多少人，多少次试验、劳动、创造、积累的结果。伟大的成就，在它的每一个局部看来可能是很平凡的；伟大的创造，在它每一步的实践中可能是很平凡的。然而在每一个局部、每一步实践中，已经在创造着伟大，已经包含着伟大，已经联系着伟大。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一颗平凡的螺丝钉，也是一颗伟大的螺丝钉。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红心，有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就能够深刻懂得自己工作的意义，能够深刻看到局部同整体、每一个阶段和总的结果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任何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不平凡的事迹。有觉悟的劳动人民，不管他们的工作是多么平凡，他们的心中总是充满了豪迈的感情，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局部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的一个局部。他们所做的也许只是翻一下纸板那样的简单动作，也许是复杂得多的事情，但他们创造的都是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的图画。而那些不安心　〃　平凡　〃　工作，要离开集体、离开统一指挥的司令部去搞什么　〃　一鸣惊人　〃〃　个人创造　〃　的人，他们除了落得个渺小的不光采的境地，还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呢？　14　轻装前进　

　　金向红（姚文元）　（1965。11。04）　
　　《人民日报》　
　　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　〃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　〃　干部要革命化，领导干部要革命化，很需要想一想我们头脑里有些什么包袱，有那些盲目性的东西，把这些包袱放下了，把各种各样的盲目性去掉了，才能有真正的革命自觉，才能有一个革命化的　〃　司令部　〃　，才能努力去争取更伟大的胜利。　
　　许多事物，只要我们用辩证法去分析它、认识它，避免片面性、盲目性，就不会背上包袱。精神上没有负担，就有利于精神状态的革命化。　
　　过去工作出过毛病，可能使有些人背上　〃　守本份　〃　的包袱。被蛇咬过一口，看见草绳都怕。《英雄工兵》中有一个副指导员何万里，因为有过错误，就背上了一个包袱，此后任何革命胆略都被他看作是空想主义。但指导员丁战却把过去的教训一分为二，把革命胆略和切实的措施结合起来，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在千钧一发的关头，夺取了保卫围堰的胜利。丁战没有包袱，他就能够开动脑筋，力争上游。　
　　生产上有了成就，生活有了改善，可以使有的人更加谦虚谨慎，肯定成绩，找出缺点，迈开更大的步子往前赶；也可以使缺乏远大理想的人背上　〃　差不多　〃　的包袱，产生安于现状的思想，看不见缺点，看不见新矛盾，结果不能向自己提出更进一步的战斗任务，不能　〃　更上一层楼　〃　。　
　　工作中经常闹矛盾，会使有的同志学习分析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去开展工作；也会使有的同志产生　〃　不好办　〃　的思想，或者用简单化的方法去解决矛盾；领导核心中缺少争论，听不到反面意见，又可能使有的同志麻痹起来，忽视革命化必须解决的那些思想矛盾。　
　　能干的同志，他们的本领并不在于工作中、思想上没有任何矛盾，而在于他们善于发现新形势下的新矛盾，善于运用毛主席的思想方法解决这些矛盾。他们认识了矛盾，并加以克服，盲目性就去掉了，就转变成它们的反面　　自觉性。这样，他们就能在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实现革命化，就要克服那些同革命化不适应的精神状态、作风和制度。革命就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谁精神奋发，没有负担，谁就走得快、走得稳。革命就是为实现党的战略任务而斗争，谁精神奋发，没有负担，就斗争得勇敢、坚决、没有丝毫退缩。而一切思想包袱，不管大的小的，老的新的，重的轻的，已发现和未发现的，都只能阻碍我们前进的速度，遮蔽我们敏锐的目光，扰乱我们清醒的头脑，影响我们昂扬的斗志。为了精神上永葆共产主义的青春，为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为了为人民服务得更到家，我们一定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15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1965。11。10　

　　《人民日报》　1965　年　11　月　30　日编者按：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心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