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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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三结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千多人,难道说我们从六千多、六百多人中间找不到三结合的对象?这也不可能的,可以找到的,而且,应该说,这个六千多人我是讲处长,还没有讲科长,科长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里面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啦,上海革命的干部,或者说整个的干部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是一直到 12 月 18 号开大会那天算是开了炮,这样子是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算好的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啦!当时毛主席看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说上海的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是整个数量来说不是很多,在 12 月 18 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付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这个不能怪革命群众,这个事情他们自己负责,谁要你不造反的。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负责的,但是呢,我们也还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荻秋来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总有为首的吗。同时呢,据我们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的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的群众,或者一般的干部没有传达,包括那些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于市委里边一些人,也没有传达,这样就使得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够传达到群众和传达到干部中间去,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啦?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市委还是委员会曹荻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呢,那样能传达出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根本没有很好的告诉群众,没有很好的告诉干部。所以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冲的时候,一提炮打司令部,上海的很多干部莫明其妙什么炮打司令部,所以很多事情是应该由领导负责的,是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的。有一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比如,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件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那末他,曹荻秋就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是给他说了一通,用了那一种口气,中央嘛,既然已经承认啦嘛那就只好这样子吗,再继续作工作呀,再把他改过来吧。就这样,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的,他就听陶铸的。对伯达同志的意见,到后来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嘛。马天水之所以特意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和他谈话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不知道啊,主席的意见?不知道!所以他才敢于跑到中央会议上继续来攻击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见,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他就是不知道。而这个陈丕显、曹荻秋这些人呢,就是鼓动他:“你到了北京,好好的讲,什么话都讲!”这样子鼓动他,对这种人哪,你说,你说到底,同志们也可以看一看哪,象这个陈、曹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欠得多,不但对上海的人民欠了债,对干部欠了债,我看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后来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呀,要组织纪律呀,不能够什么东西都讲呀!所以把干部都拚命压在里面嘛,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有许多干部,包括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我前面先讲了,首先要他们负责,但是领导也要负,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这六千多人处长以上的,还有六百多个付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的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怎样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同志们为什么当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部,那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之下就能够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够坚定地跟着毛主席,在上海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嘛,特别是在柯庆施主持工作的时期,特别是五八、五九以后这个时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嘛,还不是这些干部,还不是目前这些领导干部,还不是这六百多个付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现在这些同志,那个时候跟着在柯老领导下,他们做出来很好的成绩嘛,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主席的指示,我们要看干部不但要看他一时一事而是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吗?那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而且呢很多我们干部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毛主席这次跟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地向我们讲,说我们应该相信 95 %以上的群众,相信 95 %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里讲的,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走的,特别讲到,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这个中农啊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一批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我们要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再地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结果失掉多数,使得自己完全孤立起来。那么要实现三结合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对待干部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里面有一段就专门讲了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第四期专门写了一篇正确地对待干部问题。这两篇社论党中央是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作了许多重要修改,正确对待干部的一篇哪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我们只知道我们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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