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





川的。四川的问题,同志们大概也听到一些,错误比较大一些,抓人抓的比较多,而且还打死了人。对这样一些情况,他们送来一个材料给中央,说他们原来抓了多少人,已经放了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没放。毛主席就批了:“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中央一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就放,就把人放了。所以主席认为他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对四川一面批评了他们,捉人太多,把一些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是另一方面又称赞了他们,因为他们改正的快。在指出这些方面的问题以后,毛主席又说: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最近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毛主席说,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就是要沉得住气,听取各种意见,然后实事求是的是多少就是多少,公开的向群众承认错误,而且要立即改正,马上改,像四川那样。这样就取得主动啦。另外要向军队和群众双方进行正面教育,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毛主席说,我看现在这股风,(就是指上面说的一股风,说军队作的事情都错了)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一月底二月初那股风全国也是相当严重的,好多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起初是革命造反组织犯了错误,但是后来军委八条一出来,部队的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自己又犯了错误。先是学生犯错误,后是部队犯错误。现在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所以毛主席就认为这次不会像二月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学生、群众他们有了犯错误的经验,上一次冲军区不对,他知道了。军队在处理群众冲军区问题上又犯了错误,有的地方人家来请罪,请好几次还不同意,检讨一次不行,再检讨还不行,把人家宣布为反动组织。这样的地方有那么几个。所以主席说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就不会像二月那么严重了。最后这一句话毛主席是充分相信军队也相信群众的。他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虽然现在有这么一股风,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沉住气,实事求是地检对,公开地承认错误,改正,并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这样就可以走上正确的轨道。 
  毛主席的这两个指示,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解决面对着的这些问题所应该遵循的方针、办法,主席都讲了。从这里我们看山东的问题该怎么办,我们觉得主席都给讲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工作里的一些缺点错误,毛主席就讲了嘛,犯错误是难免的嘛。现在有一些群众组织对我们提出批评,我们要沉得住气嘛,不要一听到批评就沉不住气了,就光火,那就不行。要按毛主席的办法,沉住气,没有什么了不起嘛。有些话说得过分了,过分的话经常会有的。谁说话能说的都是那么准确呀!参加革命委员会的许多负责人,他们名义上是革命委员会的常委,实际上他还是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还是小将。当然里面也有几个不是小将,是中将,老将,但是他基本的情绪,那些小将最起作用了。据我看,同志们现在对小将接触的比较少,我感觉到有些同志对他们不大理解,不大懂。他们对你们接触也少,也不大懂。双方互相不太理解。所以不要怕批评,像毛主席讲的,要沉得住气,不要怕批评。不但不要伯批评,还要像毛主席所推荐的,我们到处去开座谈会,去征求意见,征求批评,听他们的意见,包括那些非常尖锐的意见。很尖锐的意见都要听,耐着心听,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出来就不挨攻啦,就不挨批评啦,那才不见得呢!这一方面,我们有一点经验,我们挨攻呀,受批评呀,当然各派都有啦,我这里讲的不是坏人批评我们。坏人攻击我们那是意想中的,他们不攻击我们,我们就糟糕了。我这里讲的是革命派,我在小会上和有些同志介绍江;我在这里也可以和同志们说一下。比如去年十一月我到上海去,处理一些工人要上北京告状的问题。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十二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十六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十六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十五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的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四点钟才回去了。现在上海工人运动的基本领导骨干和领导人,有很多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有那十六个小时,我就跟他们成了好朋友了。现在我回到上海去工作,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我到那个工厂里边,总有人见了我说,唉呀,你好呀,我们在安亭见过面的呀(那个车站叫安亭车站)。这就建立了我们特殊友好关系。不打不成交嘛!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同志们,你们没有这样的经验,大概只有挨骂的经验,没有挨过骂又变成好朋友的经验。和革命造反派不打这个交道,我看我们的同志缺一棵,这一课应该补上。你这一课如果过了关,以后的事就好办了,日子就好过了。还有一次我和姚文元两个,也是今年一月底嘛,我们到上海。在济南我们看到杨得志、杨国夫的标语固然不少,不过我说你们两个的标语没有我的多,上海比济南大,标语贴的也是满城都是,而且贴了十几天,不是那么一天两天,又没有人去给他们说:你把它刷下来吧,你把它贴掉吧。没有。造反派当然反对这些标语,因为那是一个造反派犯错误的组织干的,其余的造反派组织反对他们,就到处去贴,他贴了标语,给他再贴上,造反派也贴另外的标语,标语战斗了半个多月。那种日子我们过惯了,觉得没有什么,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去看,看看贴了什么,也就过去了,我们照常开会嘛!还照常找那些人谈话。他们攻我们最厉害的时候,我们找他们谈话,那次我和姚文元也是去呀,一去整整地骂了我们六个小时,什么话都有,说我们是反革命两面派。那个时候正在搞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因为陶铸的问题刚刚揭开,因此到处流行着要抓什么人,揪什么人!什么式的人物,他总要在式头上安一个帽子的。那时我就是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那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听一听有什么不好呀!听一听也很好。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头两天,忽然一个晚上就大整谢富治,谢富治同志现在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大概就是你要夺权了,或者是在夺权以后,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它是要在我们内部出一些事。遇到这种事,要沉着。谢富治同志他也有经验了。也是造反派贴他的,不是坏人贴他的。谢富治他是公安部长,他也不抓人。他说,咳,让他贴吧。别的造反派说,我们把它撕掉,他说不要撕,让他贴在那里好嘛!他态度很开朗,也不紧张,还是找那些人谈话。谈一两次,彼此谈通了。贴他标语的人,我不讲他的名字,就是他们革命委员会的常委,是著名人物,那有什么关系呢?发生一些这样的事不要紧,不要一时要沉不住气了,一时就紧张了。多经历几次,再碰到这样的事就好办了。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有带兵的经验嘛,新兵第一次上战场他就没有经验,老兵碰到打仗他有经验,他不慌。我们在这一方面,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间,有许多特殊的形式,我们许多同志没有经验。在这一方面,虽然是老将,可能像新兵。再多打几仗,那就行了。这个本事是容易学的。只要记着毛主席的话,沉住气,不要说,就有办法。你们等到和这些小家伙搞好了,你就会觉得他可爱了。你不要看他骂得你很厉害,他要是跟你好起来,那是非常好的。因为他还是青年嘛!昨天我们就谈了,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久经战场的,带过各种部队的,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以前带的部队是什么样的部队呀,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刚拉起的游击队是什么样子,就是那么觉悟高,就那么整齐,就那么守纪律,就没有打砸抢,我才不相信呢!都是些新兵新队伍嘛!我们的红卫兵,最老的红卫兵,他们吹牛,我是老红卫兵,老红卫兵一年的年龄都没有嘛,最老的红卫兵到现在还不到一年麻!一年的红卫兵搞到这个样子,就很不错了。我们同志们想一下自己的经验嘛,最初带队伍,你刚拉起游击队,一年你能带出什么样子。他们现在阶级觉悟高啊!毛泽东思想学习的有时硬是比我们好。有些东西他不如我们,我们有经验,我们懂的事多,但是有些事,你跟他辩论,你辨不让他,最后是他对。我有这个经验。你最初觉得他没有什么道理,后来听听他很有道理,真理在他那边,你不要小看他。所以要沉住气,不要怕批评,同时,要按照主席的指示,要快改,能够马上改的马上改,千万不要顶牛。我们总是要相信大多数,相信大多数的干部,相信大多数的群众。不要把群众对我们的批评,或者人家说了几句话,就说是矛头指向解放军;或者是我们说了革命委员会几句话,就说你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或者说一批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那就不允许。北京满街上都是这个标语,“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这个标语出现了几个月了。我们当然都向他们解释过,我们说不能这样提,有人反对中央文革,并不一定都是反革命,里面有反革命。可是没用,他们一定要这样贴,我们还是到处给他们讲,中央文革是可以批评的。实际上,人家不管贴不贴,该批评还是批评,你说不准批评,人家照常批评,怎么能不批评,不过是背后批评就是了。叫大家公开对我们讲嘛,那关系就好了。所以主席的几点指示,已起把问题都解决了。我就不要多说了。 
  有些同志写信提了些问题,我想再谈几个具体的问题。我今天的讲活,是和姚文元同志分了工的。今天我讲,明天他去给群众组织讲。我们两个讲话的重点不同,我今天主要是讲部队自己的事。你们不要认为我老是说部队的事,不公平呀。群众团体的缺点他们的毛病,我今天不想在这个会上讲,那一些话,我们在另外一个会上讲。我们刚才念过语录嘛!要各自进行自我批评,所以现在就光讲咱们的事。他们那个会,我们另外开,这样子,双方才能更容易接近一些。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攻下面的革命,因为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军队的作用,在整个无产阶般文化大革命中,就非常重要。因此,中央就连着发出几个指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支左的决定,后来又有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四月六日的十条,还有其它的一些具体规定。最主要的是这些。这几个都是强调军队一定要支左。强调一定要站在左派这一边。因为在夺权以前,左派的力量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从少从弱,到慢慢地发展起来,强大起来。在紧要关头,如果军队不参加,这个权就夺不过来。这一方面,同志们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