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文集

命搞得更好。　
　　目前，全国革命形势很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要百倍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率领下，同全国革命造反派一起，同全国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革命指战员一起，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前进，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提高革命警惕，克服一切阻碍，及时识破、坚决粉碎阶级敌人的各种反扑和破坏，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进行到底，把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不但是关系到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而且是关系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前途的大事。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我们刀山敢踩，火海敢闯，大风大浪不回头，天崩地裂也敢上！我们红卫兵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永远忠于无产阶级专政，永远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　
　　中阿两国人民和青年牢不可破的战斗团结万岁！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恩维尔　？　霍查同志万岁！　
　　世界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岁！　
　　56　评陶铸的两本书　

　　姚文元　1967。09。08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阵阵疾风骤雨，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　
　　形势大好。从文化领域中的大批判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了一年激动人心的战斗，现在正胜利地进入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性的大批判。这个大批判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深入发展，是清除修正主义毒素的重大步骤，是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斗、批、改的思想动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深入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斗争。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两本书：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　？　感情　？　文采》（简称《思想》），就是我们展开大批判极好的反面教材。它们是黑《修养》的“姊妹篇”，活龙活现地刻划出陶铸这个修正主义者的反动而丑恶的灵魂。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陶铸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的执行者。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当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被全党揭穿之后，他就成为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伙同他的心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之流，继续疯狂地反对和歪曲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招降纳叛，勾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到处发指示压制革命群众，支持、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牛鬼蛇神，妄图用卑劣的手段，掩盖和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批判。　
　　历史的前进，总是使那些过高估计反动派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昏头昏脑地想把自己装成“英雄”的倒行逆施的人物，很快成为令人嗤笑的小丑。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当这位自吹为“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在万人大会上，飞扬跋扈地向群众挥拳吼叫“你们如果不相信我，也可以把我搞垮嘛”的时候，他是多么自傲啊！简直要吃人！他是想以此来恐吓群众：谁敢反对他这个“老革命”，谁就要倒霉，而他这个“英雄”是绝对“垮”不了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谁跳出来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广大革命人民，谁就一定要垮台。越是表演得充分的反动派，垮得就越彻底。回头去看，他的自我标榜、威吓群众的丑态，只不过在两面派的脸谱上增加了一道令人发笑的油彩而已。　
　　“我是一贯革命的。”好，我们就用这两本书为主要材料，看一看这个“一贯革命”的人物到底“一贯”跟谁走，是在“革”什么“命”，到底在坚持什么“理想”，在鼓吹什么“情操”，在宣扬哪一个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　
　　陶铸是那一“派”？书中鼓吹的“理想”是那一派的“理想”？只要看看他的自画招供就足够了：　
　　一九五五年八月，正当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陶铸跳出来拍着胸膛宣布：“我们大家都是一派，这一派叫做中国人民派，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大家都要很亲切地团结起来”①。“除了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大家”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为一方，资产阶级为一方。陶铸恶毒地诬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侮辱人格”，胡说什么胡适的反动思想仅仅是属于“思想方法问题”，“等三十年、四十年”以后“才看得清楚”②，很明显，他说的“我们大家”，指的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胡适之流的人物。陶铸所吹嘘的要“很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什么“中国人民派”，实际上就是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在同一个报告中，陶铸还无限同情地说：“目前大陆上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的处境是可怜的，心情是痛苦的”，言为心声，一个“可怜”，一个“痛苦”，一笔勾销了反革命分子的可恨和残暴，把他同反革命分子心心相印的“精神生活”，活活地刻划了出来。这样精彩的“表态”，在收入本书时作为“摘要”以外的部分被删去了。　
　　过了两年，一九五七年五月，正当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陶铸立刻在报上写文章大叫大喊，“现在阶级已经基本消灭”，“国内敌我矛盾已经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要减弱”，要“转”到“领导生产”“组织人民的经济生活”方面去③。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统统成了一个“大家庭”中的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取消，只管“领导生产”的“全民国家”即可实现。这种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腔调，完全是一付资产阶级右派头目的嘴脸。　
　　再过两年，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正当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的时候，陶铸在《松树的风格》中，鼓吹“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④；在《革命的坚定性》中鼓吹什么要“面对大海”，经得起“狂风暴雨的侵袭”⑤。轰轰烈烈的大跃进，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英雄壮志，被他叫做“恶劣的环境”；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打击了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彭德怀反党集团，他却狂叫“要经得起狂风暴雨的打击”。不须多加一字，反革命立场昭然若揭。　
　　再过六年，到了一九六五年。在伟大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毛主席多次提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及陶铸之流，则发狂地反对和抵抗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正当批判《海瑞罢官》刚开始，一场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的生死搏斗迫在眉睫的时刻，陶铸在反革命文艺黑线的喉舌《文艺报》上又一次“亮相”。他说：“我认为，在现阶段，应当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摆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⑥说什么“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公然抹杀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叛徒、右派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做“人民内部”的问题，掩盖他们篡党、篡政、篡军的罪恶，好把钻进党内的一批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统统包庇下来。　
　　什么“一贯革命”？一贯的反革命！可以说，每个历史关键时刻，他都公开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吹得五花八门的什么“理想”，就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是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理想，是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痴心妄想。　
　　请看：　
　　其一曰：“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⑦。照这种反动透顶的“社会主义”理论，岂不是工业化了的美国早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了吗？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办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依靠突出政治，依靠毛泽东思想所唤起的亿万人民的革命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书中反复鼓吹的依靠少数资产阶级“专家”，依靠“物质刺激”，依靠保守派，使企业的领导权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权阶层所篡夺。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尽是挨打的历史，原因就是自己没有工业”⑧。陶铸俨然以一个蹩脚的历史教师的口吻向我们讲一篇中国近代史，当然是颠倒了的历史。从一八四○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百零九年，中国人所以“挨打”，主要并不是因为没有工业，而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的走狗即从清朝政府、北洋军阀到蒋介石这些卖国贼手里。自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帝国主义再想打我们，就得先想想自己的猪爪子有多硬。文化大革命越搞得彻底，毛泽东思想越是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越巩固，打起仗来就越无敌于天下。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理想”。把过去“挨打”统统归诸“没有工业”，这就把那些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的罪行统统掩盖了，这就美化了那些在“发展工业”幌子下复辟资本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走狗，这是同中国的赫鲁晓夫一模一样的卖国主义腔调！　
　　其二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舒适的房子”，就是“使所有的房间在晚上都亮起电灯，使所有的人都穿上整齐漂亮的衣裳，出门都能坐汽车……”⑨一句话，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就是享乐主义。什么人给他“吃得好，住得好”，他就可以出卖自己灵魂，而且还可以廉价奉送一顶“共产主义”的帽子。真是最卑鄙的叛徒哲学！“共产主义”的外衣，极端个人主义即资本主义的本质，这就是陶铸所谓“共产主义理想”的定义。照这个定义，美国资产阶级生活岂不是最符合“共产主义理想”了吗？　
　　其三曰：“崇高的理想”就是念念不忘地“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⑩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低层，永世不得翻身。而摆得很高很高以至极其“崇高”的，是那些一大串资产阶级的“家”。“资产阶级参加过民主运动，他们搞工业有知识，不比地主那么腐败”①①。对了，这就招供出你这些“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专门家，而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你所谓的“知识”，就是资本家如何巧妙而残酷地剥削工人之类的知识。陶铸的“崇高理想”就是通过这一批爬得很“高”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实行反革命复辟。今天，一批很“高”的资产阶级“权威”被革命小将拉下来了。　
　　还有一种：伟大的理想，就是所谓要“真正做到大家心情舒畅”。一九六二年，正当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猖狂进攻，妖魔乱舞，毒草丛生的时刻，为了资产阶级能“心情舒畅”，陶铸在《对繁荣创作的意见》一文中，就胡说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一定要发挥劳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①②（按：查陶铸的报告原文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应该给脱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好呵！什么“三家村”，什么田汉、夏衍、吴晗、翦伯赞，什么海瑞、魏征、李慧娘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