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

月创刊。
　　1912至1913年，穆德作了一次重要的环球之旅，艾迪亦同行。除宣传爱丁堡续行委办会的异象，协助後进国成立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外，同样要紧的是他们的环球学生布道工作。行程的首站？
　　是印度，然后在1913年1月转到中国，协助中国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罗炳生（E。C。　Lobenstine）和诚静怡出任干事，中华续行委办会是於　1922年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进会的前身。在是次旅程中，穆德和艾迪亦在中国十四个城市召开青年布道会，共有七万多人次参加，另他们主持的科学演说会，亦有近六万人出席，盛况空前；会後有万多人参加查经班，一年内领洗者亦有千余人。其後，穆德等转赴朝鲜及日本，协助日本成立续行委办会。
　　1922年5月，乘出席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年会之便，穆德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典礼。虽然他并没有筹备或主持这个会议，但却在大会两次发言，并对会议产生相当影响。因著自由主义神学的泛滥，保守派的差会和宗派拒绝加入基督教协进会，今这个组织的代表性大打折扣，不过，协进会的成立，仍是合一运动的一大跃进。同年，日本的续行委办会亦改组，成立日本基督教协进会，穆德也出席了是次会议。
　　由於国际政治形势转趋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立永久的国际宣教组织的构想被迫拖延。直到1921年10月，英美等国家不同差会的负责人在纽约慕康湖（Lake　Mohonk）开会，组成「国际宣教协会＇（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以全国或地区性的宣教组织为会员单位。协会的目的在探讨宣教策略，推广宣教关怀，及促进国际间的自由与公义。协会决定不处理任何教义与礼仪的问题，留待＇信仰与教制运动＇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下详）处理。协会出版并发行《国际宣教评论》及其他宣教研究成果。
　　国际宣教协会十七个创会会员中，有十三个为西方的差会。不过，协会也积极邀请亚非拉地区的教会代表加入，以增强其普世的代表性。嗣後，协会在不同地方召开大会：耶路撒冷（1928、印度马德拉斯的坦巴兰（Tambaram，1938）、韦比（Whitby，1947）、惠灵根（Willengen，1952）、加纳（Ghana，1957）及新德里（New　Delhi，1961）。
　　1941年，由於感受到来自年轻同工的压力，穆德辞去国际宣教协会主席一职。
　　在＇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组成後，国际宣教协会面对愈来愈多呼声，要求将组织并入成为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部门。结果在　1961年的新德里会议上，国际宣教联会宣告解散，变成普世基督教协会的＇宣教事工部＇（Division　ofWorld　Mission　and　Evangelism）。
　　C．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
　　穆德在1928年国际宣教协会举行耶路撒冷会议後，便正式退休，离开青年会的工作。退休後，他到不同地方主持讲座，并将讲稿付印出版，包括《今日基督教世界宣教的召唤》（　The　Presnet　DaySummons　to　the　world　Mission　of　Christianity，1931），《释放基督教平信徒的力量》（　Liberating　the　Lay　Forces　of　Christian，1932），有关学生工作的《合作与世界宣教》（CooPeration　and　theWOrld　Mission，1935），为国际宣教协会所做的全球报告《今日的世界福音工作》（Evangelism　for　the　world　Today，1938），他的自传《五个年代与一个前瞻》（Five　Decades　and　a　Forward　View；1939），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3－1971）等合著《基督教的危机》（Christianity　in　Crisis，1941），与更大的福音工作》（The　Larger　Evangelism；　1941）。
　　穆德对普世合一运动的贡献，主要是在青年事工和宣教方面，或许更准确的说，是在平信徒运动与超宗派的事工合作方面。他对於教会性的合一运动，诸如＇信仰与教制＇　、＇生活与事工＇　（Lifeand　Work）等运动，参与并不太多。譬如说，在生活与事工运动中，他没有出席1925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举行的成立会议，1929年的大会也没有参与。而在信仰与教制运动中，他虽然有出席　1927年的洛桑会议，但因病提前离开，大概也没有发挥甚麽特殊的作用。
　　不过，穆德却积极参与　1937年於牛津举行的生活与事工运动计划会议，并共同议决成立一个普世基督教协会筹备委员会。同年，生活与事工运动在牛津召开一个「教会、社群与国家」（Church，munity　and　State）的大会。不久，信仰与教制运动亦在爱丁堡召开一次大会。两个运动议决组成一个十四人的委员会，商讨彼此合作，并筹组普世基督教协会，穆德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
　　1946年12月，穆德获颁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毕生在促进国际沟通与事工合作的杰出贡献。
　　1948年8月23日，普世基督教协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正式成立，穆德以八十二岁高龄出席该会议，受到举世注目及尊重，被推选为荣誉主席。会上，他回顾过去所参与的普世合一运动，包括曾差出二万名学生到宣教工场的学生志愿运动，曾联系全球三千间院校的世界基督徒学生联盟，培育出大批今天的基督教领袖的青年会，联系已发展教会与发展中教会的国际宣教联盟。这次会议，标志他毕生致力从事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理想，至终获得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穆德也是基督教国际和平运动的积极推动者。
　　＇教会和平联盟＇　（Church　Peace　Union）於194年在德国的康士坦斯（Constance　）成立，主要推动者为卡内基（AndrewCarneige）。後来因欧战关系，在英国伦敦重组，易名为「教会促进国际友谊世界联盟」（The　World　Alliance　for　InternationalFriendshiP　through　the　Churches）。穆德是这个运动在美国的负责人。不过，基於政治的考虑，穆德退出了由霍坚（Henry　T．Hodgkin）所成立的＇英国唯爱社＇　（British　Fellowship　ofReconciliation）及＇和平主义运动＇　［或译唯爱主义（pacifism）。我们知道，唯爱主义思想对二十世纪不少中国基督教人士如吴耀宗等，都有不少的影响。
　　穆德的太太莉拉（Leila）於1952年逝世，终年八十六岁。穆德於不久後再婚，并继续他的环球旅程。他在1955年1月31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Ill．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
　　在叙述了穆德丰富多姿的一生後，我们转移以整体角度检视这时期的普世合一运动。
　　A．普世合一运动的起点。
　　1．合一的困难。
　　不管我们持守怎样的神学立场，总不能否认合一是基督教的重要理想，亦是圣经对基督徒的一项要求。尼西亚信经强调教会有四重特质（参页48），独一与大公（catholicity　）是其中的两项。奥古斯丁在对付多纳徒主义时便曾提出：教会最重要的本质不是圣洁而是爱，教会分裂正破坏了教会这个最基本的特质（参页78，119），所以主张分裂者就是异端。可见在初期教会中，追求教会合一占了关键性的位署。任何从大公教会中分裂出去的教派，都被判定为异端。大公教会甚至宣称它是真理和救恩的总代理，教皇是使徒在世的代表，教会的门就是救恩唯一的门。任何人离开大公教会的檐下，必然走往灭亡的道路。
　　可是，教会的合一却是不易维系的。尽管大公教会宣称拥有独占的真理，并且将圣经的诠释权牢牢握在手里，也无法阻止人因着各样的理由，从这个普世的信徒群体中分裂出去。早在宗教改革以前，教会已曾分裂过许多次。它之所以能够在西欧长时期维持合一，真正的关键也不在信仰本身，而在教会所拥有或所能援引的政治权力。事实上，单凭认可同一个真理，是不可能使不同的教会成员黏合在一起的。真理即或只有一个，人仍色对之作不同的理解，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圣经虽然只有一本，但对圣经的诠释却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所以，要教会维持合一；非在一定程度内诉诸权力不可。＇正统＇　一词，代表的不仅是真理，也是权力。
　　在大公教会权力所不及的地方，分裂是在所难免的。第七世纪回教势力入侵近东後，东方教会纷纷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割断关系。
　　叙利亚、伊朗、埃及等地都在回教势力的管治下，政府和人民既然再不受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帝国辖制，教会便跟大公教会再无相通，它们沦为名副其实的小教派。这些教会至今仍然存在，却与其他教会甚少联系。
　　1054年，西欧与东罗马帝国因著政治上的长久割断，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形成东正教与罗马大公教会。1517年，随著民族主义而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西方教会再分裂为天主教及更正教两大阵营。并且，宗教改革一开始，更正教便不是一个团结的教派，却是由多个不同种族、派系与运动所组成的。由於宗教改革，更正教主动由大公教会分裂出来，为了合理化其分裂的行论，改教者必须坚持自己信奉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而坚持真理比维护合一更为重要。真理不容退让，惟有在对真理的看法相同的前提下，合一才成为可能。这是更正教在合一问题上的主要观点：真理的相同才是最根本的，组织上的合一只属次要的考虑。在十七世纪更正教经院神学时期，更正教神学家大都高举这个先真理、後合一的主张。
　　不过，若得先在真理的看法上谋求一致，才能讨论合一问题的话，那合一便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人们在意见不合时，往往会夸大双方的分歧，将分裂行动合理化，但事实上分歧却不一定如此悬殊。宗教改革迄今已近五百年，我们看到更正教的宗派数目有增无减，基督教机构如雨後春笋般不断成立，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它们正朝著合一的方向前进。那些新兴的宗派与机构，为了合理化它们另起炉灶的行动，乃在教义及真理诠释上突出某个其实并不那么重要的特点，扩大它们与传统宗派和组织的迥异处，甚或刻意制造悬殊的差距（譬如灵恩派总爱指摘传统教会只重基督不重圣灵，或要求别的宗派在灵恩与组织中间作抑此或彼的选择）。它们建造教义和礼仪的屏障藩篱，而非拆毁中间间断的墙。
　　先谈真理後讲台一，往往是拒绝合一的最佳藉口。教会所谈的真理，主要集中在礼仪及教义的层面，但正正在这两个层面寻求合一，却在过去二千年间几乎从未有过成功的例子。初期教会连对圣诞节和复活节的节期计算这般基本的争议，都无法取得共识呢：更正教几个主要传统对圣餐的看法，从十六世纪至今，还是言人人殊，不同宗派各自表述，并无趋向统一的徵兆。
　　2．学生与青年事工。
　　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普世合一运动是一个由平信徒主催的运动，是首先谋求在属灵经验（圣洁运动、神医运动、千禧年运动）和福音事工（奋兴布道）等层面上分享合作，而非纠缠於教义与礼仪的趋同。这是一个跨宗派甚或超宗派的运动，由一些宗派与堂会以外的新兴机构（如青年会、学生志愿海外布道团）所推动，并鼓励信徒以个别身分加盟参与，从而绕过复杂建制组织的重构问题。
　　真正在合一诉求上产生突破的，是在十九世纪因第三次大奋兴运动而掀起的平信徒运动，特别是由平信徒所推动的青年及宣教事工。此两者乃是更正教合一运动的突破点。由此可见，教会不是在真理层面上达成合一乃是藉著事工的合作来达致合一的；并且。这主要还不是宗派与宗派间筹办联合事工，而是在宗派外另立新机构，从事新的工作。一切从头做起便是最简单容易的。
　　十八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为欧美社会带来急剧转变，许多从前不曾存在的社会问题孳生，对一直依存著农业社会型态的教会造成巨大的冲击。青少年是社会风向的指标，他们位处社会的前沿（或说边缘），故受社会风潮影响的幅度一般较成年人为大。青少年问题是社会问题的最佳写照，而青少年的需要也是社会需要的缩影。由於宗派与堂会向来较为保守，对时代风潮的趋向敏感度较低，反应也相应不够灵活，故回应时代的责任往往便落在少数先知先觉的信徒身上，他们针对客观需要，成立教会建制外的组织，推动各种实验性的新事工。例如，为解决青少年失学的问题，主日学运动应运而生；为挽救青少年道德与灵性的疲惫，青年会与女青年会亦相继成立。传统教会不易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