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半车麦秸-姚雪垠

我？“平妹仰着脸看我。”没有，“她缓缓地说：”我走在后边；我看见前边林警追人，就藏进树林里。不过我翻山时走滑了脚，跌了一跤，现在左边的饭匙骨跟绞骨有些作痛，待一会儿你用姜给我擦擦。“　　　我听说，再看她的脸，这才发觉她左边颧骨有一块擦伤，浑身，特别是左肩有很多泥土，头发有草屑。　　　我拿了块姜剖开，放进热灰里煨得烫热，又倒了半碗酒，让平妹躺在床上。解开衣服一看，使我大吃一惊：左边上至肩膀，下至腿骨，密密地布满轻重大小的擦破伤和淤血伤。胯骨处有手掌大一块淤血，肩胛则擦掉一痕皮，血迹犹新。我看出这些都是新伤。擦伤，我给敷上盘尼西林，淤血的地方，我用热姜片蘸上酒给来回擦搓；擦胯骨时平妹时时低档地呻吟起来。　　　”平妹，你告诉我，“我问：”你是刚才在小河里跌倒的，是不是？“　　　平妹不语。经我再三追问，她才承认确乎在小河跌倒。　　　”那你为什么要瞒住我？“我不满地说：”你的伤势跌得可并不轻。“　　　”我怕你又要难过。“她说。　　　刚才那惊险紧张的一幕又重新浮上我的脑际，于是一直被我抑止着的热泪涔涔然滴落。　　　我一边擦着，一边想起我们由恋爱至”结婚“而迄现在，十数年来坎坷不平的生活，那是二个灵魂的艰苦奋斗史，如今一个倒下了，一个在作孤军奋斗，此去困难重重，平妹一个女人如何支持下去，可怜的平妹！　　　我越想越伤心，眼泪也就不绝地滚落。　　　平妹猛地坐了起来，温柔地说：”你怎么啦？“　　　我把她抱在怀中，让热泪淋湿她的头发。　　　”你不要难过，“平妹用手抚摸我的头，一边更温柔地说：”我吃点苦，没关系，只要你病好，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两个孩子就在我们身边无知地睡着，鼻息均匀、宁静。　　　第二天，无论如何找不让她再去掮木头，我和她说我们可以另想办法。　　　后来我在镇里找到一份适当的差事——给一家电影院每日写广告，工作轻松，而且有二小时即可做完，余下的时间仍无妨疗养。虽然报酬微薄，只要我们省吃俭用，已足补贴家计之不足，平妹已无需出外做工了。　　　虽然如此，我只解决了责任和问题的一半，还有一半须待解决，那就是——我的病。我必须早日把它克服，才对得起平妹，我的妻！
　　提示　　　钟理和（1915—1960），是台湾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生于台湾屏东县世代务农的小康之家。19岁离开学校后，在父亲的农场爱上了一个女工钟台妹。因是同姓而遭到父母和社会习俗的反对，离家出走。1940年把钟台妹接到沈阳结为伴侣。1945年在北京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夹竹桃》，1946年回台湾，写了长篇《笠山农场》、中篇《雨》、短篇《原乡人》、《贫贱夫妻》等许多小说。　　　《贫贱夫妻》是钟理和短篇小说代表作。它是一篇歌颂普通劳动妇女美好品德的乐章，也是一曲赞美夫妻美好感情的颂歌。小说的主人公平妹是一位勤劳、朴实、温馨、善良的姑娘，她能顶住各种压力，蔑视传统习俗，勇于挑起家庭重担，富有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一个体现中国传统道德美的劳动妇女形象。　　　这是一篇自叙小说。小说写的是自己和家人的不幸遭遇，对封建习俗的抗衡，家庭的破落与贫穷以及爱情的坚贞与美好。他的自叙小说与众不同，作品中的人物不仅有着和作家相同的经历。而且连姓名都不怎么改动。小说中的平妹，就是作家妻子钟台妹，因而读他的作品就基本上掌握了他的传记。其次，语言朴实、简洁，字里行间充满着柔情，读来生动感人。　　　（张民）　＊＊＊　【此文章由“文学视界”（white…collar）扫描校对，独家推出，如欲网上转载，请保留此行说明】
　　三八节有感　　　■丁　玲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绉，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的。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做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好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是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三八节清晨　　　附及：文章已经写完了，自己再重看一次，觉得关于企望的地方，还有很多意见，但为发稿时间有限，也不能整理了。不过又有这样的感觉，觉得有些话假如是一个首长在大会中说来，或许有人认为痛快。然而却写在一个女人的笔底下，是很可以取消的。但既然写了就仍旧给那些有同感的人看看吧。　（原载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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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两家房东　作者：康濯
　　明天，我要从下庄搬家到上庄去。今天去上庄看房子，分配给我的那间靠上庄村西大道，房东老头子叫陈永年。回到下庄，旧房东拴柱问了问我看房子的情形，就说明天要送我去；我没有答应他；　　　“我行李不多！你个干部，挺忙；冬学又刚开头，别误了你的工作！”　　　他也没有答应我；他说：　　　“五几里地嘛！明儿我赶集去，又顺道。冬学动员得也不差甚了，不碍事。”　　　第二天，我到底扭不过拴柱的一片心。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牲口上，吆着驴，我们就顺着河槽走了。　　　这天，是个初冬好天气，日头挺暖和。河槽里结了一层薄冰的小河，有些地方冰化了，河水轻轻流着，声音象敲小铜锣。道儿上，赶集去的人不多不少，他们都赶到前面去了。我跟栓柱走得很慢，边走边谈，拴柱连牲口也不管了。他那小毛驴也很懂事，在我们前面慢慢走着，有时候停下来，伸着鼻子嗅嗅道儿上别的牲口拉的粪蛋蛋，或是把嘴伸向地边，啃一两根枯草，并且，有时候它还侧过身子朝我们望望，好象是等我们似的；等到拴柱吆喝一声，它才急颠档地快走几步，于是又很老实地慢慢走了。　　　拴柱跟我谈的最多的，是他的学习。他说，我搬了家，他实在不乐意哩！　　　“往后，学习可真是没法闹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