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蛇的一次猛扑

　　他常常一连数小时听父亲和同事们谈话。这些党的“领导人”对小伙子的态度既嘲讽，又是庇护的。他们有时开玩笑说，你，波里斯，好好听着，学乖一点，别特别去钻，我们并不喜欢聪明人。你扫盲班一毕业，我们把你要过来，你就会成为聪明人、强有力的人，你可能会得到权力。权力并不在头头手里，头头只是一些人手中的玩具。真正的权力在中层人物手里，那些人不骄傲，但关系很广。波里斯赞同地点头，但心里却总要加上有钱人。你们的车子、别墅、特殊供应有一天总会收回去的，可巧妙地挣来的钱却会留下来。
　　请你们注意：波里斯·加依是在八十年代初这么议论的，当时谁也没有听说过戈尔巴乔夫，更没听说过改革，甚至联想也不可能想到的。他本能地有着预感，以后很久，回头想起来，生活中许多行为，而且是决定性的行为，他都无法解释。
　　大学毕业以后，父亲的一位朋友邀他去中央委员会工作。许多人对去区党委，更不用说去市党委工作，都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可波里斯·加依对如此诱人的建议却加以拒绝，说他还不行，所以留下来读研究生。他当时就清楚地懂得法学硕士生本身只是一块空招牌。加依想成为一个大人物的助手。而要当助手，父亲的关系和学位则是有利可图的结合。年轻的硕士生被安排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总务局工作。这是一个不大的职务，但很有油水可捞。波里斯·加依不签署分配物资的文件，但站在直接分发物资的窗口旁。在这里他对人的理解、关心成了他无法估价的品质。他能从领物资的人中嗅出：谁站的地位低，但处在向上升起的升降机中，而谁虽然现在地位高，但他的梯子正在往下走。他开始编织有用的关系网，收取礼物，大发横财了。领导很快就发现了这位年轻官员准确无误的嗅觉，开始邀请波里斯上他们的办公室去，在那里解决谁的请求应予批准，谁的应该缓批的问题。不久他们就给加依提供了一座不大的国家别墅，尽管按级别他是根本不可能有的。使大家大吃一惊的是，波里斯居然拒绝接受，理由是他不应该享有这种特权，而且他不希望引起同事们的忌妒。于是他在一个很知名的地区弄到一块地皮并被批准允许他自费修建一座别墅。两年以后，恰好是波里斯三十岁，别墅建成了。建筑管理局在获得紧俏物资方面有某些优惠，于是年轻的“主人”便想方设法弄到优惠，在那块地皮上又修起了车库和浴室。
　　这点财产在今天并不会使任何人吃惊，很可能引起的只是嘲笑，但十年前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母亲对儿子的活动持嘲笑态度，甚至是蔑视的，她开玩笑说波里斯像他外祖父，成了积钱的人。她在外交部当翻译，陪伴代表团，不仅离自己乡下的根越来越远，而且离俄罗斯也越来越远，正在逐渐变成外国女人。波里斯的父亲已经年近六十，他担心地想到退休金，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改革还没有开始，昨天还被当成刑事犯的人开始抬起头来了，甚至浮到了表面。波里斯的性格在此以前已经完全形成。特别重要的是他的教育程度高，人聪明，心平气和，在同龄人当中，他的突出之处是不慌不忙，遇事思考。他不急于马上切下一块肥肉，因而不仅受到实业界人士的尊重，而且也受到老练的党务工作者的尊敬，他们已经感到新时代的突然到来，心情烦躁，无法给自己找到位置。
　　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安德罗波夫死了，不久登上宝座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开始了，但它以失败而告终。鲍里斯①在随从们的簇拥下，登上了宝座。
　　①　即现任俄罗斯总统叶里钦。
　　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个人的命运，即今年四十岁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的命运。五年来他在大量涌现的新俄罗斯人中，走马灯似地经常变动的部长们和漂浮中拼命坚持的党务工作者之中，虚与委蛇，曲曲折折地走着。尽管嗅觉灵敏，波里斯还是不知道往哪里靠岸好，生活与形势变得实在太快了。党瓦解了，连牢不可破的克格勃也四分五裂了，纷纷化为一些相互敌对的集团。经验告诉波里斯：千万不要依附于任何人，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装进一个筐子里②，特别是在今天。他并不羡慕那些在短期内成了百万富翁的朋友，确切点讲，是熟人，而不是朋友。俄罗斯过去一直是中央集权很强的大国，而且有着非常强大的警察机构。他认为不论我们被抛到哪里，被扔向何方，我们终归还是要抛锚的。到那时，成百上千万的财产就会被没收，财产的主人会被关起来，要不就得奔走他方，浪迹天涯。波里斯本来是有机会去参加搞石油的，但他不走运，头头们慌了张，多数离开了，一些陌生人占据了他们的位子。不过他还是乘机捞了几大把，在远处的一家银行里开了个户头，并决定暂时把这笔钱忘掉。有一些人对他很了解，他们重视波里斯·加依的意见，定期向他请教。这时人们才发现他不仅能够给他们出主意，而且可以参加谈判。与仲裁法庭不同，他能很快地找到使争论各方，甚至是敌对各方都很满意的解决办法。加依在一家国际康采恩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立足之地，在那里当上了一名普通律师。绝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没有注意波里斯·加依，没有认真地把他当官员对待。这反而使他感到很满意。他转手收取佣金，却不交税，过着平静的生活。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没有预见到的事。康采恩的一个可靠的伙伴借去了几百万美元，使它处于破产的边缘。加依被请进了总经理办公室，人们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势，然后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怎么办？”波里斯没法回答，要求考虑两天，说完就乘车到郊外公馆找债主。
　　②　意思相当于汉语中“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
　　谈判持续了一天一晚多，中间只有睡觉和吃饭时才中断一下。一个巧妙而又简单的办法很快就找到了。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这样的骗人勾当马上就会遭到揭露，可在俄罗斯它却安全无恙，平静地过去了。诚然，对一方来说结局是很悲惨的，但它却把波里斯·加依的威信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们周密考虑的骗局，其实非常简单。愈是简单、愈是规模巨大，在俄罗斯反而容易成功。你们回忆一下三M公司①的广告案，就会深信不疑的。
　　①　这是1995年轰动俄罗斯的一次大诈骗案。
　　受到破产威胁的康采恩把所有的现金都转到了波里斯·加依几个老板的账上，当然没有忘记他本人。此后债主去向中央银行提出巨额借款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宣布自己无力还债。数以百万计的小额存户便被弄到了没有裤子穿的地步，可他们却一边在法律上办理破产手续，一边分赃。
　　一切都是按预先的设计发展的；在一个阴雨的早晨，银行的行长在他自己的汽车里被炸，随后的大火烧毁了两个康采恩之间进行交易的全部文件。了解这次行动的人中，有谁会相信波里斯·加依对于所发生的事没有责任，与爆炸没有任何关系呢？谁也不会相信，而且会作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可以对一个人的死、对其他一些人的痛苦进行嘲笑的话，那么最可笑的是：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没有雇佣杀手，而且对于已发生的事，还是从报上知道的。
　　波里斯·加依的两手是干净的，所以他经常良心无愧地生活在世界上，而在这次事件中，他更是如此。他不去上班了，决定装病、等待。一天以后，老板打电话来了，这次他没让秘书打，而是亲自拨的电话。
　　“贵体如何，亲爱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他很客气地问道，但加依却感觉出了老板的声音紧张。
　　“老板相信是按我的指示把对手搞死的。”加依明白了，停顿以后，他回答说：
　　“医生们说我得的是高血压症，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好过，很虚弱。不过我很快会好起来的。”
　　“您听说出了一场大不幸的事吗？”
　　“我在报上看到了。很可怕。今天的财经工作者，就像埋地雷的工兵，只能错一次。老板，您该晚上来找我，我们有话可谈。母亲在国外，父亲住在别墅里，我一个人在家。”
　　主席没有作声，他在等待类似的提议，但直接提出要他来，又觉得太厚颜无耻了。
　　“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加依讨好地说，“我们有必要谈谈。如果我们坐进您的办公室，就会有人来作不必要的谈话。我们本可以一起去某个地方吃饭，但如果被人发现，就会把我们当阴谋家，而莫斯科其实是个大村子，很容易被人瞧见的。要是上级首长去看望一个生病的工作人员的话……”
　　“对，对，那是当然，”老板打断他的话，“七点左右。您不是住在街心花园路吗？”
　　加依口述了他的地址。为了准备接待高贵的客人，波里斯擦去了客厅里的灰尘，拿出母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桌上用品，准备了一顿极好的晚餐。他觉得自己容光焕发、精力充沛。不知怎的，他想起了莫泊桑笔下的英雄杜·洛阿。但似乎在他、波里斯·加依和漂亮的冒险家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企图回想起那位文学英雄保护人的名字，又没想出来，于是转到了当前的谈话。虚荣与对权力的渴望，近几年已经成了他所固有的东西，原来隐藏在心的深处，现在露到外面来了。但他很清楚，必须对这些东西加以控制。
　　老板是个很认真的人，他七点正准时来到，很克制地问好以后，把住房仔细打量了一番，说：
　　“过去建房，很讲究它的坚固性，可以住上几百年的。您没搬到新房子里去，是做得很正确的。令尊是在工作，还是已经退休呢？”
　　“他在一家经营不动产买卖的公司里当顾问。”波里斯把客人引到浴室里洗手，邀请他入席。
　　他们两个没有喝酒，但主人斟了两小杯伏特加，把自己的一杯举起来，说：
　　“让我们纪念上帝的奴隶，他是一个好人，而且是个不错的伙伴。”加依一饮而尽，觉得老板的目光紧盯在他身上。他把鱼子酱放进夹心面包里，问：“我们今后怎么生活呢？”
　　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许多东西取决于老板的头几句话。如果他默认保留公司的资本以后，加依已经成了新的代表，那是一回事；如果老板装傻，那谈话就困难了。加依不打算把自己的有利地位交出去，尽管偶然得到的这笔财产的具体数目，他并不清楚。
　　“有什么建议？我准备洗耳恭听。”
　　虽然这答复是非常自然的，但加依却暴跳如雷。他把刀子放在盘子上丁当一敲，挑衅性地望了老板一眼。
　　“我几乎已经把亏损减少了四分之三，”他心平气和地低声说着，但清清楚楚说出每一个字，从而赋予这些话语以特殊的意义。“不幸的事件，”加依既不是演员，也不是导演，停顿是偶然的，但相当使人感到惊恐不安。“不幸的事件，”加依重说了一遍，不由自主地加强了它所产生的效果。“大大改变了情势，您个人发了一百多万美元的财。”
　　“是八十五万，”老板一边纠正一边擦他汗淋淋的前额。“靠牺牲一个人的性命去发财，是不道德的，不过我甚至无法用这些钱去还清死者欠下的债。这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某些贷款人的神经会受不了的，所以……”他摊开两手。
　　加依在这里下了一着虽是临时想到的，却是非常厉害的棋。他站起身来，画了一个很宽的十字，说：
　　“我们大家都是走在上帝的下面。”接着又画了一个十字。
　　老板面色苍白，惊呼：
　　“我真的不能还钱，不是我们的谈判结果谁也不知道吗？侦审开始了，我站在一旁，因为死者在临死前还清了他欠我们公司的债。我为什么要钻出去解释，从而承认这桩非法的交易呢？”
　　加依明白，他已完全掌握了主动，所以对愚蠢的问题不打算回答。他斟上第二杯酒，同客人碰了一下杯，说：
　　“我们为活人干杯，祝他们走运。”加依没打算进行威胁，一切听其自然。他说的是他内心里的话。
　　“为你的健康干杯！”老板想报以挑衅性的回答，但声音不听话，抖了一下，结果相当滑稽。
　　“也为我的健康干杯，健康不会对任何人有害。”加依决定把形势说清楚，继续说道：“我有一些开销，可又没有时间同您商量。”
　　“多少？”
　　“二十万。需要现金，我的借款人在银行里没开账户。再说您也明白，今天把付这样的钱曝光，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发生不正确的理解。”
　　“好，我来办。”
　　“不行，您用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