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
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和错误，他们存在的条件就是毛泽东那套斗争的理论和政策，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我们和他们的清算，要用法律的手段和党内斗争的手段同步进行。这伙人，都是文化大革命中那些造反派的典型代表，他们推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左的路线，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残酷地镇压群众，在党中央里大搞宗派的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如果我们不用法律的程序审判他们，许多是非还是难以澄清的。”
邓小平听了彭真的慷慨陈词，不住地点头：“应该这样，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过程。四人帮已经成了纸老虎了，但是正如你所说的，他们赖以存在的那个基础还在，那套左的东西还在。这些东西不彻底消除，就还会再出新的张春桥和姚文元、王洪文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得一步一步地来，最后要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
是的，在张春桥回忆和总结经验的时候，他的那些对手们也在总结着经验和教训，这场斗争并没因为他们的入狱而结束……
第八章 张春桥在仰望长天
饭送来了，张春桥站在那里纹丝未动，甚至连身子都没有转过来看一看。连续两天。他几乎都没有动筷子，只是少量地喝了点水。他站在窗口仰望长天，静静地沉思，不时地叹气、摇头。从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以后，他就预料到还会有新的升级。已经快一年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查、大搜捕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不知有多少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群众在遭受迫害、被整被斗，这可真是要人头落地呀！张春桥煞有介事地连声感叹，在没有人的时候，警卫人员从窥望镜里清楚地看到他在抹眼泪。
“张春桥，你得吃饭呀，就是犯了杀头的罪，该吃饭的时候也得吃饭嘛。”监管他的警卫干部劝导道，“党的十一大已经开过了，他们一宣布开除了党籍，我看问题也该解决了。老这么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呀。你呀，有什么错给中央写个检查不就行了嘛，何必这么死犟着呢。”
张春桥喘了口粗气说：“你不懂！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不是那么简单！”
“可现在党中央并没有让你死，而是让你活呀，而且希望你活得更好些。”
“年轻人，你别看他们的表面，他们从心里恨不得让我早早死了呢。”
“那你不吃饭，万一死了不是正好遂了人家的心愿吗？”
“好，有你的这句话，我还真要好好地吃饭呢。我不会死的，起码我不会自杀，我宁可让他们把我枪毙，死在他们的枪口下，也不会自己倒下，更不会向他们投降。道理很简单，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毛泽东的党员。现在的党已经变质了，和他们划清界限，是我的光荣和骄傲。”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十一大召开后，他反复阅读华国锋的那篇政治报告，琢磨里面的词句和内容。三万来字的报告，有一多半的篇幅在数列自己和江青等人的罪状。其余也是在布置如何整垮和肃清自己的什么流毒和影响，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华国锋大言不惭地把同自己和江青等人的斗争，说成是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看来他还没有开始否定文化大革命。好，那就看你如何解释是谁协助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林彪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吧！因为在这个报告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根本不提了。反而发动这场伟大的斗争被说成是犯了滔天大罪……
“四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就同林彪反党集团相勾结，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大以来，‘四人帮’反对十大路线，推行一条极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
呸！你华国锋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我张春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协助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里呢？
张春桥从被捕的那天起。他的脑海里总是在思索着文化大革命的那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几乎每一场斗争，每一个交锋，都牢牢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
从一九六三年起，经过两年多和张春桥的共同抓现代戏的斗争和实践，江青对他已经完全信任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幕，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我们的现代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江青对柯庆施和张春桥的感激是难以形容的。这一场政治戏。标志着江青就要出山了呀。特别是柯庆施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逝世后，江青就把对上海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身上了。她握着张春桥的手说：“记住，我们还有大战呢。抓《智取威虎山》、《海港》等京剧革命，只是我们开了个头儿，还要有更大的进攻呢。柯老离开了我们，我就全靠你了。”
张春桥说：“你放心，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辜负你和主席对我的期望。我一定要对得住主席和您对我的相信。有什么样的任务你尽管吩咐，就是掉了我的脑袋，我也要坚决地完成。”
“弄不好，还是真有掉脑袋的危险呢。”江青说，“我是早就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就连搞这现代戏，都像是掘了人家的祖坟似的，何况是朝他们开几炮呢？”
朝他们开几炮，指的是组织批判吴晗所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此，江青几次来往上海、杭州和北京，秘密地在组织姚文元和张春桥写这篇文章。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七日，江青再次来到上海，为了隐蔽她的真实行动，她特地让张春桥为她召开了《智取威虎山》的座谈会。她发表了一篇颇为内行的讲话：
“原来剧团的那一套组织，完全是适应演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因为从小演员就学习那些东西，所以必须加以改造。去年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我心里有本帐，当时我们把这些意见顶回去了，因为拿这些话来反对革命是不对的。至少是给我们泄气。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自开水可以造茶、造酒。”江青讲到这里，动了感情，“去年三块样板没有打好，我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是坚决地支持我们革命的。看老戏，群众有的中途就跑了。《红色风暴》这个戏老实说写得并不好，可在看这个戏的时候，演到烈士就义，群众坐着不动。在唱《国际歌》的时候，我站起来，大家也站了起来，这就说明了群众是欢迎现代戏的……”
张春桥十分注意地听着她的讲话，感觉到她对柯庆施真是从心里尊敬和感激。他断定她是一个重感情、重革命事业的人。
“《海港的早晨》是个好戏，但是，后来搞成了中间人物转变的戏，走了弯路。《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反面人物的戏更多了，座山雕的亮相很长，音乐气氛很强，下面的人物反而没有。整个戏的思想性不够高，艺术的现实生活基础不够，戏中看不出当时全国的形势……”
听到这里，张春桥吓了一跳：这个人物可是哄她不得，对艺术精湛得如同炉火纯青，在这个问题上她可是不讲情，自己费了很大的努力，被她几句话就给轻轻地否定了。在她休息的时候，他小声地对江青说：“我搞戏剧艺术不行，搞政治还可以。”
江青睁大了眼睛：“我们搞现代戏就是搞政治呀。不抓改革的样板，能把他们都赶下去吗”他们已经占领了我们的舞台快十七年了。”接着她继续在讲，“根据我两年来的经验，京剧艺术，主要靠音乐来塑造人物形象，不是靠舞蹈。中国的京剧舞蹈，没有上升为自己的语汇。语汇就是若干动作，表达一个意思，像电影的近景、中景、远景，所谓蒙太奇，即结构。这些，我们都好好地研究，在现代戏中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毛主席看了《智取威虎山》后，说杨子荣的形象不记得了，只记得座山雕。我听了很难过，对座山雕用了很多手法，如站立两厢，请三爷开山，点将，坐帐，这么长时间，有几分钟呀，要砍掉！”
张春桥有点后悔不迭，不该说这些非常外行的话。不过，他很快就用他自己的勤备学习，补上了这一课。他修改的《智取威虎山》里的若干唱段，博得了江青的好多称赞。他的脑子很好使，经过几天的思考，就根据江青排戏、抓戏的特点总结出了她创作现代戏的三条经验：在所有的剧中人物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突中出主要英雄人物。
江青叫好了：“对，这就是我的经验。你看吴晗的《海瑞罢官》主题多明确，就是要突出海瑞这个人，所有的人物都是给人家垫底的。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了。我们的《红灯记》到深圳去演出，是让香港人看看我们是把京剧救活了呢还是毁了。国民党是把京剧毁了，他们毁了多少人哪！现在的香港也是这样。《红灯记》在深圳演出的时候，杜近芳在台下哭了，她不是为内容，而是被观众对革命现代戏欢迎的热情感动得哭了……”她当着许多人的面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说，“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座谈会一结束，江青就和张春桥、姚文元赶回锦江饭店研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连张春桥都没想到江青竟有如此多的精力。江青说：“为了保密嘛，就是不让文化部或北京那些人知道我们的动向，防止他们来扼杀这篇文章。那些家伙，可鬼着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在北京，连中央办公厅的主任都敢对主席搞窃听，在主席的驻地办公室里安放录音设备，你看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张春桥这时隐隐感受到了这里面的政治内容。特别是江青再三再四地警告他要保密，要提防文化部，警惕宣传部，不要让北京知道，等等。他就感觉到这里面存在着极大的政治含义。这时的张春桥，没有任何的畏惧的胆怯，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他刘姚文元说过这样的几句话：“人一生能有几次搏？只要有意义，就要慷慨激昂，在历史上能够浓墨重彩地写上一笔，就是死了他是值得的。我这一生，能够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能够和江青同志联系在一起。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
这种带有酒醉的话，往往把姚文元弄得莫名其妙！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危险和难堪，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批判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长，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风险可谈！当江青再三地对他和张春桥说：“我们的对手可是老奸巨滑呢，在中央这些人弄得毛主席都不好讲话了，主席就是召开一个会议，没有某些阎王爷的点头，也是很难的。不是没有人敢讲话，就是这个会议根本开不下去。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形成了很深很深的独立王国。如果主席不断然采取措施，我们这个国家可是有变质的危险。”
这话，对姚文元来说可是觉得有故弄玄虚了。他既不相信自己的这篇文章会有多么大的作用，也不相信中国会有什么人胆敢反对毛泽东的主张。但是他听了江青这番半真半假的宣传，认为这是极而言之的话。政治家总是要从最坏的方面来作一些必要的准备的。
对姚文元来说，写这样的文章，无疑会增加极大的知名度，对一个文艺评论家来说，这都是完全有必要的。他也愿意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因为这个党中央主席直接抓的战斗，他还有什么可畏惧或者选择的呢？
在起草这篇《评新编历史剧》的文章时，张春桥特意按照江青的意思，在最后一部分加上了这样几句话：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力，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