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

人，谁是人面兽心的反革命两面派了吗？你这时才看清楚所有人的真面目了吗？在你生前，多少人口口声声地高叫着忠于您，紧跟您，多少人在您面前甜言蜜语，竭尽了奴颜奉迎之能事，例如华国锋。但是，你的遗骨未寒，他们就原形毕露。到了今天，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吧？”

张春桥的声音虽然小得像蚊子一样，但是监管员还听清楚了。张春桥的声音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凄惨，这样的悲哀，这样的低沉。只有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孤狐野狼般的政治家才露出了他的本相……

大概是张春桥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马上恢复了那副板着面孔、紧绷脸的伪装。他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无索求，其实他的心里仍然暗藏着很深很深的机密主意。尽管这是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计划……

一个哨兵见张春桥没完没了地反覆看刊登全会公报的报纸，就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对华国锋辞职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听出他是山东口音，对他自然产生了某种亲切感。这个人从来在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面前是没有多少警惕的，于是他就信口开河地说：“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允许邓小平站出来以后，我就断定他要有这样的下场。从邓小平来说，他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在这点上，我同意邓小平的态度，他搞资本主义是公开的。华国锋口头上也说他要搞什么‘两个凡是’，其实他一个凡是也不是真搞，

第二十八章　好多问题　并不是那样……

审判完毕后，张春桥才开始系统地看这一段来的报纸。通过报纸上的介绍，他了解了整个审判过程的种种情况。他感到自己没有在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意见，也许是个遗憾。他料定江青的发言和她的那份辩护词，是将来历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而自己的无言抗议，也将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典型。

他已经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历史上一个最有性格的人物塑造，完成了他自己的历史使命。命运的急剧变化，往往把人们的性格搞得不伦不类，难以捉摸，但是张春桥的思想是统一的，完整的。他不是那种两重性格的人，左来左得可笑，右来右得出奇。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着他的信仰，从而把别人的许多成果也掠美了。这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谁也难以知道他此刻究竟在想什么？他把自己心灵的窗户封得死死的，没有任何人现在能和他交流什么思想。原先和他谈过话的监管员，现在即使和他坐下来，也只是看着他坐在那里读报。他讨厌任何人！

他到底在想什么呢？说起来，你简直想象不到，他在研究邓小平和邓小平的思想，研究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批判他，其实并没有把他真正看透。后来和他在一起工作，也没有把他的全部掌握。即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那一阵子，他以为已经了解了邓小平这个人了，事实证明，不但是他，就是所有的政治局的成员也没有真正认识了他。他们都轻视了他！现在，如果再不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来研究，那就要继续犯历史性的错误。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的时候，对邓小平作了这样的批判：

“关于邓小平的问题，我再补充几点：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恶毒地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拜是‘把个人神化’。对林总组织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攻击说：‘有人搞学习毛主席著作，好像是捞资本’。‘是形式主义’、‘适用主义’、‘庸俗化’。他长期以来支持刘少奇，并和刘少奇一起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三自一包’，在文化大革命中镇压群众。”

“他主管中共书记处工作时，把书记处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对毛主席实行封锁，不请示，不报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他，他不仅不改，反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刘在许多部门，安置了许多坏人。旧中央组织部都是被叛徒控制了的，几任部长，如饶漱石、习仲勋、安子文，都是叛徒。”

“他包庇篡军反党的野心家罗瑞卿。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错误。上海会议以后，去年三月又在北京召开批判罗瑞卿的中央工作小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邓小平一直是包庇罗瑞卿的。上海开会，他说：‘我不知道呀，怎么一下子到这里来？开什么会议呀？我们不清楚呀！’他在会议上像个审判官一样。上海会议以后，邓小平的老婆跑到罗瑞卿的老婆那里，相抱大哭一场。在北京斗争罗瑞卿的会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组成三人小组。我和谢富治、杨成武几个人叫作工作小组，主持这个会议。会议开始以后，邓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挂钩，去部署什么。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要写一个结论，我们是经过仔细核对的，凡是有一点不合乎事实的，凡是不过硬的，一件一件都勾掉了，剩下来的都是证据确凿，性质严重的。可是邓小平和彭真还在包庇他，许多问题不准写，不准写罗瑞卿对四个第一的污蔑和造谣，不准写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等人的关系不正常，不准写罗瑞卿向地方伸手的问题，不准写罗瑞卿恶毒诽谤毛主席的具体实例，不准写罗瑞卿作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和代理人。罗瑞卿回家对地主祖坟三鞠躬，也不准写，因为彭真回家也给地主祖坟三鞠躬了。”

“邓小平还包庇黑帮分子吴晗。彭真所把持的旧北京市委的那些人，都是邓小平打牌的牌友。全国公开批判吴晗已经几个月了，他还要和吴晗在养蜂夹道打牌，有点阶级立场吗？”

“邓小平在历史上也不是光彩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红七军从广西转移到江西，只剩下一千七百人，到了崇义附近，正处于敌人前后夹击，非常危机的关头，身为政委的邓小平，奇*shu网收集整理却擅自离开部队，临阵逃跑。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背着毛主席，搞百团大战，邓小平是支持彭德怀的。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时，邓小平很消极。”

“邓小平根本不是一个能打仗、有战功的人，但是他拼命争地位。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名字最多的是邓小平、罗瑞卿。林彪同志看到注释的时候，再三强调要少写四野，少写他的名字，要把自己的名字勾掉。本来林彪的战功最大，可是他的态度最谦虚。邓小平却极力争这个功，要突出他个人。有些注释根本不需要写邓小平，他也硬要写上。其实他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是在总政宣传部当干事，以后在一军团当宣传部长，根本没有打过什么仗。抗日战争时期，他所在的部队，打仗主要是刘伯承同志指挥。至于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从方针到每一个具体部署，都是毛主席亲自确定，亲自指挥的。还有顺便提一下，刘少奇和邓小平根本不是什么国际上的反修英雄，国际反修的所有的重大方针、政策以至重要的发言稿，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或亲自主持起草的，决不能把功劳挂在刘的头上……”

张春桥看了那个发言稿后，觉得把邓小平说得有点过火，问道：“萧华同志，这样写邓小平是否有点过火？”

萧华说：“只有不足，没有过火。邓小平这个人就是有点小聪明，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你别把他看得怎么样？”

现在看来，这个总政主任的结论完全错了！

一九七四年底，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的时候，张春桥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

那时，他经常翻阅过去的材料，对邓小平的东西非常注意。但是，他还是没有看到他的力量。现在，他才算是真正地对这个人有所认识了。但是，已经晚了。

历史是不会给任何一个政治家第二次重大的选择的。许多从材料和文件上看到的，其实事实并不是那样。现在轮到了自己时，难道不也是这样吗？

张春桥．一直在思考着邓小平这个人……

第二十九章　历史　将会替我辩护

两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可是对张春桥来说，这是多么漫长的两年啊。他和江青的死缓，会不会改判？那得取决于整个形势和政治斗争的较量结果。如果形势对中央当局不利，他们是会把自己和江青摔出来，作为杀一儆百的对象的。张春桥有时这样想，而且也是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死虽然不可怕，但是任何革命者也不能去作无谓的死。张春桥这样认为。所以，只要有一分生的希望，就要追求。但是绝对不能以牺牲革命的原则和利益为代价和条件。他对监管员说：“杀我容易，但是要我自己去想着活可难了。我知道，我生存的权力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我为什么还要去想这些呢？我也不想在公众面前为我作什么辩护，这同样不是我的权力了，我为什么还要在那里争取呢？我相信，历史将会替我辩护的。”

“你难道不想回到人民和政府的立场上来吗？”监管人问他。

“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人民，所以谈不上回来的问题。”这回，他回答得很干脆。

监管员再次问道：“你对你的后半生考虑过吗？就打算在监狱里渡过吗？”

“我再次说一遍，这不属于我自己所能决定的问题，我回答完全多余。”

“党和国家都让我转告你，政府对你任何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会感到高兴的，都是会欢迎的。我们希望你能为人民再作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希望你能配合政府。”

“我已经把我应该回答的问题讲过几次了，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我很累了。”

监管员看着已经闭上眼睛的张春桥，实在感到无能为力了。他认为。这个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比任何人都注意自己的名节和面子，他极强的自尊心会使自己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去屈服和作他认为是投降变节的行为。哪怕是在整个信仰崩溃的时候，他也不为之所动。他曾经带有蔑视的口气说：“文化大革命中，那些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为了达到自己重新工作的目的，争先恐后地写检查，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玩弄虚假的骗局，说什么‘永不翻案’，可是站出来以后，又背叛自己的诺言，这样的人是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我实在难以苟同。至于在革命中充当叛徒，写《反共启事》的人，我更不敢认为他们就是什么共产党人的榜样和化身。”

熟悉内情的人知道，他指的就是一九三六年八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为自己辩解说：“我们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是服从纪律的表现。”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

现在，这些人居然一个个都平了反，重新担任了中央的高级领导职务。张春桥几次哼道：“这样的中央还能拥护吗？这样的中央还能服从吗？现在是叛徒的天下，修正主义的天下，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天下，而不是人民的天下！我是宁死也不屈服的！”

随着两年时问的临近，张春桥再次做好了就义的准备。因为他知道，规定的改判条件，是死刑犯在服刑期间有悔改或立功的表现。而他，既没有悔改，也没有立功，连一点他们所需要的认识都没有，岂不是必死无疑了吗？

一九八三年一月廿五日，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送到了张春桥面前：

罪犯江青，女，现年六十九岁。山东省诸城县人。现在押。

罪犯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五岁，山东省巨野县人。现在押。

上列罪犯江青、张春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字第一号判决。认定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都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三八条诬蔑陷害罪，罪犯张春桥并犯有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分别判处江青、江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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