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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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春桥在发言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比起华国锋来说，调子要轻得多：
“毛主席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批示，回击了邓小平同志在教育革命上的许多奇谈怪论。为什么毛主席要批示这封信？因为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均、柳一安和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先后通过小平给主席转来两封信，污蔑迟群和小谢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上存在着什么严重问题。说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专横跋扈，在清华大学搞法西斯统治，甚至诬陷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在群众中造成了甚为恶劣的影响。其实这都是编造的。用主席的话来说：‘他们是打着我的旗号来打击我的力量，和林彪用的手法一模一样。’这封相同的信他们还给吴德和李纳同志也写了，都是要把他们打倒。这些人胃口大得很！这样就挑起了这场斗争。”
华国锋马上接着说：“我们党从来就有个规矩，这就是决不允许诬陷好人。毛主席最近又强调了这一点。迟群和小谢是好同志，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张春桥又说：“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均万同志给毛主席也写了一封信，揭露了教育部长周荣鑫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在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打倒，把他从教育战线上赶走。同时肯定了迟群在文化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为为教育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毛主席对这封信也作了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经过调查，断定了刘冰的告状是诬告，这才作了批示。这里我要问邓小平同志，你是怎么做的呢？说穿了，刘冰和周荣鑫的观点都是在你的支持下进行的。你才是教育战线上创造各种奇谈怪论的总根源。”
政治局会上对邓小平的批判传出来后，清华大学从十一月三日起，展开了所谓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的不点名批判。
十一月八日，清华大学召开了有一千三百多人的党委扩大会．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十一月十八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实际上也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于是，清华大学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批判右倾翻案内容的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指示全国各地的教育界单位派代表参观。到了十二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文章根据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写道：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邓小平被停止职务后，华国锋主持了全国的全面工作。这年的十一月下旬，由他主持了对党政军干部的打招呼会议，并发表了讲话。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都是华国锋在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当然包括了对邓小平的批判。现在，这个篡夺了中共中央大权的所谓主席，竟把一切都推到了我们身上，说我们另搞一套。那么后人难道不需要好好地查一查，究竟是谁在另搞一套呢？这个天大的冤案难道不需要翻吗？张春桥愤然地自语着。
可是，华国锋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里，却是如此渲染他的胜利：
“大家在想：过去有毛主席亲自掌舵，千难万险，我们不怕，现在毛主席逝世了，我们能不能顶得住王张江姚这一帮的猖狂进攻呢？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呢？是光明的中国还是黑暗的中国呢？这种种忧虑和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回答了问题。经过一九七六年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十月的决定性战斗，我们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军队，广大的党员干部，表现了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团结。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群众奋起响应，立即行动，一枪未响，一滴血未流，就解决了问题。全国军民，一片欢腾，形势非常稳定。就以上海来说，‘四人帮’苦心经营多年，自以为统治很稳固了，但是，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四人帮’的压迫和欺凌，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已深恶痛绝，埋藏在心头的愤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其势迅猛异常。上海已成为埋葬‘四人帮’的汪洋大海。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四人帮’策划反共右派政变阴谋还没有得手，就迅速覆亡，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
张春桥狠狠地朝地上跺了一脚：“这个华国锋真是脸皮厚，竟敢公开引用毛主席给江青信里的话！明明这些话都是当年毛主席针对着今天他们这样的事情而讲的话，现在他竟然套到我们头上了，奇*shu网收集整理类似这种真假猴王的丑剧到底要演到何时为止。”
当他看到华国锋得意的夸口：“中国人民满怀胜利豪情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光明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胜利了！”
张春桥从心里暗暗地骂道：“小子，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究竟有什么样的下场！你演的这套把戏，对邓小平来说，则是理所当然，对你来说，就是大逆不道！”
第三章 “写检查？笑话！你们还配让我写检查？”
人生的乐趣，不仅是在欢笑里陶醉，也是在痛苦中苦熬。没有形形色色的生活冲撞，就不可能纯洁你的灵魂，也不会燃烧你的热情。张春桥早在十几年前和江青一块搞样板戏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话：“作为英雄，如果没有眼泪和生死考验，就会淡如清水。”
今天，轮到他来品尝一下这个滋味的时候了。
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先后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篡权阴谋的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各界人士也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时，张春桥就对看守他的战士说：“你们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其实都是背后有人操纵，人民并不了解多少情况，一旦人民知道了真实的情况，成为阶下囚的就不是我张春桥了，而是华国锋这个窃国大盗。”
“你别放毒！”战士指着他吼叫。张春桥望了他一眼，哼了一声：“人民解放军呀，应该听从毛主席的指挥，可是……”他没有再往下说。
十月十四日，首都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况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除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外的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的领导人。以及在京的党政军其他领导人和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华国锋身穿军装，如同当年毛接见红卫兵那样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招手，一脸春风得意的笑容，那掩饰不住的神情活活显示了他在政治上的无知。张春桥本来不愿意看电视。但是他被警卫强拉硬拽地到了电视机旁边，目睹了这场他称之为“小人得志就猖狂”的盛大场面。
张春桥看到了年已八十五岁的郭沫若写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后，把这张报纸放在手里掂了掂，像要秤秤他的份量似的。随后，他把报纸扔到地上，但是他却记住了那首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实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不通！”张春桥骂了一声，走到了窗前。但是，外面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这时，他想起了一九七三年秋的一天，他和江青前去看望郭沫若时的情形：
“我要检查，我要彻底地同过去的尊孔反法的观念决裂。”郭沫若一见张春桥，摇晃着他的手连声说，“主席给我写的几首诗全看到了。我都会背了。”说完，还当真背了两首：“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张春桥看到他比较紧张，就说：“郭老，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虽然要批判你过去的错误思想，但是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保你。批和保，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不是为了把你老人家打倒。这点，我们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好好，毛主席英明伟大呀，我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宣布过我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都应该统统烧掉。我这个观点没有收回。”郭沫若说：“我对毛主席的指示从来是坚决执行和深刻领会的。作为一个文人，我没有多从政治需要来作学问，这是一个缺点。要不是老了，我会和你们一道来搞这场斗争的。”
江青说：“主席让我们来看看你，一是告诉你一下，中央要批林批孔，这是彻底清除修正主义垃圾的一个重大措施。二是希望你也行动起来，写一点文章，争取尽早和那个反动的孔孟之道划清界限呀。主席希望你能继续革命。这也算是对你的一个重新做人的开始。你的意见怎么样？”
可以看得出来，郭沫若满脸不悦，但是没有发作，只是说：“我倒是想写点东西，但是力不从心，年纪大了，抓不起笔来了……” 4020电子书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
张春桥对郭沫若从来是看不起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下决心要创建一个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域。但是他崇尚鲁迅而厌恶郭沫若。在他的眼里，这位太阳社的创始人不过是一个革命高潮来时喊口号，革命进人低潮就溜走的投机商而已。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年纪只有十七岁的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藏克家》，其中几句话，就扫了郭沫若一下子：
“以《烙印》那册诗集而成名的青春诗人臧克家在最近已经算是颇为沉默了，臧克家并没有能够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任务。在《烙印》没有结集以前他也的确曾经写过许多不好的诗，所谓不好的诗，便是说他也吟酒弄月过的。假如说他现在正作长篇的史诗，我们也不感到可喜。现阶段，‘天灾人祸’下的我们，对于自身的感受不说，而借古代的事情来写作，这无疑是故意抛开现实去寻求过去，用过去来表现现在。这是百分之百的不正确。郭沫若是一个时期这样作的。他作品里装满了作者的热情，借古代的屈原、聂莹等来表现他的思想。表现是表现了，却并不能人人那么感动。对于克家我们也是这般想。我们只希望克家对于自己看重些。”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陈伯达曾经把张春桥三十年代里写的一些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以后对他说：“张春桥的文章写得有骨气，有思想，并没有多少不当之处。他对郭沫若的评价很客观，没有丝毫的人身攻击，是从学术出发的。当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有如此的见解，就不容易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张春桥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说：“我对郭老的许多观点不赞成，有人一直要批判郭老，我都把他们的文章压住了。你看可以吗？”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批判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