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
一九六六年八月，张春桥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说：“我对郭老的许多观点不赞成，有人一直要批判郭老，我都把他们的文章压住了。你看可以吗？”毛泽东说：“现在不是批判他的时候，他在学术上错误，政治上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我不想在政治上过多的使用他。他长期以来信奉的是孔夫子那一套。将来也是站不住的。”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张春桥在上海研究革命大批判的会议上，在讲到一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的文章时说：“孔夫子肯定是要批的，而且要彻底地批，不能只是开一两枪就算完了。郭老是尊孔的，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时代的一种代表，我们同他的交锋是不可避免的，他的书迟早是要批的。但现在不是时候，毛主席已经讲过，对他要讲究方法，他在中国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能乱批。范文澜老先生的《中国通史》也是尊孔的。你们可以按顺序写下去，在碰到他们的时候也不要回避，实事求是给他们一定的评价就行了。”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张春桥思考了很久，对毛泽东说：“现在，通过林彪的暴露，特别是他那个‘五七一’政变纲领的传达，那些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人一定会和林彪们产生共鸣。以我看，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若干政治集团斗争的焦点。据说，郭老认为林彪集团的灭亡，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使我们党的许多理论和方针宣告了破产。他的说法和理论都是错误的。但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我主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核心都是尊孔的。”
毛泽东说：“郭老的观点好多是错误的，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是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势力，你们不要大惊小怪。但是，他的观点可以被一些大人物所利用。就像孔夫子被人利用一样。我们可以再从理论的深度查一查。”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时，讲了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话，实际上成了张春桥后来许多讲话和理论的根据。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析，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秦始皇在历史上有功劳，要作全面的分析。现在不读历史了，造反派没有历史的经验怎么能革命？”毛泽东在作了许多历史的解释后，话锋转到了现实的政治斗争上来了。“你们注意我们的对外宣传吗？现在好多的提法变了。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看是有什么人认为自己可以了，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想走走别人走过的路了。”
这句话，引得王洪文瞪大了眼睛，但是张春桥却非常沉着，显得十分老练。
毛泽东继续说：“我经常吹什么国际形势是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从根本上来讲的，说明了世界革命的可能和必然。但是现在有人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是否要和我唱对台戏？我看多少有那么一点。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他们是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搞修正主义的人总是要从国内开始，从上层开始，从我们执政党内开始。这是我的话，后来被林彪引用，大家以为是他的话，其实发明权在我这里。现在危险的苗头归纳起来，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我现在给你们说一下，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张春桥马上接着说：“主席，我已经清楚了。你老人家可以放心，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上海在人民的手里，修正主义就别想得逞。”
“所以，我今天要和你们说这些话。”毛泽东说：“从来，我就说我对上海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为什么让你和文元一直在上海任职务，就是不愿把上海轻易地让出去。打起仗来，上海是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
当时。张春桥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现在，郭沫若写诗词来表达他对自己的仇恨，完全说明了他对当时的形势是采取两面三刀的态度的。张春桥想，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完全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到了这种时候，谁是什么人，谁是什么脸谱，统统都显露出来了。
就在这时．中央专案组的人接二连三地前来提审张春桥，张春桥一概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措施。不管提审的人说什么，张春桥除瞪他们一眼外，根本拒绝回答。
这天，张春桥又被带到了离他关押地很近的一间小房间里。
他一抬头，楞了一下，原来对面站着一个人，是纪登奎。他对纪登奎过去并没有什么恶感，纪登奎从来都是积极地支持他的。但是，张春桥没有想到他会来提审自己。
张春桥不能不说话了：“你也参与了他们的行动？”
“把你抓起来以后，我才知道的。”纪登奎坦然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得服从党的纪律。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失去了选择的余地。春桥，我希望你现实一点。”
“你是劝降？还是审？”张春桥的眼睛里射出令人恐怖的寒光。
“我先不说什么，你先看看这个，你总要对事实说点话呀。”纪登奎把一份材料递给了张春桥，接着说：“这东西，你最有发言权，你可以说明一下嘛。”
张春桥接过来，看得仔细：
张春桥，山东省巨野县人，一九一七年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张开益是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的反动官僚、汉奸。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期间，充当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密告领导反蒋抗日学生运动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一九三三年春，国民党复兴社在济南建立反法西斯组织华蒂社，张春桥是华蒂社的发起人之一和中坚分子。一九三五年五月，张春桥到上海，在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的指使下，从事拥蒋反共活动，疯狂反对鲁迅，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一九三七年九月，张春桥返回济南，在山东省复兴社特务头子秦启荣指令下，由复兴社特务赵福成掩护，伺机潜入我根据地，一九三八年一月混入延安。张春桥隐瞒了他的国民党特务身份和反革命历史，隐瞒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和他父亲的反动历史，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混入党内……”
张春桥看完材料，慢慢地扔到地上，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问纪登奎：“林彪整理我的那些材料你都看过吗？和这些差不了多少。起初，他们说我是叛徒，我从来就没有被捕过，叛徒从何谈起？把我抓起来以后，找一些有问题的人写一些颠倒是非、造谣污蔑的东西，毫不奇怪，也费不了多少的力气。这些东西，还需要我解释吗？不，我根本没有必要解释。你纪登奎应该是什么情况都明白。”
“我这次来，华主席让我转告你，只要你肯合作，向党中央开始写检查，其余的问题一切都好说。我们党的政策从来都提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这个你应该懂得的。”
“检查？华国锋还配我给他们写检查？简直是笑话！”张春桥指了指桌子上的一张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上面刊登有两报一刊的社论《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说：“你看看你们说的是什么，‘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宣传，究竟把毛主席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置于何种地位？把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置于何种地位？这样的语言完全是邓小平的语言！反革命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配我写检查？简直是妄想！本来我是不想和你们再说什么的。但是，是你纪登奎来了，我免不了要和你说几句。你别再受他的欺骗了。事情不会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的。”
“但是你还应该相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毛主席这面旗帜，不管是谁掌了权，也是要高举的。”纪登奎说：“你看。华主席在第二次学大寨会议的讲话里说的很清楚：‘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在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线斗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极右派，他们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极右路线。他们右就右在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千方百计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些话，我承认都是空的，但是你能不能从这一点做点检查，好让华主席对你们作出宽大的表示呢？这样大家都好执行毛主席的路线，不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阴谋得逞。我想你还是好好地考虑一下，从当前的大局和现实出发来考虑。”
“不！大大的不一定！”张春桥说：“像华国锋这样的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除了造谣和胡说八道，他还能把历史的真像说清楚吗？他敢吗？所以，到了最后，他非把毛主席的这面旗帜丢了不可。我真是没有想到，毛主席这面伟大的红旗就要毁在这个？？？？旦手里了。你回去告诉他，我张春桥拒绝回答一切问题，让他们看着办吧。我早就说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你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已经失去了一切说话的权力和自由。你们也不敢给我另外说话和写东西的自由。”
“这么说，你是连一个字的检查也不写吗？”
“无错可检查，应该检查的是他华国锋，违背组织原则，违背党的纪律，采取反革命的突然袭击。名曰毛主席的接班人和什么好学生，主席逝世不到一个月，抓了主席的夫人、侄儿、女儿，几乎把主席的所有亲属统统一网打尽，他还有什么高举和继承，无耻至极！”说到这里，张春桥站了起来，背着手走到墙角。等他再回过头来的时候，纪登奎早已离开了。
桌子上留下了一份文件，还是那篇华国锋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名曰学大寨，其实文不对题，讲的全是所谓四人帮的罪状，张春桥称是“东拉西扯，完全不能自圆其说”的杰作。
一阵风吹了进来，那篇文章掉到了地上……
第四章 张春桥的历史是这样吗？
审理张春桥的历史时，华国锋就有明确的指示：“一定要把张春桥的历史从头到尾审查清楚，他的问题一个都不能放过，他的丑行一定要充分地揭露。要细，要快，要把所有与他有关的叛徒和特务都利用起来。我就不信他没有重大的问题。他说他是清白的，鲜红的，我们一定要给他还其墨黑和发臭的本色。”
汪东兴也说：“我们的专案要是搞得不过硬，就会给他们的党羽留下了复辟和翻案的机会，一定要把他们砸死。就像当年毛主席领导我们给刘少奇定案一样，‘叛徒、内奸、工贼’这三顶帽子给刘少奇一戴，他就永世别想翻身。对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也是一样，首先是按他们的叛徒，定不成叛徒挖特务问题，最次他们也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一定要抓准的。”
因为“四人帮”专案组的成员都是政治局委员，所以汪东兴这个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实际上就担当着具体工作的重任。
从张春桥的历次填写的历史记载：
一九三九年，张春桥廿二岁的时候，在《人员登记表》里填写的家庭情况是：“父：小职员，母：无业。”到了一九四四年，他在亲笔写的例行《反省自传》里，提到他的父亲时写道：“我的父亲，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当了三等邮政局长。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我刚到延安填表时，在出身栏中，我写了中农。应填城市小资产阶级。”在一九五二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里，他又写道：“父亲一代是医生，近二十年来一直在国民党——日伪——国民党机关作医生。家庭经济情况，如同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靠薪金维持。”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一九七三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册上，张春桥在填写家庭出身的时候，便写成了“自由职业者”，本人的成分也写成“自由职业者”。
在他历次所填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