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在狱中
在全国各条战线的流毒和影响……”
但是，只有纪登奎深深地感到很难。专案组除了找一些已经定案的罪犯作一些证明外，其余的第一手原始证据基本上是空的，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要想说明张春桥是什么特务，除非赤裸裸地制造假证据。而这些又是很困难的。像那些没有说服力的东西，搞得越多越不能令人相信。谁都知道，现在找几个犯人或有问题的人，在刑讯逼供或威胁利诱之下，让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说什么的。
纪登奎认为最可笑的，应该引为历史上奇文的，是原军统特务陈蓝荪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廿三日写的一个证明，完全是文不对题的东西，却让汪东兴当成了宝贝。这篇东西想证明张春桥是特务，于是这样说道：
“我看了《人民日报》登载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一文后，知道狄克就是张春桥，他的那篇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刊登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现在将我知道的崔万秋揭发如下：
‘崔万秋，现年七十多岁，人称‘崔大麻’。早在三十年代，他在上海参加了蒋匪军统特务机构和反动青年党，为军统头子戴笠收买成为军统秘密情报人员，充当文艺界的密控，以极左姿态出现在上海文坛，利用其职业掩护，收集左联和地下党的情报，分裂、破坏进步文艺阵营，并发展运用人员，建立军统情报‘内线’，是反对左联和迫害鲁迅先生的主要幕后人之一。上海失陷前夕，崔暗受军统头子戴笠、王新衡指示，由上海、南京到武汉，后到重庆，主编《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继续进行特别活动。戴因崔万秋在上海、重庆文艺界从事秘密情报活动有功，派他为军统局‘国际情报专家’、伪国际宣传处长，外事局长董显光充当副手，上海临解放前，董匪显光逃往台湾任匪外交部长，崔万秋随其逃到台湾。”这个证明能说明什么呢？既然崔万秋是以中左派的面目出现的，又办了一个文艺刊物，张春桥作为一个左派青年，给这样的刊物投稿并发表作品，又能算什么呢？陈蓝荪作为一个七五年被宽大释放的原军统特务的这篇证词，应该是可信的。他没有说明张春桥就是军统特务，正是因为他不了解情况而决不胡说。纪登奎这样想道。
相比之下，当年曾经在上海呆过的现任河南省文化局长的于黑丁的揭发就显得苍白无力了。纪登奎这样想着，把于黑丁的那篇揭发连看了三遍：
“反党分子张春桥三十年代在上海投靠反动文人崔万秋，是其反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张春桥所写攻击鲁迅的反动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就是发表在崔万秋主编的《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大晚报》是孔样熙出资办的一个反革命舆论阵地。张春桥一到上海就认识了崔万秋，并且积极为《大晚报》效劳，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张春桥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发表后，他曾对我说，这篇东西写好后是交给崔万秋的，崔认为文章写得不错，提出文艺创作方面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展开争论。而当这篇东西受到鲁迅批判后，他又恶毒攻击鲁迅是‘小题大作’，是划‘小圈子’，‘陷于宗派之中’等等。他还说，崔万秋也不同意鲁迅的做法。吹嘘‘崔万秋为人是不错的’张春桥这些反动活动是得到崔万秋的支持的。”
这些东西，纪登奎也持怀疑态度，他试探地问汪东兴：“这个于黑丁当年是什么人”和张春桥又是什么关系？张为什么会和他说这些话？我们都需要认真地落实和调查。对张春桥和江青等人的任何材料，都必须严肃、认真，不能出任何的差错。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呀。”
汪东兴这会可是对他不客气了：“纪登奎同志，我看你在揭批‘四人帮’的问题上可是思想右倾的厉害，你是不是担心‘四人帮’会翻案？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绝对不会的。他们天怒人怨，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你想想，人民会让他们翻案吗？这一点，华主席也考虑好了，宁可把政权交到邓小平手里，也是绝对不能让‘四人帮’再上台的。你只要明白了这点，就可以想象到我们该怎样办了。”
纪登奎不再吱声了。他在默默地阅读着另一篇揭发，是一个叫徐锡驹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这个人，解放后曾经被判刑，现已刑满就业。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写道：
“一九四六年春，我在上海和崔万秋合编《笔》月刊时，曾改篇小说《八月的乡村》为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我就送给崔看，要他同意。但崔万秋反对我改编剧本和拍摄成电影。崔万秋对我说：‘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是被国民党反对的。在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我当时在《大晚报》就组织狄克写《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的文章反对过鲁迅，鲁迅写了《三月的租界》来反击，引起了一场论战。我看见这部小说就有气，你扣它做什么！”纪登奎看了以后，对陈锡联、吴德说：“我看这样的材料大多站不住脚。看起来好像说明了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虚的。这些人的证词，大多带有想立功的味。张春桥的历史果真是这样吗？我们和他的斗争，可不能因为部分材料虚假最后给我们来个彻底否定呀！”
听得出来，纪登奎说这些话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华国锋的领导地位的巩固的。但是，却引来了一些人对他的猜疑……
第五章 沉默是无奈 也是最好的武器
“张春桥，你是不是叛徒？我们暂且不提。但是，你总不能否定你的老婆文静是叛徒吧？你和文静的关系，总该向党中央交待吧？现在中央审查你的这些问题，你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专案组的人员讲述清楚。”
张春桥听完了汪东兴的这句话后。已经清楚了他们的全部用意。不错，文静是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这在上海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也可以说是有相当的一些人都知道这些情况。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政治局会议上也主动介绍过自己妻子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和江青汇报过文静的问题。一九七六年七月，毛泽东到了上海，问起张春桥老婆的现状时，张春桥说：“文静同志实际上比我大一岁。她一九一六年三月廿六日出生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她年轻的时候追求革命，十七岁就参加了共青团。后来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她到了晋察冀边区，先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党校学习，然后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担任宣传干事。但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大扫荡时在园坊村负伤被敌人抓走。
她由平山被押解到石家庄，先关在日寇宪兵司令部，后又押到日寇一四一七部队，在监狱里关了半年以后，她动摇自首，叛变了革命，为敌人作宣传工作，达半年之久。对于文静的问题，我已经多次向组织作过说明，我几次想和她离婚，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我还是迟迟没有行动……”
毛泽东微笑着说：“不离她也好，一个家庭里也要有个包罗万象嘛。当然，文静也是要革命的嘛，她后来的表现就不错。我们对她也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对所有犯错误的人，都实事求是地看他们的表现。只要不是死硬地反对革命，我们都要团结，都要给出路，当然有变节行为的同志不能和一直坚定革命的人一样。”
“你看我是否和文静分居好呢？”张春桥像小学生似的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哈哈大笑：“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分居有多大的意思？我看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
现在，这个问题终于又摆到桌面上来了。不过，张春桥清楚，这回可不是因为文静连累了他，而是由于自己又牵扯上了文静。革命了几十年，最终还是受了她那个历史问题的害。不过，这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到了这一步，就是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的了。
汪东兴得意地对张春桥说：“你表面上说，你与文静已经划清了界限，实际上你在政治上和生活上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你还派她担任了重要职务，是上海市革委会专案工作和清查敌伪档案的负责人之一。后来她表面上不担任什么职务了，但仍参与上海市的领导。对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张春桥的眼睛一直盯着汪东兴，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毕竟是一个壕里呆过的，汪东兴受不了那双眼睛的刺激，也觉得尴尬了，就把一份材料扔到张春桥面前，说：“你可以一个字不写，但是你的老婆可是要写的。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揭发材料和交待，也许对你是个启发。”
本来，张春桥是什么话也不计划和他们讲，什么材料也不看他们的。但是听说是文静写的东西，他还是拿来看了，而且看得很详细：
“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在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一九六七年张曾经提出离婚，但同时又说，你还可以好好工作，有事可以写信给我。一九六八年上海‘炮打张春桥事件’以后，张春桥去北京回来，就不再提离婚问题，而是想办法把我包庇下来。后来，姚篷子死了，张春桥找姚文元的老婆金英谈姚母的安置问题，他叫我一起听听。他说：还是接来，住在一起好，免得住在外面，被人家揪住更不好。我当时意识到对我也可能采取这个办法。有一次他对我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在整党期间，张春桥又包庇我，叫我请假休息，逃避整党。有一次王洪文对我说：‘你的问题拖着吧，反正没有开除党籍。”现在看来，‘四人帮’都参与了这个问题。张、姚二人的直系亲属中有叛徒问题，这对他们非常不利，所以就共同商讨对策。”
张春桥看完后，特意注意到日期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
汪东兴问道：“这个问题总不是我们造谣吧？这是铁的事实。”
张春桥把文静亲笔写的影印件扔给汪东兴，微微笑了笑，还是没有说什么。
“你还想看看你的同志的交待和揭发吗？”汪东兴带有嘲弄的口气问道。不待张春桥答话，他就把另一份揭发材料叫旁边的人递到了张春桥手里。
张春桥毫不客气地看了起来：
“在反党分子张春桥的蓄意包庇下，张的老婆、叛徒特务文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先后担任过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室、材料组、联络组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管过专案，抓过全市动态等项工作。为此，我曾收到机关革命同志的来信，说文静历史上叛变过，不应担任重要工作。我把信交给张春桥看，张看后即把信交还给我，根本不置理。后来，从河北省来了外调人员，要调查抗战时期和文静一起关在日本宪兵队的另一个人的情况，并要了解她们为宪兵队工作的情形，也为张春桥所拒绝。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市革委组织有两位革命同志看了一下文静的档案，并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历史的话。在张春桥的指使下，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等商量，由徐景贤等到组织组取走文静的全部档案，密封在市革委档案室，并由王洪文派金祖敏彻底改革了组织组，对两名革命同志进行残酷的打击，整了他们八年之久。此后，张春桥表面上授意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但她实际上仍过问联络组的工作，并经常把当时专案办公室的负责人等找到家里出谋划策。在王洪文主持市委工作期间，王还常到文静家里去，以看望为名，商量工作……”
看到这里，张春桥强咽下一口粗气。正想发作，猛抬头看见汪东兴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自己．眼神是那样的幸灾乐祸。他按捺住了自己的激动．继续往下看：
“一九七二年底，张春桥回沪时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探。王洪文谈了文静的政治历史闻题，并说张要和文静离婚，征求马、徐、王的意见。但王洪文回京后，文静仍通过子女继续和张保持密切关系。一九七五年六月反党分子姚文元来上海时，还专门设宴单独宴请了文静。据马天水说，他早就看过了文静写给江青的一封长信。交代文静自己的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但在马天水主持上海工作之后，继续让文静到市委保密室看绝密文件，享受常委、副主任的政治待遇；并让她听取市委召开的党员会议的重要传达等。对这些做法，我和王秀珍以及其他常委也都是同意的。市委办公室还一直给文静发文件。王张江姚和我们这些‘四人帮’的余党，十年以来，长期包庇、窝藏文静这一叛徒、特务，犯下了滔天的反革命罪行。”
张春桥一看最后的签名，原来是自
第六章 张春桥独特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