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0-单腿站立
用右手的人，又很需要书写（因为左手书写极端缓慢，只能写出孩童般的大字），我便费力用右臂写字，逐渐松脱了绷带。外科医生看到这种情况，决定把右臂完全固定住，用夹板夹住肩膀。装上夹板后几个小时内，我便有种奇怪的肩膀缺失的残障感受，好像失去了肩膀和右臂。更奇怪的是我竟记不起自己的肩膀和上臂，感觉未曾拥有过，好像我天生残缺。我向医生说出了这种感受，他便拆除了夹板，回复原来的绷扎，并严厉地告诫我只能用左手写字。一两个小时内，我的肩膀便“回来”了。
这说明身体影像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发生改变，调整自己，这取决于身体部位的灵动性、用途及经验，而并非是人们看到所谓感觉神经或运动神经的一些传统特性时想到的那样，身体影像是大脑中固定的映像。当肢体被截肢、麻痹或解除时，它的一部分身体影像被擦除，身体影像的其余部分是否可能不断扩展而将之取代呢？
①1983年末，我曾给《英国医学杂志》“临床趣事”栏目寄去一篇文章。他们挺喜欢，但因为过于冗长而拒绝刊出。当右手不能动弹，我又给“临床趣事”栏目寄了一份稿件，只有五十个字。他们被我简洁的文风折服，立刻表示采用，但纳闷我一向喜欢冗长的表述方式，这次如何能做到严格控制。我告诉他们自己发生了意外事故，只能用左手写字，他们回应：“对你的意外，我们表示难过。但它确实让你的文风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作者注。手术后留院期间，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想法以及类似的念头，急切地想表达出来。因为禁止我用右手写字，自己只好用左手，书写速度慢得让我发疯，我尝试通过口述写作，我给出版商去电话，告诉他自己发生了意外。“哦，奥利佛，”他激动地说，“你完全可以写得简短些嘛！”①
虽然我将这段经历轻描淡写地驱赶到一个不惹眼的地方，却无法真正将它抛之脑后。十年来，脑子里总不断闪现出“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在书中没有得到圆满的回答，我始终没弄清楚197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所有的解释都没能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大腿神经受到损伤，但这最多只会引发某些局部的脆弱及麻木，而非整个运动神经及感官神经的中断，不至于让整条腿都失去感知。整个经历实在让人惊恐不解、备受伤害，并成为强烈关注的课题，让我深思，但我没有因此变得畏首畏尾、愤世嫉俗和歇斯底里。倘若这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神经学问题，也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精神学问题，倘若既非此又非彼——那么，它是什么？
1880年期间，伟大的神经学家夏柯向他的两位学生巴宾斯基和弗洛伊德布置了一个工作任务：研究出神经器质性麻痹症与癔病性麻痹症之间的区别。弗洛伊德研究发现：器质性麻痹（与麻醉）有着“严格依循神经解剖学”的模式，神经、脊椎通道及其中心在大脑中的分布都是确定的。相反，癔病性麻痹并不遵循这些模式，他们对神经系统的解剖损伤并没做出表述，但表述了由精神外伤引起的概念和感受，却又谨小慎微、含含糊糊。器质性麻痹是指解剖上的，没有内在精神上的成分，而癔病性麻痹是指心理上或精神上的，没有解剖学上的成分。弗洛伊德认为器质性麻痹是“身体上的”，而癔病性麻痹是“精神上的”。
这似乎是清晰无误的——所有神经学家和精神学家都能应用的辨别。癔病性症状通常被称为“伟大的模仿者”，因为它经常模仿器质性麻痹症，因而需要加以说明和澄清。但夏柯的问题其实是从二分论和二元论的角度分析“身体”和“精神”的区别。不幸的是，它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或许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如果麻痹、麻醉、使用不能以及疏离感从解剖学上无法理解，那么它们一定是“歇斯底里”或“精神”的病症造成的，其他的任何研究和解释都是行不通的。比如：维尔·米歇尔描述的“反射麻痹”和“负面幻影”，以及更加通俗易懂的解释，即：肢体受到损伤后，出现“缺失症”，这种缺失症状持续的时间比损伤本身更长久。（正如外科医生WR先生指出的那样，这种现象不单发生在人类身上，同样可以在小狗身上体现。）这妨碍了任何对疏离感、消失感和缺失症的真正研究。这些“身体影像”和“自我”的神经心理学上的紊乱在医学的殿堂上没有一席之地。
弗洛伊德的神经学实践和分析没有让他接触到这些病例以及这个现象。但巴宾斯基做到了，特别是在大战期间，在巴宾斯基1917年的著作中，他把由神经末端损伤而引起的各种各样麻痹、疏离感、使用不能以及其他综合征进行了大量的观察研究，这些综合征既不是器质性综合征也不是癔病性综合征，他认为，这种综合征形成了“第三领域”综合征，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解。巴宾斯基断定这类综合征是生理学性质的，他称之为“生理病理综合征大全”，并以此作为他的书名。正如维尔·米歇尔及其他前人一样，巴宾斯基也假定在受伤处及脊椎骨附近会产生一种“冲击”，即一种反射（可能是连结的）抑制现象，随后，在大脑更深层中，会产生一种类似“病感失认症”的紊乱症状。他第一次描述了大脑右半边损伤的案例，他的这一研究早在海德提出“姿态图解”和“身体影像”的概念之前，也并没有参考谢灵顿医生所从事的奇特的、反传统的观察研究，即：通过每日观察动物大脑皮层感知和运动“点”的变化显示大脑有一种难以想像的可塑性。巴宾斯基的观察结果，正如谢灵顿和海德的研究成果一样，反驳了大脑的映像僵硬不变的概念，十九世纪医学界普遍认为大脑是严格按其组织规则运行的机器，从一定程度上
提出了大脑组织运作的新原则，这些原则与前面所提到的观念完全不同，更具可塑性，更具活力。
但无论是巴宾斯基或海德或谢灵顿，还是后期的鲁里亚或里昂特夫，他们虽然直觉上知道这些原则，却都无法抓住其本质的机制。我自己虽然经历1974年的遭遇，并在随后的数年里，对这次经历（和其他病者的经历）进行了深思，却也收获不大。我清楚地看到那些经历本质上是与生理有关的，但又与古典生理学的模式不相适宜。我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需要一种“本体神经学”，一种能解释身体的不同部位（以及它们的空间）如何被“拥有”（或“丢失”）的神经学，一种能为感知的连贯及复合（特别是当感知受到伤害及疾病的搅扰之后）提供基础的神经学。我们需要一种可以摆脱死板的身体/头脑二重性的神经学，可以摆脱死板的物质主义者所谓的“解决问题策略”及“样板”的概念，我们需要一门具有充足实践的神经学，这种神经学注重背景与音乐的感觉，符合人性本质，并在经验、历史和现实中不断调整自己。
可是，我并不清楚这样一种神经学如何才能形成，我苦苦思索，于是，在书的结尾，我似乎从奇怪的心理失常掉入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境界，陷入了康德的“先验性”的教义中。我对自己康德式的精神失常感到懊悔，想从中抽身出来，但由于生理学及生理学理论的限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些科学理论或者更高层的感知和语言都无法解释我的经历，于是，我只能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我想我自己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无奈陷入这种境界的人。①
①“为何你们这些神经学家最后都变得神秘莫测似的？”心理分析家卡罗·费德曼有一次问我。这个问题涉及到认识论及神学。请参阅《纽约书评》1990年11月11日的《神经学与灵魂》一文——作者注。
②迈克尔·梅尔则尼奇（Michael Merzenich），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教授，曾借助植入电极对猴脑进行了广泛研究——译注。1984年，右腿的经历使我深信时间是维持（或瓦解）身体影像的决定性元素。与1974年的遭遇截然不同，我1984年的这次“幸运”的经历，一部分缘于好运气（我受伤时正巧离医院很近，可以没有延误地做了手术），另一部分原因是大家认可了在医治这类受伤的病例中速度的重要性。1974年，人们普遍认为肢体受伤或截肢后，应该在床上休息一段时间，且活动应受到限制，因此，这就会延长身体影像的紊乱现象，这种现象在当时是相对普遍的。到了1984年，人们的认识已根本改变了——刚刚做了截肢手术的病人会在手术后立刻使用假肢，鼓励他们从手术台下来后直接使用假肢行走。像我这样腿部受伤的患者会给一个代步的支架，鼓励我们立即使用代步支架走路。这样一来，人们发现可以防止或减少行动上的任何断档，减少身体影像上的任何收缩或转变——我的亲身经历显示这种病变会出现得非常迅速，当夹板紧紧绑住我的肩膀不到几小时，我便感觉自己像是“没有肩膀”了。当时，矫形师已普遍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虽然这仍有待通过实验去证实。
《单腿站立》第三部分后记（二）
在这些有关身体影像（因为身体影像可能是存在的第一精神产物和自我构成物质，并为其他构成物提供了模型。）的问题背后，是关于所有感知范畴的最普及的问题，是存储记忆、行动、知觉及思维的（空间和其他）框架问题——整个思维的金字塔从身体影像中放射出来。
技术上的进步使对这些问题（至少最基本的问题）的研究工作成为可能。利用大的电极列阵可以记录上百个神经源的神经活动及其发生的变动，通过对活生生的、受刺激的、有感知力的研究对象的实验，绘制出他大脑皮层的大量的传感神经的变化图表。这类研究在1980年前从技术上讲是不可能，这些研究革命性地改变了我们对成人大脑及其可塑性的认识，特别是改变了我们神经消亡或切除后所产生的身体影像紊乱症及其恢复的认识。这项研究成果是由美国旧金山的迈克尔·梅尔则尼奇教授②做出的。
梅尔则尼奇及其同事研究了传感神经的消亡和切断（例如：将手扎紧绷带、打上石膏或切除感官神经）以及触觉受到刺激时，手在神经大脑皮层的影像的反应。研究显示，随着手上的传感神经输入被切断，它在大脑皮层的图像也迅速缩小或消除，同时，余下的信息输入也发生重组。这些实验表明身体的任何部位在大脑皮层里都没有永久的保留区域，例如，没有固定的“手”的区域。倘若一只手的传感神经被切断或终止活动一段时间后，它在神经脑皮层里便失去了位置，它的“位置”在数小时或数天之内迅速被身体其他部位所占据，于是，我们在脑皮层里便形成了一个新的、“没有手的”的身体图像。那部分失去活动能力或被切断的身体部位的内在影像便利落地、完全地、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没有留下丝毫残余或痕迹。
梅尔则尼奇发现，已消失的脑皮层图像永远不可能自然地恢复或复元，必须通过新的经历、新的刺激物及行动来创造一个新的组织。因此，身体影像并不是像机械的静态神经学所认为的那样，是固定不变的；身体影像是动态的，具有可塑性——它一直不停地塑造自己，翻新自己，并且根据实践的变化彻底地改组自己。梅尔则尼奇写道：“成年人的大脑皮层表象图随着不断使用而发生变化，他们一直处于动态之中。”身体影像并不是大脑中一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随时依据实践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①
①可是； 倘若如此，人们可能会诧异，“幻影”又是怎么回事呢——这种奇异的、固定的肢体影像在截肢后能持续多年？可以说这是影像化石，与现今的事实没有对应。“幻影”借助持续的（尽管是病理的）外部刺激，似乎至少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例如：肢体（也许更中心）的神经切除；神经残肢形成了神经瘤，神经瘤引发让人极度痛苦的幻影，这种情形更是特别明显。假若外部的神经输入停止了，幻影将会消失——我在一位患有手指幻影的病人身上观察过这一现象，他因患糖尿神经病失去了手指的知觉，于是，脑皮层中也失去了手指幻影。相反，通过刺激外部神经，幻影也会受到刺激，这可以运用在被截肢者身上，他们可以使用幻影来移动假肢。通过刺激或麻醉相关的脊髓源，幻影也得到刺激，或导致消失——作者注。那么，我们可能会想：如果手、脚或身体其他任何部位失去了它们的内在影像，会出现怎样的境况？物主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