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8-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小说——同时诞生和发展。好主题。我一面考虑这个主题，一面让我的小说人物去旅行。真正的旅行者是好冲动的。他出发只为远走高飞。他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他就像小说家，越往下面写，就越怀疑自己的创作计划。优秀的旅行家变成小说家，并不妨碍旅行充满诗情画意，但无论如何，旅行属于散文诗的范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惟有散文诗才能诠释性生活，而诗歌充其量只是个美妙的回声，再说谁敢把旅行与性生活分开？旅行、性和散文诗，这是怎样的三位一体啊！如果我从没旅行过，那就好像我从未做过爱一样……那会是何等的凄惨啊。
一周之前，我放弃了乘坐我的一个崇拜者的豪华游艇，到西印度群岛做一次海上旅行的机会，为的是留在这个我时不时地通风换气的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坐在我的工作台前面。“我不希望你乘坐豪华游艇。”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她还让我回想起我们俩一起乘坐从奥斯坦德到多佛尔的轮渡时我所受的惊吓，那一次我们是去伦敦看我的小妹，小妹在伦敦的一所美术学校读书，我已经记不得那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了。别了，对蹠点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如上海的对蹠点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自言自语道。拉丁美洲的背风群岛是不是在对蹠点上？别了，南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别了，安提瓜和巴布达。可我还是为我那本火山的书找到了一个借口。安的列斯群岛到处都是火山岛。我不得不在火山学家和小说家之间做出选择。别了，茂盛的草木、朗姆酒和柑香酒。这一年里我是不会去游览荷兰的安的列斯群岛，也听不见那里的人们在太阳下说伦勃朗、斯宾诺莎、凡·高和卡莱尔·冯·登·艾卫的母语，后者是安特卫普的一个诗人，我记得他的几句诗：“哦，丹斯卡·布龙斯卡，你动身去加拿大。”别了，委内瑞拉海岸；别了，拉托图加海岛。我把自己视为哈姆雷特的父亲的幽灵，在原版影片中，他在消失之前说：“别了，别了，别了，记住我。”我是不是应该乘坐飞机飞往牙买加，在帕西忒亚号豪华游艇上有一个船舱正等着我呢。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至少周游过世界三次
“没有一次旅行让我后悔过。”于贝尔对我说。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至少周游过世界三次。他住在日本（“那是我的群岛。”他说）。四十年来，他一直在那里编一套解释佛教术语的百科全书。一天晚上，在京都的一家餐馆里，面对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用米醋略微腌泡过的寿司、春鱼和海贝、鲈鱼、斑点鱼、赤贝，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虽相差几年，但法语老师都是拉卢克斯先生。于贝尔有他的地址，我们想起他是个知识渊博的语法家，给他寄了一张有他从前的两个学生签名的明信片。今年我还给他寄了贺卡，但我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以前我每出一本书，他都要买一本，还写信给我，向我表示祝贺。
拉卢克斯先生既是我的法语老师，同时也是我在布鲁塞尔的耶稣会学校的拉丁语老师，布鲁塞尔是奥黛丽·赫本的故乡，是我的同行大罗西尼和小罗西尼的故乡，是雅克·费德的故乡，雅克·费德是惟一一位拍过玛琳·黛德丽的比利时导演，是惟一一位拍过葛丽泰·嘉宝的比利时导演，是全世界惟一一位拍过她们两位影星的导演。五十年代末的布鲁塞尔，这样的奇观已经消失不见了。圣十字广场的马戏团和滑板车都到哪里去了？格雷大街上的雷让电影院呢，就是在这家电影院的银幕上，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一个几乎一丝不挂的女人，这个镜头只持续了几秒钟。依塞尔大街上的那些马都到哪里去了？我依然听得见这些马走在石板路上的嗒嗒声。那些马在滑板车消失之前就不见了，那是城市里乡村生活的终结。我前不久又想起了拉卢克斯先生。我问自己，如果我几天之后就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很快就清醒过来：“为什么要在几天之后，为什么是下一回，为什么不是马上就死？”于是我听见拉卢克斯先生说了一个拉丁语副词“olim”。
当时我们正在翻译提布卢斯的一段诗，提布卢斯是奥维德和贺拉斯的朋友，著名的古罗马诗人。已经病入膏肓的提布卢斯留在罗马，而他的朋友们都去了伊特鲁里亚，去那里取水。他给他们写信说，他很遗憾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他感觉到了死亡的危险，他补充说他已经准备去死了，因为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但他希望是“olim”，“下一次”。我却把“olim”翻译成“越晚越好”。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一名优秀的教育家
拉卢克斯先生指责我说：
“你就不担心思想内容在形式上，也就是说在这个我觉得并没有你说的那层意思的副词上，给你造成一种假象吗？你重新读一遍这句诗。”
“Elysios olim liceat cognoscere campos。”
“你好好看清楚，“olim”这个拉丁词在法语中有对应的词组“un jour”，意思是从前有一天或者有朝一日，这就像是语法上的杰纳斯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故也称两面神，司守护门户。，一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将来。它既不肯定这一面，也不肯定那一面，用在否定现在时才具有价值。诗人在这里向死神请求的只是把决定命运的时刻推迟到下一次。他的请求真实感人，是因为他不像你的翻译中所说的‘越晚越好’，这对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太苛求了。先生，我隐约看到了是什么地方把你弄糊涂了。你因为忙着对付“olim”，忽视了后面的“liceat”。这个句子你只要这样翻译就好了：‘希望死神允许我下一次再认识乐土。’取消你译文中的‘但愿我’，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你再也不需要那个把整篇诗作都糟蹋了的‘越晚越好’。行行好，我亲爱的威尔格拉夫，把提布卢斯‘下一次’里的谨慎和胆怯保留住。”
拉卢克斯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家，能从他放在教室后面的书柜里的所有辞书中吸取养分，他还援引了拉封丹（“这位人们永远也不会提到的天才作家。”他一字一顿地说）的一首寓言诗，寓言诗中有一位百岁老人在质问死神：“人们毫无准备就死了，这公平吗？请你再等一等……”
“你明白吗？拉封丹寓言中的老人鼓起勇气对死神说，他希望有时间给他的住宅增加一堵护墙。先生们，你们再想一想诗人安德烈·谢尼埃笔下的那名女囚，在她求死的时候，她那鲜血淋漓的幽灵出现在她面前说：‘我还不想死。’然后那幽灵还明确了期限：‘我想过完这一年。’这个‘下一次’是半顺从，是接近屈服，是所有哀求者和所有垂死者的故事。”
亲爱的拉卢克斯先生！我经常查阅你最推崇的、学年结束后又把它送给了我的那本富朗德—泰伊词典。前一天晚上我怎么会想到死亡？我问自己：“如果我不久于人世，生命于我又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也不会再去做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想着我的小说，是否还想着我对现实生活中爱过的那些人的爱情，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实是我一边创作一边虚构出来的。“细胞生来就是要死的。”我的一位生物学家朋友曾对我说，当时我们刚开启了一瓶1996年产于索泰尔纳葡萄园区的里尤塞克堡甜白葡萄酒，他从酒瓶中闻出了无花果、蜜糖和烤巴旦杏的味道，沉醉不已。“细胞的迅速繁殖以记忆的丧失为代价。我们这些细胞的耕种者，我们同死亡作殊死搏斗。我常常想到死亡。”
“我从小说家的角度告诉你，死亡是惟一不能向别人叙说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可以死好几次，他就可以尝试了。”
“你是作为神经生物学一个单元的指导老师才这么说的吗？”
“一些我外行的事情我才会说得好。知识将我们带进太多的死胡同。外行是严肃认真的保证。我们不要像金银匠一样在什么方面都冒充内行。”
“那我们就满足于把铜器和银器擦亮吧！满足于把它们的灰尘擦干净、修削、擦锈……我们是在这里清除花园里的丛枝灌木的……我们大脑的花园吗？干杯，为你的健康干杯！”
生活到最后一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去，这是神灵馈赠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那些神灵，不管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仅就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信奉他们。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经常回去看看妈妈
４
我妹妹玛德莱娜还是忍不住对我说：“你应该更经常地回去看看妈妈。她不敢直接跟你开口，但你回去跟她住几天会好些。你几乎不去看她了。天知道她哪一天就死了，到那个时候就悔之莫及了，我的老哥。到时候，你连给她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她到了那把年纪，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这并不奇怪。你上一次去看她是在什么时候？”
我一边听玛德莱娜说话，一边试着去回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再和妈妈拥抱过了？玛德莱娜误以为妈妈没叫我去看她。恰恰相反，我们每次通话的时候，她都在暗示我：“当然，这不能妨碍你的工作。”她补充说。当我提出去隐修院看她，并在那里待两三天的时候，她拒绝了：“我情愿再等一等，等你至少能待上整整一个星期，或者最好是半个月。”她为什么不干干脆脆对我说：“我想见到你，而不是在电话里听你的声音，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南下去看她应该一点也不复杂，乘坐所有飞往马赛的飞机，或者乘坐所有开往阿维尼翁的火车就可以了。可是妈妈，许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的小说下周就要脱稿了，书稿下厂后我随时都可以去你家。
我并没有明确地告诉她，同样的许多年来（我不想知道具体是多少年），我没写出什么值得拿去出版的东西。我想到小说名字《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那一天，她为我感到高兴。她心想，有了书名，就能帮我写出这本书。可你错了，亲爱的妈妈！书名出来得太早了，太早了就不是帮助了。这个早产的书名把什么都严加控制起来。书名本来应该到最后才出现，是由另外一个人来取的。带着《在我母亲家的三天》这个书名，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三天时间太短暂了，我母亲不愿意听到，而我将要杜撰出来的书中人物的母亲，将不可避免地变成我的母亲，所有那些我咨询过他们对这个书名有什么想法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母亲问我：“你到底还是能工作了？你写了许多页纸了吗？”从她的问话中，我听出了一个编辑的遗孀才会提的问题。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嫁给弗朗茨，然后她成了弗朗索瓦的母亲，两个男人都是作家。她曾协助她的丈夫经营一家出版社，一定鼓励过他把手头的书写完，然后才能亲自出版。
我曾在母亲家连续住了一个月，那是在一月底，距今已经差不多十五年了。当时，我决计在她身边写完我的一部小说。我通过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托运了满满一纸箱书和资料过去。我把自己安顿在最里面的那个大房间里，大房间的两扇窗户朝着晒台，可第二天我就明白，我在那个房间里写不出一行字。我先前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挑选要带的书，整理好我可能决定采用的稿件，通知我周围的朋友我要离开——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屋子里非常暖和，我母亲让人安装了使用燃料油的中央暖气，我想，那是用我父亲的人寿保险赔偿金安装的。我们在有人住的房间才烧暖炉。我整夜整夜都在地下室里搜寻，我把几只柳条筐、几盏煤油灯、几个蜡烛盘、一座小铜像——一只受伤的野猪都搬了出来。“你又把这个可怕的东西搬了出来。”妈妈惊叫起来。“那塑像原来是放在我父母家餐厅的壁炉上的，我整个童年每一天都看见它。如果你想要，我就把它送给你。”我把这只野猪擦亮，让它在上面的卧室里陪伴我，强迫它做我的镇纸，替代已被我送走的一幅波杨塞尔维亚画家，1957年1月1日出生。的石版画，一头野猪的脑袋尤其是它命令般的目光能带给我工作的欲望，我每次注视它的时候都是如此。这座雕塑铸工精细，我想像它被摆放在外省一座小博物馆的橱窗里，在我的记忆里，我外祖父外祖母的饭厅有点像这座博物馆。我还从地窖里拿出一个玩具娃娃，那是我小的时候用沙发的弹簧做的。我父亲就像一个拿出他最好作品的经营画廊的人，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把我的那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