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8-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炀突毓窭矗舛嗫髁宋业睦鲜β昀觥甏舐瑁撬梦蚁不赌切┝废氨尽⑵葱春投时湮坏摹！　　　?br /> 　　　　我最喜欢的，还是和我母亲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但看电影得有个条件，那部电影必须是我父亲预先看过的，要他开绿灯才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这一生中最受惊吓的电影，是我八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的，我还记得那是一部由劳莱和哈台劳莱（1890—1965）和哈台（1892—1957），美国影星，两人搭档演出，长期合作，逐渐发展成美国电影史上颇为成功的、固定的双人滑稽电影演出班子。主演的片子，一些飞鱼闯进房间，掀开床单，然后变成幽灵。　　　　
　　　　听说有不少人讨厌他们的母亲，不跟她们说一句话，有的时候甚至好几年不说一句话。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像从肛门排泄出的粪便一样，是被赶出家门的？假如她死了，他们做儿子或女儿的就会大发雷霆。他们的母亲以前可能不允许他们做这个，不允许他们做那个。他们陷入了古罗马人所说的诅咒（exsecratio）之中。训斥某人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只要稍微了解那个人的个性，训斥起来就很容易。这是把别人给予他的爱驱除掉的一种方式。那种爱，如果不驱除掉，会是很令人窒息的事情。我也很想这么做，但这不符合我的个性。比如我母亲，我知道她也许除了上学那件事之外，从不对我耍什么缺德的花招，而上学是有刑事时效的（我上学上了十年，所以刑事时效是十年）。　　　　
　　　　假如我马上就写这部关于火山的书，又会怎么样呢？有些事情出手要快，事不宜迟嘛。我可以马上投入这本书的写作，在圣诞节前把它写完，然后在一月份出版。我会到普罗旺斯去，到我母亲家过圣诞节。我会把母亲家那座壁炉里的木柴点燃，烧一炉旺火，她一个人在家时总不生火的。我会跟她提很多问题，我明年初回来，带着几大本做了记录的笔记本，嗨呀，《在我母亲家的三天》会在六月份完成，并在九月份出版。　　　　
　　　　我刚才翻看了我那几本词典里的“计划”词条。《小罗伯特词典》给出的第一个例句是：“只做计划而不付诸行动。”利特雷利特雷（1801－1881），法国词典编纂家，1877年编辑出版《法语词典》。的词典列举了莫里哀的句子：“从制定计划到实现计划其路漫漫。”好啦，伙计们，谢谢你们的帮助。我计划用多长时间来写完《火山》呢？今天是几号？2002年10月23日，星期三，圣让·德·卡比斯特朗节，这位圣人只有那些出版记事本的编辑们才记得起来：　我1994年用过的那本记事本里就提到了他（知道那年的礼拜天变成了今年的礼拜三就足够了）。圣让·德·卡比斯特朗一生的事迹值得斥巨资拍一部巨片。这名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站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这一边，参加了抗击奥托曼王朝的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呼。穆罕默德二世、保卫贝尔格莱德的战斗，在土耳其加入欧盟之际，这个现实题材将会给土耳其入盟设置难关。今年夏天，土耳其人废除了死刑，就已经和这类的事情有些关联了。前不久的一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毫无顾忌地把天主事工会天主教保守组织天主事工会，一译主业会，全名为圣十字架及主业社团，为天主教自治社团，于1928年10月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成立，帮助一般的平民信徒在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找到天主，创始人为施礼华神父（1902—1975），2002年10月6日他被教皇保罗二世列为圣人，此举颇受争议。《达芬奇密码》一书中对该组织有详细描述。创始人列为圣品，教廷毫无疑问会在佛朗哥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死于1975年11月20日。的忌日的同一天为这位圣人祝圣。在巴厘岛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有将近两百人死在一家夜总会里，死者中大部分是澳大利亚游客。法国的政治家们都叫人泄气。右翼政党面无笑容地宣布他们将缔造一种民主样板，左派政党则为一个受左派的愿望支持的左派改良主义而沾沾自喜。绿党提议组建一个名叫“大左”的惟一政党，法国民主联盟称：“我们这个党派应该吸引人。”国务秘书保证在五年之间，允许一百万企业创建起来。我重读了这组数字，肯定是报纸出现了编校错误。有人邀请我出席在贝鲁特召开的法语国家高峰会议，我去那里做什么呢？我才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支车臣的突击队把莫斯科一座剧院里的数百名观众劫为人质，如果警察干预的话会炸掉这个剧院。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令我坐立不安的事情

　　　　前一天夜里，我遭遇了一件令我坐立不安的事情。我觉得有人要勒死我。我从高处摔下来，但我意识里很清楚我不会掉下去。我立即想到了脑出血。我确信我就要死了。我常常这么想，我活不久了，但这一次我确信无疑，我就要撒手归西了。睁不开眼睛。我感到窒息。我不敢碰自己的脑袋，我觉得我的太阳穴和前额会像玻璃一样破碎。我想像自己的颅骨里装进了一种微温的污泥水，几十只昆虫在水里乱蹿乱动。我好像看到了它们那毛茸茸的腹部、发亮的脑袋和血红色的小眼睛。我再也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到最后，我终于敢把眼睛睁开了。我明白是在自己家里。我刚才和衣在椅子上睡着了。能在椅子上睡着，说明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我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这些在我的脑子里乱爬乱动、闹闹哄哄的昆虫的影子。那番景象让我想起杰罗姆·博施杰罗姆·博施（1450—1516），荷兰画家，作品主要为复杂而独具风格的圣画像，代表作有《天堂乐园》、《最后的审判》等。描绘的音乐地狱，在那幅画中，一名男子试图把插进肛门的一支笛子拔出来，另一名男子则被穿在一把巨大的竖琴的金属弦上。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杰罗姆·博施的书。我去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鹿特丹看博施的画展，那是何其幸福的时光啊，那时地狱和最后的审判的情景留在博物馆里，并没有侵入我的大脑。　　　　
　　　　我已经支持不住了。每况愈下。以前，我已经有些不舒服了，虽然我那时还没有接触到被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抑郁症患者无法逃避的厄运的东西。如今，我已经身陷其中。“抑郁症患者”这个词太微不足道，我同意使用“无法逃避的厄运”。我会更满足于一些更加朴实的表达方法，就像“可怕的人生”什么的。我都这把年纪了，却一无所有，甚至都不能像我的朋友们一样在乡下买一所房子。我的姐姐和所有的妹妹都有自己的房产，我母亲也一样。父亲死的时候，给她留下了一所房子。我欠了一屁股房租，再也无力偿还。我几乎不再见任何人了。我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猜想这还是会把我的精力耗尽。我不再说话。与此同时，我所遭遇的一切又让我兴趣盎然。打个比方说，一个执达员的来访就吸引着我，我即刻想到我可以从他的来访中提炼一个章节。一章也许言过其实，但一段总是有保证的。到如今都快两个月了，我一直在等财政局那名执达员摁响门铃。可他为什么不来呢？真的有人摁门铃了，却都是些走错了楼层的人。　　　　
　　　　当我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我还过于小心翼翼地把音量开得特别大，以防自己睡着了。我怎么会把这副专业耳机与一个装满讨厌的昆虫的大口瓶混为一谈呢，就算只有几秒钟时间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呀？戴芬娜还帮我拍了一张戴着耳机的照片，打了闪光灯的，照出来的人就好像一名正在与宇航员通话的卡纳维拉尔角的技术员一样。　　　　
　　　　现在大概是几点钟呢？我的手表一定是落在卫生间了。我听见门房出去倒垃圾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天天如此，可以相信这名门房和石英钟一样准时。他大清早弄出的乒乒乓乓的声音总是让我非常恼火，而这天早晨，他为我提供了一个熟悉的标志，驱散了我对自己患遗忘症的担忧。我马上就分辨出垃圾箱的声音，但想不起我先前听的是什么音乐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都会遗忘，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是钢琴曲吗？还是羽管键琴曲？我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去找这张CD的盒子来证实。“遗忘症”这个词拦住了我其他词汇的通道，妨碍我回忆。记忆缺失是精神错乱最初的常见症状。国人从五十岁开始就会猝发遗忘症。“猝发”（ictus，一个漂亮的拉丁语词汇，ictus　fulminis：　晴天霹雳）过后，其他词汇成功地在我的大脑里开辟出一条道路，可那都是些什么鬼词啊！“小脑变性疾病”，“颅骨神经麻痹”，“穿颅术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我的记忆力从来也没这么糟糕过。我读了太多的医学方面的书籍。我定期去马罗瓦那医学书店买书，从那里出来时总是急匆匆地冲进路上看见的第一家小酒馆，喝一两杯白酒才能恢复镇静，我在那家书店翻阅的那些彩色图鉴超出了我能忍受的极限。“可你何苦要去那里呢？”我的朋友问我。我是小说家，我要关心我书中人物的身体健康。要是只图自己高兴，我更愿意去地处雷奥木大街上的巴黎音乐书店，到那里买一些能让我更好地欣赏我所喜欢的曲子的乐谱。我喜欢看那些手写的乐谱的影印本，比方说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为了我的下一部小说，我又去了马罗瓦那书店，这本书我还未动笔，但书名我却先想好了：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我需要塑造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一个虚构的母亲，是叙述者的母亲，而不是我的母亲。我变得非常了解老年人的小便失禁和因衰老引起的脑力减退，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疾病我那亲爱的妈妈都幸免了。我把诸如《夫妻·生活·死亡》或者《老年夫妻生活计划》一类的书放到一边。在我的小说里，那位母亲是个寡妇。她不必去面对夫妻病指夫妻不和以及家庭暴力。带来的恐惧，夫妻病这个词我是最近才听说的，还是个课题。读这些令人沮丧的东西倒是给我带来一个我未曾料到的好处，它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那将不是“美满生活”（La　dolce　vita）“美满生活”，意大利影片名，一译《露滴牡丹开》，费里尼导演，荣获第1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我囊中羞涩的苦恼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二部分我被税务机关的人传唤

　　　　上个礼拜，我被税务机关的人传唤。他们下午四点钟关门。我必须比平时早一些起床。那天是14号，圣于思特节。于思特是布瓦尔还是佩居榭福楼拜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另外一个的名字叫弗朗索瓦。他们俩都是四十七岁。说到这本书，我现在只背得出开头的一个句子：“由于天气炎热，气温到了三十三度，布尔东大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我还记得：“两名男子出现了。一人来自巴士底，另一个来自植物园。”我已经很久没去植物园了。我再也不出门了。我本该出去走一走的。有一天，我到布尔东大道的一大套房子里参加家庭聚会。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布瓦尔与佩居榭》。晚会上，有一位来自丹麦、长着一对青莲色眼眸的文笔优美的年轻女作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开始跟她谈论卡尔·德雷耶丹麦导演。的电影，想博得她的芳心。可她并不知道这位导演是谁。我没敢提克尔凯郭尔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不得已选择了安徒生，使这么一招在她看来我一定很不成熟，我也许真的不成熟，但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另有原因。我没有任何时间观念和年龄观念。我想起我在蒙特利尔和一名年轻女子发生的故事，这名女子在餐厅里跟我说：“不要这样亲我，否则我会当着侍者的面叫你爸爸。”前不久，另外一个年轻女孩直接在我的衬衫里面亲了我几下、摸了我几把，然后对我说：“以你的年龄可以做我的爷爷了。”这不是布尔东大道的那名年轻女子，但对她也一样，依我这把年纪也可以做她爷爷了。在税务局接待我的那个女孩也一样。直到目前，在税务局里，我都是由那些做了妈妈的女人来接待，她们在办公桌的显眼位置放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圣于思特节的那一天，情况大不一样。我的钱被税务局的人抢了，由于当时我们正在离法兰西喜剧院不远的地方，我当即准备朗诵《吝啬鬼》中的一大段台词：“唉！我可怜的钱啊，我亲爱的朋友！有人把你从我的身边夺走！”在我看来，那名女子能够听得出这很风趣。那次造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