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裕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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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古韵徽州有嘉木(3)…(图)
读书取第虽然是徽州人的首选之路,但是在任何时代能够通过读书进入仕途的人毕竟是少数,于是“弃儒服贾”就成了大多数读书人的重要出路。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加之这里山多地少,使得徽州“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徽州“岁收甚俭,一亩所入,不及吴中饥年之半。”(康熙《徽州府志》)“大多计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之一。”(嘉靖《徽州府志》)于是,“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也成了绝大多数徽州人无奈的选择。明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弘治、正德以来,徽州人“弃儒服贾”、“弃农经商”者愈来愈多。 在徽州一府六县之中,歙县和休宁的徽商最多,他们从事的商业活动区域最广。徽商遍布各地,财势强大,形成“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的局面。他们的足迹达东北的辽阳、河北长城以北的塞外和甘肃省,以及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还将生意做到了海外。歙北许村许氏宗族许宙从事海外贸易,“航大海,架(驾)沧江,优游自得,而膏沃充腴,铿锵金贝,诚古逸民中之良贾也”。福建“安平一镇尽海头,经商行贾,力于徽歙,入海而贸夷,差强赀用”。 许多富商不仅商游全国,“几遍天下”,而且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背井离乡迁居外地,开设商店。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记载说:“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杨、苏、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 徽州人“业贾者什七八”,“糊口四方”,多“挈其家属而去”,“四出行贾,多留不返”, “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男人在外经商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得回家。有些人刚结完婚就外出经商,等到再回到家中时已看见孙子在厅堂内玩耍了,而此时儿子尚不识父亲! 徽州商人中大多是攻举子业,而“科场不售”、“弃儒服贾”的多数因为贫困。因此,“弃儒服贾”,大多“非其志也”,所以“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就成为必然的了。他们身为商人,内心深处却更向往着做个读书人。于是,徽商有别于其他商帮的重要一点就是,他们是儒商。他们在经商中不但有着山区人民的淳朴、诚信,更有儒士的睿智和操守,好利而不轻义。他们 “喜读经史”、“耽于吟诗”、“讲论诗文”,并从商业利润中抽出相当一部分,充作教育子弟之用,以商养儒,以儒促商是几乎所有徽州宗族的共同选择。 沧海桑田,历史早已像雨后的云朵一样渐渐淡去,但是从今天在徽州保留下来的数百座民居中的堂画和中柱楹联上,我们仍然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儒商情结。类似于 “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亏来” 这样的对联可以说在徽州大地上处处皆是。
第三部分古韵徽州有嘉木(4)…(图)
万国求茶到徽州 徽州商人从事的行业,有食盐业、典当业、茶叶业、竹木业、百货业、粮食业、棉布业、丝绸业、金融业、印刷业、制瓷业、冶铁业、饮食业、制墨业等等。“茶叶六县皆产”,茶园无处不在,徽州人自有史以来就栽茶、种茶、做茶、业茶,茶叶生意也就成了徽州商业最早也是最持久的一个行当了。 徽州商人从事茶叶贸易源远流长。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说的就是祁门(祁门西部旧属浮梁地)的茶事,只是此时的祁门尚未建县。茶叶贸易是徽人较早从事的重要商业活动之一。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唐宋以来,饮茶之风大盛,茶叶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为徽州茶商带来了商业机遇;另一方面,徽州“居万山中”,盛产名茶,备受消费者的喜爱,为徽州茶商提供了商品资源。 徽州茶商,几乎遍布全国,北京、广州、上海、汉口、苏州、九江等城市,是徽州茶商比较多的地区。清乾隆年间,北京有徽人开设的茶行七家,茶商字号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数十家。北京歙县义园的经费捐款,“则取于茶商为多”。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在北京的经济实力和在北京徽商中的地位。 徽茶外运方式一般有自运和托运两种。自运则由茶商自行雇人雇船押运,沿途费用自行结算;托运则由茶商将茶悉数交与船家,除支付沿途税卡的税收外,其他费用即由船家操持,茶商只付总账。 外运是以水运转口上海,再向各地运发。其水路行程为:在屯溪搭船,沿新安江东下,途经沦潭、深渡、山茶坪、街口、威坪、慈滩、淳安、塔行、茶园、小溪滩、白沙埠、严州、乌食滩、张村、钓台、桐庐、柴埠、横梓关、程坟,当阳、鱼浦口、毛家堰、范村,抵达杭州。这一程有《水程捷要歌》唱道:“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横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在杭州中转,经过回回坟、龙平山、长安坝、崇德、皂林、嘉兴府、七里桥,嘉善县、泖桥、斜塘桥、松江、黄浦,到达上海。据熟悉徽州掌故的当地耆老称,徽茶最重要的集散地屯溪,向有“无船三百只”之说,由此可见其水运的发达程度。清代,尤其是道光中叶以后,新安江的水运船户有严密的组织,徽州茶商在此雇船东下,十分方便。 徽州茶商能在各地取得出众的成就,跟他们诚实守信,善于经营及儒商特质是分不开的,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徽州大地孕育了大量优质上等的好茶。在《敦煌变文集》“茶酒论”中就有这样的记述:“茶为酒曰:‘阿你不闻道,浮梁歙州,万国来求。’” 《茶经》“卷下”一章中,茶圣陆羽详细地列举了我国产茶地州县地名,其中在“浙西”道名下就列有“歙州”(歙州是徽州地古称)。虽然我们未曾找到陆羽曾经在徽州留下的遗迹,但是仍然有理由相信,陆羽曾亲自考察过徽州茶叶。陆羽是湖北天门人,后又长期生活在浙江湖州,而徽州正好位于天门和湖州之间。而且在唐朝时期,徽州作为主要产茶区的地位已经相当突出了,很难想像陆羽在去湖州的过程中不去考察徽州的茶叶;此外,徽州祁门人张致和与茶圣陆羽又交往甚密,即使陆羽原本没有去徽州的意思,但在同样是茶痴的张致和的介绍和引领下,他也很难会不去徽州看看的。 当代茶圣吴觉农自然也不会漏掉徽州的茶叶。1915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茶叶科研机构,在民国北京政府农商部的主导下成立了,叫祁门茶叶改良场,地址就在徽州的祁门。1932年,吴觉农带着振兴中国茶叶的愿望,期待在“告成之后,不但在本场事业,作伟大之基础,甚至全国茶树移培之合理化、科学化亦将以此为起点。”他来到祁门,带领改良场科研人员展开了茶叶栽培、制茶、茶叶贸易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完成了诸如《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等诸多直到现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 明代是徽州茶崛起的时期,松萝茶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松萝山茶园分布在海拔600~700米之间,松萝“外形条索紧卷匀直,色泽绿润,香气高爽,滋味浓厚,带有橄榄香味,汤色绿明,叶底绿嫩。”——《中国茶经》。其突出的特点是三重:色重、香重、味重。《本草纲目》:“徽州松萝,专于化食”,对通便、收疮口、羊儿疯、水胀气鼓、绣球疯、痢疾、眼疾等十多种疾病均有疗效。
第三部分古韵徽州有嘉木(5)
明万历年间在徽州任职的龙膺曾亲眼见过松萝茶的制作过程,并将其所见所闻记入《蒙史》:“炊热候微炙手,将嫩茶一握置铛中,札札有声,急手炒匀,出之箕上。箕用细篾为之,薄摊箕内,用扇扇冷。略加揉捻,再略炒,另入文火铛焙干,色如翡翠。” 这种制法正是典型的炒青绿茶的制法,难怪后人称松萝为炒青的鼻祖,此一说法丝毫不为过。 安茶,一种介于红绿茶之间的半发酵紧压茶,色泽乌黑,汤色微红,味香而涩。茶叶制成后一般要陈放两至三年方可出售。它陈而不霉,不仅是上乘饮料,还是治病良药,主要销往两广及东南亚地区,被尊称为“茶圣”。有资料显示,当初“吴裕泰”创始人来到北京做茶叶生意,带去的茶中很可能就有相当数量的安茶。 安茶的制作分初制和精制两部分,初制有四道工序:晒青、杀青、揉捻、干燥。精制有五道工序:筛分、撼簸、拣剔、复烘、装篓。安茶压紧装在小竹篓内,每小篓装茶一斤,外用竹篾编篓,内以箬叶衬底。 安茶的创制时间至今已无法考证,但从现存安茶茶号元春隆茶票中“始于前清道光年间”来看,距今已有一百八十余年。历史上安茶生产状况究竟如何,现已无从得知,但从资料记载1932年仍有安茶茶号四十七家的情况看,其间虽犹存在,但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由于安茶为祁门所独有,生产产地又仅限祁门县南乡一带,加之由于是陈茶出售周期太长,以及徽州地区交通不便,再加上战事频繁的影响,使安茶日趋衰微,随着1945年最后一批安茶运送香港后,也就销声匿迹,甚至逐渐被人遗忘了。 祁门红茶(祁红),紧秀乌润,滋味醇厚,回味隽永,汤色红艳,叶底嫩软红亮,香气浓郁高长似幽兰,国际上称其独特的香味为“祁门香”。在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中,祁红位列印度大吉岭红茶和斯里兰卡乌伐红茶之后,早在1915年即获得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一等金质奖,之后又在国内外多次获大奖。作为国家礼品茶,邓小平曾用它来招待英国女皇;1979年他在黄山考察时曾对当地同志说:“你们祁红世界有名。” 黄山毛峰,它几乎是与祁红同时问世的,由歙县漕溪谢静和创制。特级毛峰外形似雀舌微张,白毫显露;色泽嫩绿微黄,似象牙色,带金黄色鱼叶,俗称金黄片;汤色淡绿清澈,惠兰幽香,滋味鲜醇,回味甘甜;叶底肥壮、匀齐、有活力。1986年被选为国家礼茶。1999年,朱基总理赴美访问,到华盛顿看望江泽民的老师顾毓秀,代表江泽民向顾老献茶,馈赠的就是黄山毛峰。 屯绿,它的前身即是松萝。但严格说屯绿不属于茶名,只是因清末徽州绿茶外销以屯溪为加工集散地而得名。其产地遍及徽州六县一府,是清末至20世纪初叶,我国主要的外销茶。品质可概括为:色绿、香高、味醇、形美。 太平猴魁,作为烘青绿茶中的极品,产于黄山太平湖畔的猴坑一带。茶为两叶抱一芽,平扁挺直,自然舒展,苍绿油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