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玛丽莲·梦露

　　　　对于孤儿院里的生活，长大后的梦露曾对人说：“我知道，有人认为孤儿院并不那么可怕。我也知道，这类收容孩子的地方后来有了很大变化，现在或许已经不那么阴森了……但即使是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孤儿院，也仍旧是孤儿院。”她在孤儿院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刚到孤儿院时，她住在放有25张床的宿舍里，按照孤儿院的规定，住在这间宿舍的孩子，如果表现好，就可以往上挪，从1号床依次升到25号床。因此25号床也就成了“荣誉床”。睡在25号床的孩子便有希望到另一间床放得少一些的宿舍去住。　　　　
　　　　诺玛曾经凭着自己的乖巧和懂事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换到床位较少的房间去。有一天早上，诺玛起床晚了。她在床上飞快地系鞋带，然而舍监还是等得不耐烦了，朝她高声吼道：　　　　
　　　　“滚回25号床去！”　　　　
　　　　孤儿院的孩子们每天早晨6：00起床，去上学之前，要完成所有应该做的杂事。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一个柜子，他们要按照要求将它们擦拭干净、一尘不染。如果有关机构来检查，哪个孩子的东西没有收拾干净，他将得到十分严厉的惩罚。　　　　
　　　　诺玛是个勤快的小姑娘。她常常在每天上学之前，打扫宿舍———挪动床位、扫地、掸灰尘；或是去打扫浴室———她愿意去打扫那里，因为活计简单，只是用拖把拖地面，而那里的尘土又不多。除此之外，她还要和其他孩子在星期日去厨房帮忙，主要是刷洗器皿———100个孩子使用的盘子、汤匙、叉子和铁杯子。　　　　
　　　　因为在厨房干的活比较重，诺玛再干完这些活之后，可以挣到零花钱———每月5美分。但如果星期日有课，需要去学校，就少挣1美分。这样算来，一个月有四个星期日，到月底还能剩1美分。诺玛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将剩余的1美分攒起来，到圣诞节的时候，就用这点积蓄，给最好的朋友买件小小的礼物。　　　　
　　　　每到晚上，孤单的诺玛就感到非常害怕，她害怕黑森森的夜，害怕摇晃的树影、凄惨的猫叫。在同伴酣畅的睡觉声中，她常常一个人睁大眼睛，拼命擦拭从眼角不断往外涌出的泪水。她站到宿舍的窗前，看着远处房顶上闪烁的“雷电华电影公司”的霓虹灯广告牌，期盼着妈妈来接她回家。　　　　
　　　　若干年后，长大成人的诺玛———大明星梦露到雷电华电影公司拍摄《夜晚的撞击》时，曾在寂静的夜里爬上屋顶，为的是看看她曾经住过的孤儿院———在她童年梦魇中的孤儿院！但多年过去，许多高楼大厦建起来，阻挡住了梦露回望童年的视线。　　　　
　　　　1935年的圣诞节，非常想念妈妈的诺玛给自己从孤儿院外面寄来一张明信片，署名是“爸爸、妈妈”，这遭到了孤儿院里的孩子们的哄笑，他们大声对她喊：　　　　
　　　　“你是孤儿，根本没有爸妈！”　　　　
　　　　“我有，我有妈妈！也有爸爸，我爸爸是克拉克·盖博！”她不理会孩子们的嘲笑，大声反驳。　　　　
　　　　梦露回忆说：“世界对我展现了它冷酷的本质，我不得不伪装，以便———我不知道———去堵住这种冷酷。整个世界里所有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对我来说已经关闭了（我自己有这种感觉）。我能做的全部只是幻想着任何可能的‘假装游戏’。”这其中的一切滋味，恐怕只有梦露自己才能体会吧。　　　　
　　　　这一段经历对玛丽莲·梦露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在她逝世前一年———1961年，访问墨西哥儿童院的时候触景生情，忍不住失声恸哭，并向儿童福利部门捐赠了一笔为数不小的款项，她动情地对人们说：　　　　
　　　　“我在孤儿院住过，知道饿肚子的滋味。”　　　　
　　　　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但诺玛的身体长得很快。9岁时，她身高就已经达到163cm，比其他同龄的孩子高得多，总会被别人误认为已经年满14岁。但是她很瘦，稚气而俊俏，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和长长的睫毛。这个小姑娘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孤儿院的女院长慈祥和蔼。她非常喜欢诺玛，经常把她叫到办公室去聊天。她说：　　　　
　　　　“诺玛，你的皮肤很好看，可是太亮了。来，我给你擦点粉吧。”说着，院长就把诺玛拉过来，把自己的香粉扑在小诺玛的脸上。　　　　
　　　　“这样就更好看了，孩子。你真像个明星！”院长高兴地说。　　　　
　　　　但是，尽管诺玛受到这样的“优待”，她还是想家，想妈妈。“我们偷偷地逃出去吧！”她和其他孩子商量。他们定好了日子，一起逃出了孤儿院的大门。可是，刚穿过孤儿院前面的草地没几百米，便被抓回来了。　　　　
　　　　“别—别—别告诉院—院长。”诺玛祈求道。　　　　
　　　　之所以说不出连贯的句子，一是因为紧张，二是因为在孤儿院生活的这段时间里，诺玛得了口吃的毛病。因为“孤儿”这两个字，诺玛感到深深的自卑，她觉得自己是没人要的“弃儿”，再也不会有幸福的家庭，不能在爸妈的怀里撒娇，像一个正常的儿童一样生活。本来就性格沉静，现在，她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性格孤僻，喜欢一个人独处。有人问她话，她回答起来也期期艾艾，说不流畅。时间一长，诺玛口吃的毛病就落下了。　　　　
　　　　在诺玛离开孤儿院以后，口吃的毛病渐渐地改了过来。但是她长大成人以后，遇到心情激动的时候，仍然常常口吃。在一次拍电影的时候，梦露突然犯了口吃的毛病，结结巴巴地，台词怎么也说不好，急得导演大步流星地冲过来，冲她大声喊：　　　　
　　　　“怎么搞的？你不是不口吃了吗？！”　　　　
　　　　梦露当时羞愧难当。　　　　
　　　　


第一部分第一章　童年（4）

　　　　四、成长　　　　
　　　　在孤儿院的时候，每逢星期日———不上课的日子，诺玛都会兴奋地等待着格雷斯来孤儿院接她出去玩。有时格雷斯带她去看电影，有时带她去做头发。每次，诺玛都央求她带她离开孤儿院。格雷斯没有答应诺玛的请求，直到诺玛11岁时，她才开始再次履行监护人的职责，将诺玛从孤儿院里接了出来。　　　　
　　　　但是就在诺玛回到格雷斯家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已经酗酒成性的戈达德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之后，突然走到熟睡的诺玛的床边，脱掉衣服，按住诺玛，企图向她施暴。惊醒的诺玛吓坏了，本能地高声尖叫，奋力挣扎。她的喊声惊醒了全家人，才使戈达德的目的没有达到，悻悻地回到他和格雷斯的房间。　　　　
　　　　这件事也吓坏了格雷斯，第二天，她赶紧将诺玛送到她的亲戚家。于是，1937年11月到1938年8月，诺玛又重新变成了“行李儿童”，再次像一只行李一样，从一家被拎到另一家，有些是格雷斯的亲戚，有些则是陌生人。有的人家甚至仅仅领养她三四个星期。但是，经历了孤儿院生活的她，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足，尽管领养她的家庭有时会让她干很辛苦的活计。　　　　
　　　　这个时候，在格雷斯的申请下，诺玛的生活费由州政府承担———每月20美元。但是这样靠救济金生活让诺玛感到自尊心被伤害了。因为她在学校时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个不相识的女人，飞快走向她，对她说：“瞧瞧你这可怜的样子啊，抬起脚来。”她比量着诺玛的脚，在本子上记下来，“鞋子一双，”接着她问道，“有绒衫么？”或者干脆自顾自地在本子上写着：“我想这小姑娘需要两件外衣，一件上学时穿，另外一件星期日在家里穿好了。”每到这个时候，诺玛都会感到非常尴尬。　　　　
　　　　送给她的绒衫，是用棉纱布裁制而成的，样式简单而且常常不合身，穿在身上就像穿了一条麻袋。而鞋子的尺码也很大，样式呆板，诺玛赌气干脆不穿。12岁的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变得留心自己的外表、装束了。在这方面她很有灵气，能够将简单廉价的衣饰搭配起来，显得自己非常漂亮。　　　　
　　　　无论诺玛被领养到什么样的家庭，从来都不挑食。领养过她的家庭都说：　　　　
　　　　“真没见过这样不挑食的女孩子！”　　　　
　　　　这是因为她对领养她的家庭都心存感激。她很善良，对人很有礼貌。因为时常沉默寡言，便得了个绰号叫做“小老鼠”。偶尔她也会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快乐地玩耍，但更多的时候，她爱自己呆在一隅，想些事情。　　　　
　　　　玛丽莲·梦露后来曾对别人说：　　　　
　　　　“或许，我那个时候真的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记得，别的孩子都不爱睡觉，可我不，相反地，我会发自内心地对自己说‘我该去睡觉了。’……我想，那时的我喜欢的其实是这样一种感觉：当房间里静谧的时候，那张属于我的床可以把我带进一个能令人忘却烦恼的梦乡，或许，在睡梦里，我还会看见我的———妈妈。”　　　　
　　　　辗转了很多家庭之后，诺玛被格雷斯送到她的姨妈安娜·罗娃家。六十多岁的安娜独身一人，十分富有，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真正关心、疼爱诺玛，在她的身边，诺玛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时光。　　　　
　　　　这个时候，她已经上中学了。生性腼腆的诺玛在学校里寡言少语，很难与同学们融在一起，因此也很少有朋友。　　　　
　　　　天生丽质、性情柔媚的她每天有一项让她十分着迷的事情，那就是装扮自己。对此，诺玛仿佛有天生的灵气，无师自通！　　　　
　　　　每天早晨，她都对着镜子里漂亮的女孩端详一番，想想自己今天改换什么衣服。她不喜欢每天都穿同一种颜色的衣服，那太千篇一律了！虽然她没有钱，没有什么好衣服穿，但她总会突发奇想，“标新立异”。有时他会买条廉价的男式长裤穿在身上，有时会把毛衣反过来穿，有时自己还加一些小小的装饰，恰到好处地让她显得自然、秀气，而又充满活力、与众不同。她时常从同班男孩子眼睛里看到闪烁的欢喜和欣赏，这令她暗暗得意。但她对身边的男孩子却不欣赏，很是“瞧不上”。　　　　
　　　　此时的她，最崇拜的三个人是美国内战时期解放黑奴的总统林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赤道非洲的传教医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施韦策。成年后的玛丽莲·梦露曾经特地找到林肯传记的作者卡尔·桑德伯格，并成为他的好朋友。直到她去世之前，每到一处，她都会在住处挂上林肯的肖像，并常常将林肯在盖提斯堡的演讲文章带在身边。这也许也是因为她缺少父爱，这就是一种精神寄托。　　　　
　　　　1940年，安娜姨妈心脏病复发，病情久久没有得到好转。无奈之下，梦露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格雷斯家。自1941年9月起，她又和格雷斯一起住了。不久，格雷斯夫妇准备搬到东海岸的西弗吉尼亚州去，但是他们不能带着诺玛一起去。因为若是诺玛呆在洛杉矶，她每个月可以从州政府领取那20美元的救济金———诺玛的生活费。诺玛要是跟他们一起走，救济金就不会再有。而格雷斯一家也不宽裕，他们无力抚养诺玛。如今，对于16岁的诺玛·简·贝克来说，摆在她前面的有两条路：回到孤儿院或者———结婚。　　　　
　　　　总的来说，梦露的童年生活颠沛流离，没有幸福可言。对于童年的悲惨遭遇，甚至是骇人听闻的故事，梦露非但毫不避讳，还经常向亲友甚至是初次接触的人倾诉。比如说，她曾经向人倾诉，说她在幼年时曾经受到恶棍的欺凌。当他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遭到一个警察的强暴。她还亲口告诉她后来的女仆，自己在少女时代曾经生了一个婴儿，在监护人的逼迫下才把孩子送给了别人……　　　　
　　　　然而人们往往发现这些故事在时间和地点等方面漏洞百出、相互矛盾，有的故事甚至与最初的描述大相径庭。　　　　
　　　　就说梦露自己说的她被非礼甚至强暴，并生下一个婴儿的说法，人们很难相信这是实情。因为她曾对一个朋友称，她是在14岁左右生的那个孩子，而对另一个朋友，则又说是她在跟第一个丈夫多尔蒂离婚以后才分娩的。其实梦露非常清楚自己家族的精神病史，她曾经向她的密友倾吐过自己心中的秘密，她说“把一个孩子带到世上对这个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而她对女仆讲述的那一段14岁怀孕产子的故事时，正是她与第三任丈夫阿瑟·米勒结婚后第二次流产之时。也许，她不过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有生育能力的：“瞧啊，莉娜，我能怀上孩子！”因为此时，她已经多次流产，不能生育了。　　　　
　　　　梦露的心理医生格林森认为，她有一种“受虐待的幻觉”。曾于1954年为梦露代笔撰写自传的作家本·赫克特也说：“很难搞清楚梦露什么时候在编故事，什么时候在说真话……我倒并不认为她是在故意欺骗我，她实在是个幻想家”。一些接触过她的人也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