徧执批判

邓领导的改革方向的坚定乐观。尤其让我奇怪的是他对于共产党在农村基层的“土改”从他的“大历史”看也是极其“合理的”。他更多从分配和经济方面看待。　　　　
　　　　我个人则从组织结构上一直就认为：中国的“文革”歪打正着地为今天的社会做了一些铺垫。这场运动从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对于中国来讲是必须的，因为要解除中国文化中浓厚的宗法意识与结构，不用猛力无法摧毁，为以后的现代化法制社会做好了清理工作的铺垫。必须做文化上的革命。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看到了这一点，并且进行了文化大革命。是偶然的还是主动推行的？现在文革依然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神秘莫测。公社制度以至村队建设对于疏通基层的组织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们的功能已经接近现代化社会的基础模型，即便不够完善合理，但是与古代传统的保甲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了，政党概念也深入人心，较为彻底地取代了原始宗族派别。　　　　
　　　　书中下面这些话不仅适用于蒋介石的革命，更适用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由一个旧式的社会遇到内外冲击，需要全面改造时过程浩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一经发难，即不能由任何人全部掌握，多时为非人身因素做主。即领导人物，亦只能因时就势”。黄仁宇对自己的老领袖蒋介石是这样评价的：长期革命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和悲剧性人物。而同时黄仁宇又说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底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大历史”眼光其实是一个需要宽容的眼光，并且是完全撇开了个人恩怨或道德情绪的眼光，是一种彻底独立客观的判断，否则很难想像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原国民党军官怎么会这样来评价与他直接对抗的一个政党与军队。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智慧，其实对于一个当代人来说更需要的是坦荡的胸襟。作为一个对西方有某种程度了解的人，我深知黄先生的这些观点需要的正是学人的理智与客观，这些特性只有西人才有，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缺乏。中国学者倒是一直不缺乏热血。可惜那热血泼了几千年，并没有泼出一个美丽的世界。所以是否大家可以借鉴一下西人是怎样“不流血”的？不仅身体不流血，脑子也不流血。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地北天南叙古今

　　　　《地北天南叙古今》这本书是黄仁宇在各处不同时期发表的比较散乱的文字，共26篇，最早的发表于1945年，最晚的为1991年，时间跨度竟然为半个世纪。其中记述有人物，有趣事，也有历史和政治　　　　
　　　　，真的是古今中外一网打尽，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而编。老实说，前半部论及缅北战争的多被我不耐烦地一翻而过，书大致在中部开始好看起来，而想必我们熟悉的黄仁宇也在那段时间开始成长而至成熟起来，那时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开始出现，取代了国民党上校的黄仁宇。我比较认真地阅读了其中的八九篇，分述如下。 　　　　
　　　　在《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中，黄仁宇这样解释他的“大历史观”：“也就是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我注释他这句话就是：宏观而客观地分析历史就是大历史。前者是方法，后者是态度。黄仁宇在那本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中又解释道：大历史的观点，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至于将道德放在什么地方，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张》一文中他继续说：“中共在大陆的设施初看无一是处。可是却已造成下层机构一个较简洁的粗胚胎，目前他们已经看清本身的弱点，于是证券市场之设立，破产法之被提及，所得税之征收，保险事业之抬头，尤以地产之使用权可以价让，都是确定私人财产权的步骤。今后社会多种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换，则所有权和雇佣应能构成一个大网罗，现代社会的重楼叠架于是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军队与政府就靠这种机构维持。所谓法制，其精神也不外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大陆虽仍称共产党，实在有金蝉脱壳之姿态。”这是黄仁宇十几年前的作品了，现在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即便许多生活在中国的人也未必有他看得那么真切，这或许就是庐山效应吧。　　　　
　　　　“假使我在海外几十年研究历史还有一点用处的话，则从大处看去以上情形已属不可逆转，虽说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这也就是说在不松懈警觉性的前提下我们应该相信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业已成功。过去我们觉得中国现代史里的一团污糟，今日看来，则有其长期合理性”。所以，黄说：张和孙虽含冤半世，今日恢复名誉，“仍未为非富”。　　　　
　　　　说到历史，黄认为只能“实事求是”。说到涉及个人在历史的恩怨，他认为：只有今日我们将眼光看宽，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虽有不同，但总结果汇集于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解决了中国几百年的一个大问题。　　　　
　　　　这篇以及其他几篇多处提到蒋介石与美国尤其是与史迪威将军之间深不可解的矛盾。其实许多蒋或者蒋之下的许多矛盾在我今天看来依然存在于现今的中国社会，中西文化的差别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比如这个小节。史看到中国公墓里士兵墓碑上只写着“无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必须查出死者的姓名部队番号来，指斥中国军人办事不用心。几千年的农业传统社会马马虎虎的农民习惯是不可能转眼改变的。一个美国人今天照样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花百万元投资的中国商人会指派不得力的亲戚到自己开办的煤矿里去做安全检查员，而他们却只会上班时找个地方睡觉，导致最终煤矿爆炸大家都完蛋。这倒也不全是文化差异问题，“用心”而严谨的敬业精神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分工明确、信守诺言的综合性现代社会必须的行为准则，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时这将是一个素质改革的重点，说明确点，需要长期的培训。社会形态的改变首先是从人的基本行为方式改变开始的。　　　　
　　　　在《怎样读历史》一文中，黄先生说：“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与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他提醒史人“务必放宽胸襟，增广视野。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孕育各个人对公共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他称鲁迅为“过激之人”。尽管我也敬佩鲁迅，但同时我也曾质疑过鲁迅的存在，尤其是他的过激我归结为婚姻情感方面严重失衡而导致了潜在的心理问题。我甚至讨厌杂文这种文体，谁称呼我为写杂文的我就觉得是骂人。当然鲁迅不仅仅是个写杂文的，鲁迅先生的孔已己和阿Q给他奠定了文学的光辉地位。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诸书仍为当今治史者的原始资料。。。。。。办法是将每一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重要的转变，分作三五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之。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披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说到中西方对比，他推荐英国历史为首选。进而研究西方历史他希望从政治哲学着手，例举了解这些西方思想哲人的重要性：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以及马克思。他说假如不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可能对西方造成种种误解。　　　　
　　　　威尼斯是黄仁宇历史对比中的一个重点。他主要拿威尼斯做商业与城市文化的代表。在《为什么威尼斯？》这篇中也有许多有趣的话题。“写中国历史，不一定要复履中国，写欧洲历史也不一定要自己游历欧洲。不过在可能的情形之下，还是亲眼看过自己笔下的题材较为稳妥”。比如伦敦，到了当地才会知道古代的伦敦与今天的伦敦不太是一个地盘。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海湾战争

　　　　另外一个趣闻是，说到法国著名的鲍德尔教授，他说“我所羡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说人叙事时一笔一句的真切。他曾把湖南写成一个滨海省份。。。。。。中国的明朝则于1644年至1680？我知道这方面比较粗疏的还有一个大人物，福柯，假如苛刻一些几乎可以说在论证时漏洞百出了，但是依然不挡他思想的万丈光辉。也说明，只要你有创新，哪怕你用胳肢窝书写，历史也会为你留下一席之地，四平八稳而庸碌的文字在西方是没有地位的。这时候我还想起了尼采的散文哲学。最后是黄仁宇的大白话最终在中国学界摧开了一道门槛。贵在第一，贵在奇特，哪怕你用平淡的语言。插图《释迦牟尼》19　杂画图册　无法可说　中国画　陈洪绶　　　　
　　　　在本书中黄还谈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话题。“本来知识早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也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能为一群所谓分子者所独占。知识分子，英文为intelligentsia；据我所知道的今日还只能适用于苏联及中国。即有知识分子；也必有无知细民。这也是此世界上两个泱泱大国至今落后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结所在。这两个国家企图民主化，其方针不在加强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例举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可是“到底不成器”，原因是没有结构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　　　　
　　　　我则认为中国传统上并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含糊说有倒也没有问题。而今天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之重要，既然不能循西方道路建立独立知识分子队伍，则中国人必须想办法逐步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阵营，而这个阵营是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步就是做到客观，不能有过分的倾向性，把有知识的政治家要坚决地从知识分子队伍中清理（当然这个清理只是概念上的）。而黄仁宇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可惜他已经入籍西方，并且也已于上个世纪末上了西天极乐世界。　　　　
　　　　黄仁宇自称：“五十年来的胡闹瞎闯，我获得了一段将世事纵横曲折前后左右上下观察的机会。我既非忠贞谋国之士，也并非投机分子。只因介入两者之间，才能保持着作史的主观和客观。一个国家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并非任何人之过失。只是这种情形必招致革命”。　　　　
　　　　对于“革命”的长短，实则是变革我想。他说“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经过最近十年来。。。。。。则更觉得惟有此说才能贯穿中外的历史，而且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如果要知道各种情势在大时代的意义，则只将眼光放宽放大，相信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自己认为，并非所有可以看来合理性的事物一定都是人们主观努力的结果，我以为歪打正着的事例会很多，但这些事物中却一定包含着这样的因素，那就是历史本来有其一定的规律性。　　　　
　　　　至于“为什么威尼斯”，黄说“我提倡的世界史观则注重从以农业习惯作社会骨干代之而以商业精神为主宰之一大转变。威尼斯实为这个世纪牵涉全球一个大运动的出发点。”“提及威尼斯则是表现我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从道德观念检讨历史。”顺便在这里说一下，这样的历史观正是一个西方学者的典型态度，而黄仁宇投向中国的历史眼光正是一个西人的眼光。偶尔我会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差别。伦理道德实际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题，而中国学者也通常用道德比量一切，历史学更是如此。但西人面对历史的时候却更愿意不动道德那根弦。　　　　
　　　　那么西人那边为什么形成了他们重客观重事实的习惯而不动情感与道德呢？　　　　
　　　　我思索过这个问题，只找到一些这样的答案。西人由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习惯，行为上不爱撒谎，不讲人情，没有宗法习惯，喜欢讲原则，思维上讲逻辑与理性。久而久之，在学术上或者在知识分子群体特征上，中西方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方是冷冰冰的客观，东方则是热情洋溢的道德感。后者的不良后果是容易离开事实的本原，在历史评价上更是如此这般。许多人误解粉饰历史、新闻作假等习惯是现代政治的工具需要，但我作为一个相对了解中西方差异的人很愿意坦白地说，这不是事实，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作风与习惯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