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

将用于奥运会相关的建设。1896年3月25日（公历1896年4月6日），第一届现代奥林克运动会开幕的那天，发行了几套12联的邮票。这些邮票成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生的见证。这套完整的系列邮票，特别是在第一天发行的那套盖有邮戳的成了集邮家与博物馆的稀有珍品。我不得不提及这些名字：曼夫莱德·本格曼、毛利乔·卡迪，集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及世界集邮联盟。正是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不懈努力将奥林匹克主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我也不得不提及集邮爱好者的担心：电子邮件的出现正在逐渐替代人们用书信交往的传统习惯，它威胁着集邮的生死存亡。　　　　
　　　　


第五章 我主持的十届奥运会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　

　　　　萨拉热窝奥运会是我第一次亲自主持的奥运会，初次登台表演自然会很紧张。我非常希望能立刻在这次奥运会上树立自己的风格和形象，于是我便成立了奥运会协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我整个任期举行的十届奥运会中给了我巨大帮助。时至今日，无人能想象离开了这个协调组织将如何运作这样的体育盛会。这个委员会由国际奥委会主席、四位副主席及奥委会相关成员与奥组委高层人员组成。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开会，在会议中首先回顾前一天的工作、出现的问题及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安排后两天的工作。这种做法使我们能更好地安排工作，及时知道什么地方出现问题，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及如何密切地跟踪这些问题。这是一种组织奥运会的好方法，能够驾驭航船，了解举行期间每时每刻的情况，避免当不愉快局面或是意想不到的事出现时惊慌失措。我认为这是个伟大的想法，这个方法后来被大多数国际体联学习并运用到他们举办的国际比赛中去。在萨拉热窝奥运会上，还落实了我一个由来已久的想法，那就是拒绝在举行奥运会赛事的体育场馆内出现任何形式的商业广告。《奥林匹克宪章》对此有明文规定，没有丝毫考虑的余地，但我们在这些场地内利用广告空间为奥运会作宣传，例如奥运五环会标，举办国的奥运标志及奥运的彩色。特别是在电视相关时段播出的奥运宣传能使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同时看到独特的“奥运景观”。不像是冬季奥运会，比赛已经开始，可是实际上山上没有积雪，因此被迫取消了好几项比赛。突然，一天凌晨下起了大雪，那么厚的积雪妨碍了运动员、记者从下榻处赶往比赛现场。萨拉热窝市民对来访者非常热情。南斯拉夫的人民不仅希望向世界展示他们国家的魅力，也想让世界知道他们在当今国际体育界可以占有重要的一席，他们的热情好客使这次奥运会的组织异常出色。在这次奥运会上，我们第一次决定把残疾人的某些项目包括进奥运会。这也是国际奥委会与各残疾人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的开端。之后，国际残联成立，它对国际奥委会的意见总是十分尊重。闭幕式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切都很正常。当我以一句塞尔维亚语结束讲话时，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是我一生中经历过的最让我激动的情景。　　　　
　　　　　　三个不同的民族：波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在波黑地区的萨拉热窝和平相处。我可以保证，在这次奥运会上，没有发生任何一件冲突事件，甚至奥运会组委会都是由这三个不同民族的成员组成的。没有任何种族紧张气氛出现，和谐的气氛充满了这次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在这同一个城市爆发了一场种族悲剧，使这个城市变成了灾难之城。那些曾经和平地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善良的人们竟然相互残杀，彻底摧毁了城市。他们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只有和平共处才是他们的惟一选择。1984年的萨拉热窝冬奥会上共有1274名运动员参加，其中1000名男运动员，274名女运动员。他们来自49个奥运成员国，参加了六大类的39个项目。在第14届冬奥会上成绩斐然的运动员有：芬兰的黑梅莱内，她在北欧滑雪项目上取得了三枚金牌、一枚铜牌；东德的卡林·恩克，在短道速滑项目中获得了两枚金牌、两枚银牌；来自瑞典的甘迪·安德斯·斯万，在滑雪项目中获得了两枚金牌、一枚银牌、一枚铜牌。在双人花样滑冰项目中，英国的珍妮·托维尔和克利斯托夫·迪安获得了在此项目中前所未有的得分，他们在一首安第斯情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所有的裁判都给他们打了最高分。观众们从未感受过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　　　　　
　　　　


第五章 我主持的十届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夏奥会　

　　　　洛杉矶奥运会相当特别，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早在1978年春天，在雅典的卡拉维勒饭店决定由这座加利福尼亚城市主办奥运会的时候，事情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因为它是惟一的申办城市，而且它还有1932年举办过奥运会的经历。人们还清楚地记得蒙特利尔亏损的负面影响，所以没人愿意为一个可能带来损失的计划下赌注，而且奥运会尚未摆脱因抵制而造成的危机。国际奥委会正处于低潮。由于洛杉矶是惟一的候选城市，因此他们提出了相当苛刻的条件，国际奥委会只好屈从，别无选择。无论是洛杉矶市政府，无论是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不作任何承诺，也不提供任何财政支持。他们还要求主办者自己谈判电视转播权，因为当时急需钱来进行筹备工作。我们确确实实面临一个充满未知数和危险的新时期。在没有任奥委会主席以前，我纯粹是一个观望者。但后来我被推举为奥委会主席，必须直接参与和美国人的谈判，一切都是那么艰难。国际奥委会和洛杉矶组委会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我们一直在寻找积极的方面，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算幸运，因为组委会主任皮特·尤伯罗思是一个有着企业家远见卓识的年轻人。他懂得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虽然由哈里·阿瑟尔负责，但尤伯罗思真正管理着所有的事务。惟一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求助于欧洲的专家，可见美国人是多么的自负。和组委会执委的对话并不容易。国际奥委会同意他们不用新建任何场馆，只修一个自行车赛车场，而且资金是由一位赞助者提供的。对某些项目，比如射击，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方案，搞得国际体育联合会主席墨西哥人巴斯克斯·拉尼亚大为恼火。这样，最终他们赢得了两亿美元的收益，由两个基金会分享。其中一个基金会的宗旨是推动加利福尼亚州青年体育运动，其现任领导人是安妮塔·德弗兰茨；另一个则是为在经济上帮助美国奥委会而设。国际奥委会从组委会那里得到的资金很少，不过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组委会分给国际奥委会的资金是提前支付的，于是我们便有了一笔钱，而且当时美元的利息高达17％，这样我们的经济状况得以缓解。由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对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进行了抵制，这次奥运会也会得到报复。大家都在猜测，认为苏联要对美国进行抵制，以牙还牙。报纸上不断地重复着“抵制”这个词，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局势因为里根在欧洲部署中、远程导弹而顿时紧张起来。舆论界吵得沸沸扬扬。军备竞赛升级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与我的恢复奥运大团结的观念相抵触。更有甚者，一些人发表的不负责的言论给局势火上浇油。因此，执行委员会做出决定：主席是惟一授权的发言人。看来这一措施暂时缓解了紧张气氛，1983年7月斯巴达运动会开幕式前，就连苏联部长格拉莫夫在莫斯科的乌克兰饭店接见我时也表示，抵制一词不存在于苏联，他们不想将政治和体育混为一谈。这番话听起来是个好兆头，不过我一点也不相信。奥运火炬到达纽约那天下着雨，气氛很忧伤。早上我接到国际奥委会新闻部何塞·索特罗的电话。我即将动身前往华盛顿会见里根，一盆凉水浇到我们头上。那位一直关注事态发展的新闻官告诉我苏联奥委会正好在那天早上召开会议，一切迹象都表明他们倾向于要抵制这次奥运会，对四年前西方国家的抵制予以报复。消息得到了证实：苏联及其卫星国决定不参加本届洛杉矶奥运会。当天下午我们会见了罗纳德·里根总统并向他解释了整个情况。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参加此次奥运会确实让人感到惋惜和痛心。“您觉得这怎么样，主席先生，我写一封信给契尔年科总书记，邀请他和我一起出席奥运开幕式？”他这样问道。从里根总统的话中，我隐约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时间我心里的希望点燃了。我不希望他怀疑我们的态度，于是立刻回答：“我祝贺您，总统先生，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建议。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愿意亲自去克里姆林宫将信交给他。”此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说道：“总统先生，您刚才提的建议最好再仔细研究研究，因为这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总之，他强烈地警告了里根总统。我们继续谈话，但是说实话我几乎没什么兴趣。我只是想着里根刚才高声提出的建议。由于我们没再谈论此话题，而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我觉得应坚持刚才那个新建议，说不定会取得好的效果……　　　　
　　　　　　“总统先生，请允许我提醒您一开始我们所说的由我去转交您给契尔年科总书记信的问题……”　　　　
　　　　　　于是，里根总统带着他那好莱坞式的微笑，什么也没说，更确切地说是他意识到他的外交顾问认为送信的主意并不太合适。就这样，一个可能解决抵制问题的方法失败了。抵制的理由是保护要来洛杉矶的运动员的安全，这样的说法是荒唐的？因为虽然运动员们最终没有出现在运动会上，可他们（苏联）还是派来了数目不少的领导、官员、记者，甚至游客。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死后，克里姆林宫选出的新领导人让所有专家都大为惊讶：契尔年科，一位年迈的领导人，身患一种严重而无药可救的疾病。至于他的能力，人们可想而知了。这样，苏联所有对外事务都交给了一直是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是他一手策划这次抵制活动。他一向对美国抱有敌意。由苏联领导的抵制活动肯定会自动被受其影响的其他国家追随，这样抵制的国家总共有17个。但我们还是争取到三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他们是南斯拉夫、中国和罗马尼亚。后者的参赛还得归功于国际奥委会说服了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美国观众把最热烈、最真诚的掌声都给了这些代表团。如果我们把莫斯科发生的抵制和这次相比，会发现这次没有那么严重，因为除了17个抵制国，参赛代表团达到了140个。这是一个新的纪录并预示着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的不断壮大。奥运会期间，人们不再谈论政治和抵制，全世界都关注比赛，把那些没来参赛的国家忘在脑后。我认为洛杉矶的例子值得一提：它说明了政治家开始相信抵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影响本国运动员参赛，政治家应该为运动员负责。“铁幕”倒塌后，我们通过运动员的声明意识到，他们才是政治冲突最大的牺牲者，为政治家的独断专行付出代价的是体育事业和运动员。洛杉矶奥运会对我的主席职务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它表明举办奥运会也可以为举办城市和国家赢利。在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发现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以不牺牲主办国经济利益为起点的奥运会新模式。据此，在举办奥运会时应该建立两种全然不同的预算：一是纯属同举办有关的预算，包括建设和改造体育场馆，还有一切服务费用（膳食、注册、新闻、交通、庆典、礼宾等等）；二是公共基础建设的费用，包括道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机场改建，电信系统等，这些投资在有无比赛的情况下都是必要的，国家应该通过提前投资以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同时，我们得到的经验是不能把主办权交给一个没有国家相应保证的城市。奥运会已经升级为一个对各级行政部门都有要求的运动会。我们不能重蹈加利福尼亚城市的覆辙，连为奥运会服务的警察的工资都要由组织委员会提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实在是不可思议。这次受到苏联集团抵制的奥运会共有140个代表团参赛，6797名运动员（5230名男运动员、1567名女运动员）参加了21类运动的221个项目。夏奥会取得了巨大的体育成就。观众热情很高，竟有十万多名观众都聚集在玫瑰碗体育场观看法国以2∶0胜巴西的足球决赛。在那些伟大的运动员中，我想提及的有美国运动员卡尔·刘易斯，他在田径比赛中获得了四枚金牌，平了同胞杰西·欧文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