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

的。而这一方案比我们开始提交的要好得多。这件事说明了协商总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如果各方都有好的意愿，结果也一定会是全赢，大家都受益。　　　　
　　　　


第三章 定居洛桑巴登巴登大会

　　　　我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组织奥林匹克会议，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要求，大会应该每八年召开一次，但这一规定过去并未严格执行。上次大会是1973年在瓦尔纳举行的，中心议题是“体育运动对于世界和平的意义〃，“奥林匹克运动的明天〃。因此，我决定于1981年秋在巴登巴登市召开奥林匹克大会，主题是“团结的体育运动〃，讨论的题目有“奥运会的未来〃、“国际协作〃以及“奥林匹克运动的未来〃。　　　　　　　　
　　　　我又重新读了我21年的日记中1981年9月18日的部分：“前去参加巴登巴登会议。真正的考验开始了。这次大会将告诉整个体育界，新主席，也就是我会给他们带来些什么。首先，我要力求保持良好的状态：健康的饮食和体育锻炼。每天都要如此！〃　　　　　　　　
　　　　在1981年的巴登巴登大会上，国际奥委会次决定支付参加会议的委员们的交通及住宿费用。在这之前，这些费用都是由与会者个人自掏腰包。也有些人的经费由各自政府提供，这样就会大大限制了他们的自由并左右他们的决定。于是，为了确保每个人意见的独立性，我们决定由国际奥委会来负担与会成员的上述花销。　　　　　　　　
　　　　在那届会议上，我们还要选出198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办夏季奥运会的有韩国汉城和日本名古屋；冬奥会的举办地则将在意大利的科蒂纳丹佩佐、瑞典的法伦、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中产生，其中后者最有希望。　　　　　　　
　　　　　一批反对名古屋竞选的日本人在那里还举行了抵制活动，这大大损害了该的竞选。这些人等在会议大厅门口请求奥委会委员们不要投名古屋的票。他们的请求显然受到了关注，从而直接影响了投票的结果。　　　　　　　
　　　　　汉城轻松胜出。我很快意识到这个选择对我而言也就是一场大磨难的开始，这些在的日记中都有所记录。全球有一半国家与韩国都未建立外交关系。在经历了莫斯科抵制事件以后，洛杉矶奥运会也是阴云密布，冒着再遭抵制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汉城为1988年奥运会举办地无疑又多了个大麻烦。幸运的是，汉城奥运会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成为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都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如今韩国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了东亚巨人。　　　　　　　　
　　　　巴登巴登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议事日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做出了首次选举女委员的决定。国际奥委会在度过了88个春秋后，终于向妇女敞开了大门：两位首次当选的女委员为芬兰的皮尔约·哈格曼，委内瑞拉的弗洛尔·伊萨瓦，她们分别是杰出的田径运动员和马术运动员。　　　　　　　　
　　　　这届会议有一个决议，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瑞典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多次提出请求，要求归还参加1952年奥运会重量级拳击比赛决赛选手因耶马尔·约翰松的银牌。我知道这件事情的由来：那时，我作为巴塞罗那《新闻报》的记者在赫尔辛基观看了比赛。这位瑞典拳击手一路高奏凯歌，到决赛时遇到的对手是美国人爱德华·桑德斯（那时他已是一名职业选手，数年后死于脑溢血）。桑德斯真是位伟大的冠军，在拳台上尽情地展示，自始至终一直占优势。而因耶马尔·约翰松从比赛一开始就不停地躲闪，虽然屡遭裁判警告，他还只是一味地退避而不与对手对抗，最后裁判宣布取消他的比赛资格。很显然，他输掉了比赛，但是不应该剥夺他的银牌。巴登巴登大会几个月后，在他的家乡哥德堡举行的一个仪式上，我亲自把银牌颁发给他。我认为我们是在伸张正义，正如我们在处理美国田径运动员吉姆·托佩及其他我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对待的运动员的事情上所做的那样。在托佩事件中，我发给了他家人一枚1912年奥运奖牌的复制品。至于奥地利滑雪运动员舍兰茨，我认为也应予以承认，他因为布伦戴奇主席明确的决定而与札幌举行的冬奥会无缘，之所以被取消参赛资格是因为他背有职业化运动员的罪名，而事实上却是因为他发表了反对奥委会主席的言论。他应该与所有其他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一样拥有同等的机会。　　　　　　　　
　　　　巴登巴登会议上还讨论了有关业余运动的第26条规定，这样就为实施的理论——“奥运会应该由最好的运动员参加”敞开了大门。温布尔登这一全球最好的网球赛事之一发生的事情对我帮助很大。这项伦敦赛事由于职业和业余运动员的论战而经受了一场巨大的危机，直到最后，赛事组织者决定，二者之间不存在差别，只有参赛者。这也是我关于奥运会的想法，但这要在奥运会中实施还需要一步一步慢慢来，小心谨慎，避免引发毫无意义的争论。应该明确，不论业余的还是职业的，只要是运动员，他们都是参赛者。　　　　　　　　
　　　　在巴登…符腾堡，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到了运动员的声音。我把运动员的代表、体育界大名鼎鼎的剑术家托马斯·巴赫和优秀的田径选手基普科格·凯诺请出来，让他们代表运动员发言。后来这两位都当选了国际奥委会委员。塞瓦斯蒂安·科埃在第11次大会上的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向英国记者约翰·罗达谈到了组建运动员委员会的构想，以及塞瓦斯蒂安是否乐于参与其中。成立运动员委员会的决议于1982年被通过，我认为这只是漫漫长路的第一步，直到2000年这一过程才告结束。那一年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都当选为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其中一人还进入了奥委会的核心机构——执行委员会。　　　　　　　　
　　　　在闭幕词中，我又重新提到了本次会议所有议题，尤其强调指出以下几点：“国际奥委会如果想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就不能给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任何压力。国际奥委会要扩大其作为奥林匹克运动协调员的作用，尤其是协调国际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的关系。国际奥委会应该开诚布公地接受所有的建议和请求。”同时我号召大家团结起来，领导奥委会的职能要由我们大家共同行使，包括所有人的参与。要包括奥林匹克所有组成部分的参与，不仅仅要有国际奥委会，还要有国际联合会、国家奥委会、运动员和教练员、教育工作人员，奥运组委会，新闻媒体和全球成千上万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而奉献时间、力量和精力的自愿者。　　　　　　　　
　　　　我还谈到了关于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比赛的第26条规定。我非常重视倾运动员和教练员们的呼声，他们才是奥运会的首要参与者。如今在体育界出现了新形式的歧视，这表现在参加比赛的条件上，表现在体育成绩的认定上。我实在无法接受某些体育联合会今后再制定什么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参加奥运会的不同的规定，应该达成一致。直到全世界最优秀的运动员，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都参加奥运会，那时的奥运会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巴登巴登大会是我今后工作历程的重要基石。我知道将来人们会根据我做出的承诺的实现程度来评价我。这次会议确定了我任职期内领导、管理国际奥委会的主线。我接受挑战并提出了五大目标：1。　加强奥林匹克运动自身的团结。2。　运用一切方法，坚决打击兴奋剂问题。3。　实行非歧视政策。4。　向最优秀的运动员敞开奥运会的大门，无论他们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5。　增加妇女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参与。巴登登大会是我主持的第一次成功的大会。那些反对我的人这时已经意识到我决意要打开窗户，让奥委会呼吸新鲜空气。会议上决定实施的那些改革也仅仅是许多改革的开始。这第一仗很明显是打赢了，但我明白做事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小心，因为那时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主要是由主席提名当选的，而一旦当选，他们就只会热中于保全《奥林匹克宪章》赋予他们的种种特权。　　　　　　　　
　　　　让他们明白国际奥委会只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而不是统治者，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如我在莫斯科首次演讲中所说，我坚持团结，只有在全体一致的团结中我们才有力量。这种团结是国际奥委会、国际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和运动员之间的团结。在当时要求奥委会必须向主要的国际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主席还有运动员敞开大门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为时尚早。整整20年后，“大团结”的构想才成为现实。现在，国际奥委会不再只是奥林匹克运动的一部分，奥委会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二者已融为一体。　　　　
　　　　


第四章 重大的抉择：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政治和奥林匹克

　　　　戴维·米勒是一名优秀的持独立见解的英国记者，多年来一直担任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体育专栏的主编，是他第一次使用“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这一表述并以此为题出版了一本著作。我在21年任期内所实行的改革和创新彻底改变了奥林匹克运动的面貌，2001年我离任时的国际奥委会和我于1980年7月接手时已大不一样了。1981年时的情形并不太乐观。奥委会因受到众多问题的困而缺乏活力，处于分裂状态。由于数次运动会受到大规模抵制，使奥委会陷入深刻的危机，成员之间分歧严重。在公众心目中，奥委会只是一个由精英和贵族组成的机构，面对政治领导人的压力显得软弱无力，管理模式陈旧，经济拮据，看不出好转的前景。我们必须摆出所有的问题并找到其解决办法。读者可以从以下篇幅初步了这些年来，我们所实行的主要变革是为了使今天的奥运成为它百年历史上最璀璨的时刻、使其未来跟上现代化进程并拥有充足的经济收入。这些举措基本上就形成了所谓的“奥林匹克运动的革命”。　　　　
　　　　历史告诉我们，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1894年成立至今，政治在其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过程中无处不在。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总是反复听到关于不应当把体育和政治混为一谈的论点。对某些人来说，两者就好比水和油：无法融合。事实远非如此。政治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它也存在于体育领域。政治和体育应该共存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的确，自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起每一次奥运会都是在有关政府的同意和积极参与下筹办的，而且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途径。　　　　
　　　　奥运会在各国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无论其国家的政治制度如何，从1936年纳粹统治下的柏林，到1980年苏联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莫斯科；不论是在共和制国家还是在根深蒂固的君主制国家都是一样。从东方到西方，百年来我们得以维系的奥林匹克的思想和规则得到了广泛的尊重和接受。我们所受到的抵制（特别是1976年在蒙特利尔、1980年在莫斯科和1984年在洛杉矶三次奥运会上）表明，国际奥委会和相关国家政府进行协商是何等重要。我们必须积极、开放、小心谨慎，始终为奥林匹克运动寻求最佳的协议。在汉城、巴塞罗那、亚特兰大和悉尼几次奥运会上，我们和相关政府当局协商谈判面临的各种问题。最终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找到了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同样，在我任期内举行的五次冬奥会上，我们都成功地营造了和谐的气氛，并解决了那些政治性问题。正是基于奥运会和政治力量之间这种关系，促使我们建立并加强了和联合国、地区性治机构（比如欧盟和非洲统一组织）以及直接介入体育运动和青少年教育领域的政府间或非政府机构的合作。历史还告诉我们，每个年代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政治、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进步的标志，而这一切都会对我们奥林匹克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无论何时，我们都力图与时俱进，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使自己的行动与世界同步，引入和接受新的思想。我们必须牢记，奥林匹克运动精神是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它注定要和政治力量相互理解。如果体育不与包括整个教育和卫生政策的政府规划结合，就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一直鼓励各国奥委会在保持自己行动独立的前提下与各自政府保持密切和融洽的关系。于是，为了确立对发展中国家体育教育提供技术援助的协调机制，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论坛应运而生。论坛将政府间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汇聚到一起共商发展大计。国际奥委会倡导的独立精神我们得以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的基本原则为全世界的青年服务。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