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37-中国变色龙

在年轻时似乎注定要以向南美出口钢琴度过一生，但他后来从事一种更高尚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实在是件幸事。　　　　
　　　　欧洲大陆上的大学建立在天主教传教士学者确立的传统之上，因而在汉学方面比英国的大学起步要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力加强对中国的研究，现在结出了果实，提供给职业汉学家许多在欧洲遭到拒斥的专业机会。在欧洲，汉学家授课必须纵横上下千年，横跨各个学科。　　　　
　　　　在较老的一代学者中，许多人受到了西方古代经典著作的扎实的基础训练。他们出于传教考虑，对中国宗教典籍产生了兴趣，并在这些典籍仍被中国人视为至关重要的著作时受到了汉学研究训练。他们的课程自然而然地以经典文献和古典语言为基础。确实，仅仅在十年前，英国一所大学仍不鼓励学生说他们所选定的语种汉语——虽然世界上讲汉语的人比讲其他任何语言的人都要多——担心这会使学生分心，从而影响他们掌握古代汉语。


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三）

　　　　虽然儒家经典和中华文明初始时期受到了西方汉学家的重视，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詹姆斯&#8226；莱格（汉名理雅各）理雅各（1814—1897），英国汉学家。1839年被伦敦传教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该院迁往香港。1875年起主持牛津大学汉文讲座，曾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分二十八卷于1861—1886年间出版。该译本至今仍被认为是标准译本。另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观念》、《孔子的生平和学说》以及《中国的宗教》等。在一个世纪之前的开创性的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是不可或缺的权威性作品，新近又由香港大学全文重印。就理雅各其人而言，他一再地显示出自己对儒教缺乏同情心，对中国学术界最新的学术进展孤陋寡闻，采用的是陈旧的正统解释。他的助手指王韬（1828—1897），清末改良主义政论家，曾在英国教会所办中国第一家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任职。曾协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创办《循环日报》，后任格致书院常院，一生著述宏富。更主要地以中国现代新闻业的创始人之一为人所知，而非以其在经学方面的贡献名闻遐迩。另外，理雅各使用的英文现在看来极其陈旧。这么一位人物对中国文学最重要作品的翻译文本依然被视为权威、标准（虽然部分内容已为其他学者的译作所超越），其本身就是对西方严肃的汉学研究状况的鲜明写照。　　　　
　　　　毋庸置疑，要使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一般了解达到与这一中央王国以往的成就和未来的重要性相称的程度，尚要经过一段漫长的历程。不过，对我们的教育体系的历史和现实需要有所认识，并不能期待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出现大的进展。我们西方人有一个发源于古代（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强大传统，即教育的主旨在于个性的发展而不是获取知识。现代人痴迷于心理学和儿童天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态度。由这一观点出发，心灵和性格的品质据认为比所研究的材料更为重要，因而新的学科不如旧的教学方法吸引人。在此同时，我们的学校和大学教育体系必须经受得住一系列革命变化的张力，诸如教育的普及和民主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要求加强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民族的尊严要求大大增加大学教育的设施。这些革命性变化引发了新的问题，人们心理学知识增多，以及新的传播媒介的发展，在这一系列问题的刺激下，教育理论家把心思用在他们面临的现实的和方法论的考虑上。在现今的氛围下，要想确保加强对实际价值并不能当即显现出来的学科的研究，实在不是一件易事。近年来汉学研究之所以能够有所进展，其根源在于现实需要，因为战时训练有素的东方学家的缺乏，促使政府为未来的这些研究领域提供更多的方便。虽然有证据表明大学乃至中小学校对汉学的兴趣增大了，但是要有足够比例的大学毕业生对世界上这一人口最多的国家之无可匹敌的文化成就有专业性了解，肯定尚需很长一段时间。　　　　
　　　　这对大多数人来讲必然意味着，中国将依然是略微不现实的存在：一个扇子与灯笼、辫子与斜眼、筷子与燕窝汤、亭台楼阁与宝塔、洋泾浜英语与缠足的国度。她与我们相距遥远，我们对她的问题仍将漠不关心，对她的悲剧无动于衷。随着世界的缩小和中国的蓬勃发展，我们的无知变得更加危险了。　　　　
　　　　鉴于中国文献卷帙浩繁，令人望而却步，不知从何处入手；鉴于中国历史绵延数千年，源远流长，有着持续的传统；鉴于今日中国的局势殊难为人理解，因而要清除这种无知谈何容易。但有一件有益的事是我们能够做的，那就是试图分析我们有关中国的观念，这样就可以对它们中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有更全面的认识。如前文业已指出的那样，本书的意图就在于对欧洲人有关中国的概念作这样一种概括论述，并表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契合，多大程度上是出自欧洲阐释中国的人自身的需要。　　　　
　　　　在下面几页我们将会看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念在某些时期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有趣的是，这些变化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欧洲知识史的进展。因而，构成本书框架的是观察者的历史，而不是被观察对象的历史。着重点方面的根本性变化仰赖这类事件，诸如欧洲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团的发展以及他们引发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抵达中国这类事件是重要的里程碑，我所论述的主题自然而然地以他们为界区分成章节。在进行这样一种研究时，适于采用的资料浩如烟海，以致人们随时会犯过于简单化的错误。本书主体是进行归纳概括；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我在附录的长文中摘录了关键性作者的文字，以阐明我的论点，并证明中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读者如果有耐心读完全书，当会感到，中国更恰如其分的象征是变色龙，而不是龙。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一）

　　　　在欧洲心灵中首先揭开蒙在中国头上的神秘面纱的，是中世纪的那些游客。在蒙古人势力隆盛时期，他们能够穿过欧亚大陆进行漫长的旅行。由于本书旨在分析我们有关中国的观念，因而在估价这些旅行者游记的价值时，不能根据它们的内在意义、生动性或可靠性来判断，而应根据它们为人所知、为人阅读及其对作者自己那一代人及以后各代人影响的程度而定。　　　　
　　　　基于这一考虑，马可&#8226；波罗在其同代人中具有显赫地位。他是历史上那些为数甚少的其故事具有浪漫特征和典型性、从而确保了自己享有世界声誉的人物之一，脱口可以说出的其他类似人物有哥伦布克里斯托弗&#8226；哥伦布（1451—1506），中世纪伟大的航海家，新大陆的发现者，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先后四次率船队从西班牙出发西航。1492年10月12日到达巴哈马群岛，由此开始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的活动。和尤利乌斯&#8226；恺撒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曾与庞培、克拉苏结成前三头同盟，后击败庞培，成为罗马独裁者（前49—前44）。前44年被共和派贵族刺杀。著有《高卢战记》等。。马可&#8226；波罗在东方度过了许多年头，曾受聘服侍大汗，后者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东方专制君主，深为马可&#8226；波罗这位威尼斯青年所吸引。他游历了广袤区域，在返回威尼斯身陷囹圄时向牢友讲述有关故事——所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绝妙的故事。相形之下，马可&#8226；波罗同代人的游历则黯然失色，尘封在历史之中，就连其名姓也仅为少数人所知。撰写历史的人一直面临着一个人物过多的问题，因而，在取材时，次要人物不得不被无情地逐出、抛开，其必然结果就是淘剩下的人物起了更具英雄色彩的作用。比如，一位伯里克利伯里克利（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后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其统治时期成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译者这样的人物成了雅典民主制的化身，一位名叫马可&#8226；波罗的人体现了中世纪人游历东方的所有活动。因而，虽然把终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马可&#8226；波罗研究的亨利&#8226；玉尔爵士亨利&#8226；玉尔爵士（1820—1889），英国地理学家和东方学家，曾在印度担任军事工程工作。著有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1866年）、Mirabilia　descripta、The　Wonders　of　the　East、Diary　of　Sir　Willian　Hedges等，编有《马可&#8226；波罗游记》等书，为世界公认的马可&#8226；波罗研究权威。充分意识到了他的弱点，但这位最出类拔萃的中世纪专家之一曾把马可&#8226；波罗描绘为“整个中世纪无人可以匹敌的最伟大的旅行家和最了不起的观察家”。　　　　
　　　　马可&#8226；波罗及其父亲、叔父与中世纪其他到过大汗朝廷的重要人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踏上漫漫行程的动机在于寻求商业利益。1260年，马可的父亲尼古拉和叔父马费奥前往君土坦丁堡经商。他们做了一个又一个生意，最终发现自己到了蒙古统治区的腹地。由于蒙古人敌对的各首领之间刀兵相向，他们的归国之路被切断了，最终只得接受邀请前去觐见遥远的中国之君忽必烈大汗。忽必烈大汗在汗八里（北京）建有宫殿，每年在此度过一段时间。波罗兄弟在这里滞留了几个月，随后带着大汗致教皇的一封信回归威尼斯，但因教皇去世而无法完成使命。直到1271年他们再次启程，这一次陪同他们前往的有17岁的少年马可，但只带去了两位托钵修士，而不是忽必烈要求的一百人。就连这两位也中途退出，只剩下波罗三人完成了行程。在滞留中国期间，马可&#8226；波罗得便游历了大片地区，但无法肯定享有什么地位。传说他曾出任重要城市扬州的总督三年，不过这种说法不可信。因为不仅马可&#8226；波罗的叙述4波罗兄弟二人受到忽必烈可汗的接见。选自15世纪初期的《约翰&#8226；曼德维尔游记》，博德莱亚手稿264号（原稿第220面）。


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充足与富裕：中国和早期欧洲游客（二）

　　　　承蒙博德莱亚图书馆馆长惠允使用。缺少某些重要的手稿佐证，而且不见于中国文献记载。直到1292年，在离开故乡二十余年后，忽必烈大汗才准许波罗三人回返威尼斯，并交给他们一项任务，护送新娘至黎凡特可汗阿鲁浑处。　　　　
　　　　马可&#8226；波罗着手叙述他的经历时的处境非常奇特。虽然他宣称，自己因所递交给大汗的有关他远方游历归来情况的奏文异常优秀而为大汗看重，但他身居东方期间并未考虑到要为自己的同胞记录下他那奇异的经历。只是由于碰巧遇到一位同样沦为热那亚战俘的名叫比萨的鲁斯蒂切洛的职业传奇作家，马可&#8226；波罗才有机会和闲暇为后人保留下这一故事。这样说可能既是对其著述条件所作的评注，同样也是马可&#8226；波罗故事中种种不太可能的事件的标识。马可&#8226；波罗口述给同室囚徒的故事往往被称为“马可&#8226；波罗游记”，但这一称呼并不贴切，因为它叙述的并不是个人经历，而是试图描述世界。亚瑟&#8226；克里斯托&#8226；莫尔（汉名慕阿德）慕阿德（1873—1957），英国传教士，汉学家，生于杭州，自牛津大学毕业后返华传教。1933年出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学教授，研究中西交通史，著有《1650年在中国的基督教徒》、《西安府的景教碑》等，并与伯希和合著有《马可&#8226；波罗游记校注》。和伯希和伯希和（1878—1945），法国著名汉学家。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1908年与英籍奥人斯坦因同往敦煌，盗窃我国文物约五千件。1911年任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文教授。精通汉、满、蒙、藏、阿拉伯、波斯及其他东方语言，被公认是20世纪西方最权威的汉学家。论文多发表于《通报》上，著有《敦煌千佛洞》等。在其学术著作《马可&#8226；波罗游记校注》中即更确切地称之为《世界记述》。　　　　
　　　　5波罗时代的一个游乐宫（《汉苑图》画轴），李容瑾绘，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承蒙台北故宫博物院惠允使用。马可&#8226；波罗的经历如此引人注目，公众对此的反应介于盲目相信与全然不信之间，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在他自己那一时代，马可&#8226；波罗被斥为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