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1-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解读北京的城市文化

再向前就到了公路边的村庄——东宫。　从东宫，顺着公路往黄花城方向走，大约半小时，会看到路边一个牌楼一条小路，进去就是东台俱乐部。再向前半小时，才是黄花城长城。　一般爬了大半天的山了，一定饥肠辘辘了。这里吃饭也是很方便的，水库边上就好几个小餐馆，绝对的农家菜。天气晴好还可以坐在露天，看着长城，听着水声，吃着柴鸡蛋、花椒芽、家常烙饼、棒茬粥（玉米茬粥），真是幸福无比。　回城可以沿原路返回，也可以从九渡的岔路口不转弯一直走，路过秦城，只翻一座山，到小汤山，往立水桥方向，从亚运村那边回城。这边距离是稍近，但立水桥的地方容易塞车。优点是很多人喜欢不走回头路，这边别看和那边距离并不远，山里风景可截然不同，也别有一番风味。


新　Newness、爽　Rush动物园印象

　　　　小时候，当我比现在更相信勤能补拙那会儿，我常常利用星期天去动物园写生。和一般游客不同，我总是一大清早，从白石桥那边沿着那条脏脏的河沟朝东走，经过真觉寺，五座金刚宝座上的印度佛塔在未散的朝雾中沉默不语，青草上的露水沾湿了鞋子，牵牛花开得纠缠不清。　由一座简陋的小木桥越过臭河沟，丢一角钱给没人看守的收票亭，自顾走进北门，闻到的是掺着湿漉漉的马粪味道的新鲜空气。　也许不是马粪，也许不止是马粪，还有驴粪、牛粪和鹿粪，因为北门一带集中了一堆样貌上不太讨好的动物，从南门进来的游客很少走到这边，所以这里总是很静，野驴或者牦牛，有蹄子，安安静静地反刍。我打开速写本，噌噌地削铅笔，它们是不错的模特，因为它们都懒得动。　向南是长颈鹿馆，我曾数次期待细长的拱门后走出一个人，一个那种马戏团里踩高跷的，脸上浮着古怪笑容的瘦子。不过出来的永远是长颈鹿，它的眼睛美而温柔，睫毛好长。　常听见湖里的鹤一齐声如裂帛地引吭，然后又归于长时间的沉默。　清晨公园里很少人，鸟禽会飞出来，亦步亦趋地在路上走。珍珠鸡被赶急了，就气喘吁吁拼命迈着两条小短腿，居然用那对肉翅膀把它胖墩墩的身体擦着水面飞到河对岸去了，好笑着呢，它要运足力气起跑，才不会掉进水里。　因为它已经不会飞了，和所有曾经会飞的鸟一样。它们都做过同样的小手术，很简单，只是在翅膀下筋腱处划一小刀，只要小小的一刀，就再也回不到曾经可以藐视大地的高度。　鹰鹫又另当别论，猛禽都罩在一个几层楼高的铁丝笼子里，黄眼珠子盯着笼子外来去的人。不知道哪个更糟：不能飞的，与还能飞的。　狮虎山，兽王们仅存的锐气都花在撕扯褪毛鸡和羊腿上。　爬行动物馆，黏黏的，丑丑的，盘踞在角落里黑黑一团，那孩子趴在玻璃上，留一团哈气，两个脏脏的巴掌印。　吸足一口气冲进貘馆，传说中吃梦为生的动物何以其臭如斯？貘好像永远在睡觉，连睡觉的姿势都完全一样，那个胖胖的女饲养员坐在貘房里想着心事。　豺狗在狭窄的小室里不断徘徊，经常与自己的尾巴撞个满怀。　人最爱看猴子，大概因为猴子与人最像，但人并不自觉，笑着指指点点。端坐在山石顶上的猴王，也睥睨着人。猴王自有尊严，对人嗤之以鼻。这些背着傻瓜相机，带着吵死人的半大小子，大惊小怪的人，哪里知道它每到夜里便攀树而出，像个国王般在园子里高傲地巡行，自如进出如入无人之境。动物园的院墙并不高陡，如果它愿意，它可以出去，但它不会，睿智的它仍是园子里夜的国王。　猴山外的东墙与莫斯科餐厅比邻，不知它有没有趴在落地窗外朝里张望过。1976年大地震后，人在园子以东搭地震棚，夜风吹来声声长嗷，从头顶凉到脚心。我独窃盼如顽皮男孩：若满城狼奔豕突，该是何等壮观！　但这些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　二十年后改变得很多。园子向河北岸扩张，河不再脏臭，五塔寺收来很多石刻，很多魂断异乡的传教士的墓碑，慈禧当年“老性陡增”凭栏眺望大清江山的畅观楼，正一点点破败下去，笨重闶大如象、犀牛与河马迁馆对岸，圣诞前夜海洋馆的party票价近千，孔雀因为繁殖过快已可以成群结队从一个屋顶飞到另一个屋顶没人理睬，寄居此地的乌鸦与喜鹊毛色滋润无比，麻雀可以从气窗飞进，公然落在没精打采的夜行动物身上，饱餐后翩然而去，金刚鹦鹉背后的墙上画的是卢梭风格的雨林，猴山里装了通电的网，新一代猴王再不能夜巡，委顿了不少。没有变的是，仍有许多小孩子，背着比自己的肩膀宽很多的绿帆布画夹，手指头和脸上蹭着炭笔的粉末，踢里趿拉地在地上走。看见他们，就像看见当年的自己。


新　Newness、爽　Rush没有招牌的酒吧

　　　　在这个常驻人口肯定达到官方数字两倍的热闹都城，只有高傲才是区别于众生的法门。没有名片的人是牛人，没有招牌的酒吧是酷吧，你一定要假装谦虚、尽量冷漠、坚决低调，那些红的男绿的女，才会倒吸一口凉气说今天遇见高手了。而这种事情，就经常发生在那些凡夫俗子找不到的地方……　最有名的是后海那家。要去银锭桥北侧找。人们都管它叫“没有名字的酒吧”，或“老白的酒吧”，因为老白姓白，英文杂志上则写着“Hou　Hai　Bar”。其实执照上的名字是“林海餐厅”。但是知道这些也没有用，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坐，这要看老板愿不愿意。事实上，人家本来只是想找个地方住，而不是开设一个公共场所，所以，有时候有些人被拦在门外也就很正常了。至于样子，无法形容，因为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次装修，里面的火炉、旧家具、盆花和屏风也会派上不同的用场；你只能说，这里放一些经得起挑剔的音乐，比如slowcore、bosa…jazz、intelligence，一般小资显然是没有听过的。里面坐的人，通常也更像朋友而不是顾客，并不总有人带着相机跑进厕所去拍，尽管那厕所很有意思——跟外面一样昏暗、复杂、杂乱、暧昧、舒适。因此，随便什么季节，坐在窗口喝茶，看水面和路面的光线，听空气里的静，胡思乱想，跟人说些废话，都会是有意思的事情。2002年一夏之后，后海整个变成了嘈杂肮脏的庙会，无名酒吧也坐满了慕名而来的老外，不过在他们带走了沉重的德国屁股和骚动的美国胸毛之后，午夜的爵士小号，又会重新从湖面上荡漾回来。　以前在Club　Vogue旁边有过一家叫“佐岸”的，每周二放Hip…Hop，后来消失了。而广州也开了家聚集小知识分子的“左岸”。到了北京，左岸才真的离岸不远——在后海，或者准确地说，在前海南沿。像谁家的院子，树下面是大木桌，可供围坐、消磨时光、有气没力地把脚搭到长椅上做梦。进门是沙发若干、植物若干、当代油画若干、港台演艺界名流若干。房间是方正的，布局是从容的，音乐是电子的，音量是微弱的——厕所是奢侈的。厕所在后边院子里，宽敞、随意，摆着中国家具和花花草草。以前这里就是著名的蓝莲花，兼有酒吧和画廊两用，色调比现在更昏更晕，而换了现在的设计师老板之后，则明快多了。不过，那种无所事事的古代中国的感觉，的确是一点都没有变。　来自香港和台湾的狗仔，常常因为地形不熟而陷入绝望，虚构是他们的强项，而匿名是北京的绝招。那些把庆云楼安到窦唯名下的笨蛋，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三里屯北街的一个巷子里，藏着窦的妹妹的朋友的小店，这大约是这位平民音乐家唯一跟“产业”发生的曲折联系吧。没有招牌，也不开门，就是木头、花、对联，就是你刚刚路过的民房。里面其实是做发型的，两张椅子，一个客厅。客厅是沙发和清净的灯、几、音乐，一些人显然不是在打瞌睡就是在发呆，另一些，小声地说着废话……再要不就去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碰碰运气？肯定不会被打，因为那条街上的黄灯笼下面，是个教古琴的地方，看在琴的份上，狗仔也是安全的。可是一共就两张桌子，两壶茶，一些字画，几个闲人，你脸上写着什么，谁都看得见。我们管那里叫“琴茶”，除了窦，还有各种不大在江湖上混的人在那里打发光阴。一间屋子是琴，一间屋子是茶，一个院子是天和树，所谓大隐隐于市，他不怕骚扰。　还有“非话廊”。从三里屯北街的某路口开始拐三个弯，在国际青年旅社附近推开没有任何标志的沉默的窄门，就到了。那路口的标志，则由另一酒吧的“Cross”招牌指引。因为股东有王朔一份，现在，它已经被称为“王吧”——这和藏酷要读zangku而不是cangku一样，可以用来检验一个人的时尚指数。装修又是艾未未的设计，冷、直、厚、硬，让人想起他家的超级水泥地。电子乐在一些几乎搬不动的椅子和原木桌之间来回地撞着，也撞上影视音乐文学各圈的名人——当然不是那些地下人士，也不是出没在“豹豪”之类酒吧的小偶像，是另一些。二楼只有一处空间，可供十数人坐卧，很不舒服地开会，或很暧昧地娱乐。　还有Suzie　Wong，名声直追台北鸦片馆和上海官邸的老店，原因大约是奢侈风正在流行。就在朝阳公园西门街上一个没有名字的大门里、楼梯上，一家叫做Q的美式酒吧旁边，聚集了方圆几公里最浓烈的糜烂和绚丽。它的名字来自一部充满东方主义色彩的好莱坞旧电影，它的装修也一样，挂着、铺着、摆放着罗帐锦衾和大烟榻——唉，苏西　&#8226；　黄著名的烟榻，在楼梯拐弯处，上面坐卧着早来的乖巧美女和得意男子，没有烟枪，却已经昏昏欲睡。再上一层楼，可以围坐的沙发才真正让人缠绵不去。听着80年代风格的流行歌和电子乐，喝着巨贵并且有着可笑名称的酒水，北京最时髦的演艺名人和最郁闷的暴发户各自扎堆而坐，他们宁肯就此长睡不醒，迈入世界尽头，性感而庸俗地消散在时间里。　你知道，游魂已经不需要招牌的指引，三千万人，我们悄然游走其间；我们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夜生活的恬园。


飘　Drift、隙缝　Niche会馆百年前的北漂据点

　　　　现在北京还存有不多的老会馆，它们零星地分布在南城的大街和胡同里。如你从它的门前经过，一眼看去，除了破旧不堪外，感觉上全无特点。但是，外表的破落并不等于它没有价值。其实，在北京保留下来的每座会馆都是一本记载北京历史发展的教科书；每座会馆都有许多的故事可以向后人倾诉。　每当闲时，我喜欢一个人在宁静的夜晚走进胡同后，去寻找一家会馆，然后静静的站在它的门前，审视它，并努力地读懂它。看着那墙皮剥落的墙壁，望着那干裂沧桑的大门，想着那曾经的过去。　说起各地方开始在北京设立会馆，应该是在明朝早期。朱元璋定国安邦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又一个鼎盛时期，南方的工商业得到了飞快的发展。人们有了钱，生活温饱后，倡导读书。因为明清两朝施行“科举”制度，所以当时的学风极盛。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三年（1415）恢复科举考试，受科举制度的吸引，各地方学子纷纷捧书苦读，以图功名。每年考试之间，成百上千的各地举子纷纷来到京城。他们大多家境一般，有的还很贫寒，又加路途遥远，人地生疏，乡音难改，在租住客店和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上，常受一些店家的欺扰，举子们迫切希望这些问题能有人帮助解决。随着这些问题出现得越来越多，得到了先期来京做官和做生意的一些当地人的重视。出于同乡友情，他们相互邀请，筹措资金，购置房产，供来京的举子和其他来京谋事的或旅居者住宿之用，会馆由此而生。因为主要是为接待举子来京考试而为，所以这些会馆也叫“试馆”。　北京作为明、清两朝全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尤其是在这两朝资本经济得到鼎盛发展，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也开始在京设立会馆，由于他们开办的会馆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行业的制约，也形成行业垄断，所以这类会馆又称之为“行馆”。随着社会不断的向前，更多的人们认识到了会馆的重要作用，在京纷纷捐资设立。有一省一馆的，有一府一馆的，也有一县一馆的，有老馆、新馆同在的，还有东馆、西馆并存的。那时一般的会馆除去主要房产外，还有许多附加财产（包括兴建的学堂和一些社会慈善事业）。当然，这主要与他们的捐资人在京做官、做生意的大小、多少、贫富有重要的关系了。最兴旺时，京城有各地会馆，不计大小共四百余所。这些会馆大多建在前三门外，以宣武门外居多，形成了大片的会馆区。　到了清光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