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91-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解读北京的城市文化

时间的空间里，我沉湎于空间里的静谧，惶惑不知自己是今人乎、抑或古人乎。反正可以一时忘却了什么，而得到了莫名的什么，我以为说不清楚为好，盖因这样的作用亦如精神的致幻，我是很愿意乐而忘返的。　中国古家具其实是儒家理念的产物，而非出于舒适的设计考虑，相比西方家具，显然是缺少了人体工程学上的算计。它的魅力在于能制造出一个历史的空间，这个空间早已消失了，但却在记忆深处残存着，一旦遇到古典家具之氛围，适得其所，身心便有了一种归巢之感。　实际上，消失之历史时空是不可能再复返的，既然无处可返，能够返回高碑店也是一种很满意的选择。


飘　Drift、隙缝　NicheDVD机与影碟在家与国际接轨

　　　　上小学的时候咱们把四大发明挂在嘴上，挂到中学的时候突然产生了自知之明，你看人家一个爱迪生就发明了多少东西，咱们几千年就四个还宣传，不是找寒碜吗！客观地说，咱们国家没有科技开发的传统，进入现代化后用的都是别人的技术。　所谓习惯成自然，既然别人的东西都那么好用，不用白不用，所以咱们的专利观念很淡薄。显然，这种不和国际接轨的观念迟早要受到惩罚的。比如说，国内的DVD机制造达到很高的水平，当国产DVD机的出口量日益增大，对日本等国外同类产品造成强有力的威胁时，国外厂商对此就“耿耿于怀”了。1999年以飞利浦为首的6C联盟联合声明：6C拥有DVD核心技术的专利所有权，世界上所有从事生产DVD专利产品的厂商，必须向6C购买专利许可才能从事生产。2000年—2002年中国电子音像工业协会与6C进行多达九次的谈判，未有结果；2002年3月7日国产DVD在欧盟被扣；2002年3月15日国内一百多家DVD生产企业收到6C最后通函；中国DVD机遭遇6C封杀，DVD机核心技术不足的“软肋”被狠狠地一击。　2003年7月，由十多家中国视盘机企业和相关研究机构联手组建的北京阜国数位技术有限公司正式对外宣布，在投入一千万元经费、经过二十多个月的研发之后，中国人终于打破了新力、飞利浦、微软等国外公司的技术封锁，拥有了属于自己的DVD升级换代产品——EVD（新一代高密度影音光碟系统）。据了解，EVD系统的技术规范已经提交国际电工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有望成为国际标准。　这是DVD生产的一个巨大的技术背景。只能说，咱们的科技创新思想就跟懒驴拉磨一样，不抽几鞭子就不动。在尊重知识产权的背景下，中国巨大的家电生产和销售市场必须以自己的技术来支撑，否则就是吃人嘴软，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虽然像电灯、电视这些老发明别人不会找你为难，可是对最新的产品技术，还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么回到生活中来，DVD机正在取代VCD机进入千家万户，价位达到了工薪阶层的标准。而淘碟，也成为上自BOBO小资下至愤青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些碟，当然是清晰度比较高的DVD盘，谁要在淘VCD盘谁就是农民。外地的朋友来，先要我带到三里屯去坐一个晚上，然后带到新街口淘碟。这样一来，我才知道，淘碟已经成为一件品位的事了，至少让淘碟者从民工中脱颖而出。　当然，根据淘碟者不同的选择标准，还可以再细分归类。比如说，淘最新好莱坞大片的，主要是正在恶补品位的白领或准白领，崇洋媚外到如饥似渴的地步。而淘那些欧洲乃至中东的艺术片的，则是颇有专业精神的发烧友。现在有些音像店里都有自己刻录的资料片（装在牛皮纸套里），主要是一些圈内公认的艺术片以及早期的片子，比如贾樟柯的《站台》、《小武》，是供给艺术青年的必修课。而小资乃至BOBO的选择则体现了一种格调，既没有好莱坞那么媚俗，也没有艺术青年那么先锋，他们喜欢对有格调的片子有先天的嗅觉，比如最近的美国热门电视剧《Sex　and　the　City》（欲望城市）一定是他们喜爱的抢手货。　很显然，淘碟的时尚现在正逢其时。你要是赶不上趟，过两年又变成民工干的活了。


飘　Drift、隙缝　Niche摇滚基地让我们撞起来

　　　　北京是这样的一个城市：你来到这里，然后恨它、喜欢它、诽谤它、粉饰它、打击它、祝福它，不知不觉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而你是瞎子，它是象。它不够疯狂也不够宽容，但是它足够大，越大的系统就代表越多的空隙，它冠冕堂皇的高楼背后，是人性发芽和进化的小胡同。　我们带着不同的口音和文化背景，在夜晚穿行于北京的漏洞之中，目的是摇滚起来。这也可以解释为，中国大陆最丰富的地下摇滚场景，就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景观中展现开来，那些最讨厌中心的地下人，必须来到和加入中心，然后完成他们的摇滚、蜕变、愤怒和娱乐。　遗憾的是开心乐园已经是历史，莱茵河　&#8226；　声场酒吧已经在2002年7月易主，豪运在2004年初歇业，CD　Cafe改成lub没有几个月，终于势如山倒地转给了餐厅，至于北京波希米亚文化的圣地，河（River），也在2003年8月永远地消逝，化做种子被浪人们带走。今天，北京只剩下新豪运（Get　Lucky）、愚公移山、无名高地和13俱乐部可以有常规的摇滚乐演出。北京的“铁托”——发源于京郊外地摇滚乐村落的新词，就是忠实支持者的意思，more　than　groupies——必须习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观看演出的过程中成为活地图和超级游魂。　外地来的愤怒的重型乐队，曾经在无数周末游击着，聚集着，改写了北京夜色中的甜蜜。但摇滚乐也在分裂和进化，叛军失去了旗帜，改换了语法。在工人体育场北面的太平洋停车场里，从桌球俱乐部改过来的愚公移山，成了最坎普（camp）、最迷离、最多元的空间。独立朋克、欧洲爵士、本地的笔记本噪音、巡演的某国电子、临时召集的跳舞party、蓄谋已久的地下文艺联欢会……北京最有名的乐手和最无名的战士混在一起，在那个分明是空旷的场子里，穿过蓝色的灯光，向柔软的沙发倒去。　但新豪运显然没有这么时尚，它不是相容，而是分裂，同时属于夹着手机包的老板和刺着铁拳纹身的青年。高大的舞台和专业的设备，摆在一些饭桌那样的方桌前面，周围是半圈亮着红灯的包厢。崔健的演出门票是限售的，其他大牌也一样，包括已经不会唱歌的张楚。当那些流着穷人的汗，一心只想着摇滚乐的年轻人经过燕莎女人街对面这块灯红酒绿之地时，他们只是路过而已，因此新豪运的演出也越来越像是一种路过。　无名高地又是一类，属于专做演出，兼营酒吧的地方。所以它的顾客除了来看演出的自己人，就是年轻一些的上班族，至少不用担心他们的耳朵。位置在亚运村医院北面，也就是说，已经出了四环，周围是罕见文艺青年的住宅小区。没有演出，谁会大老远跑来？所以这里的演出是单纯的，地下金属大par、新生代朋克大par、实验电子聚会、民间民谣聚会，还有每周四的不一定乐队的固定演出，黑暗中人们也不高声交谈，他们坐着，看着，直到凌晨一点，所有的色彩和热情都被重新亮起的灯光洗干净……那些已经退役的步话机、子弹带、伪装网，把这里打扮得像老兵俱乐部，而老板也的确是老兵，在这个和平的年代，他和摇滚乐战士在一起，想必是快乐的。　更专业的就是13俱乐部了。它打着“重返五道口”的旗帜，由军械所乐队吉他手刘立新经营，就在蓝旗营万圣书店对面的几根歪歪扭扭的霓虹管下面。除了演出，就是演出。不大，简单，live　house的标准范儿。和无名高地一样，金属、朋克、民谣、英式来者不拒，因为靠近高校区，所以有学生冒着回不了宿舍的危险来看演出，他们在无所依赖又无所畏惧的乐手中间，静静地站着，静静地离开，让人平白就感慨起来。　　唉……别忘了河，那个集中了各路摇滚人士和各国浪人的梦乡。从三里屯酒吧街往西再往南，就是曾经的波希米亚式的南街，那些青岛啤酒只卖五块钱的小酒吧吸引了满街的老外和文艺青年——比较穷的、比较闲的、比较容易交朋友的那一类。除了周日和周一清静一点，河酒吧总是爆满的。说爆满也不对，因为很多人只喜欢坐在门口，他们下围棋、喝商店里买的二块钱的燕京啤酒、在固定时间背着鼓到来并敲打、歌唱和起舞。里面倒是总有演出，甚至有最优秀的地下乐队来做免费的非正式演出，像王凡、木马、木推瓜、美好药店等等。在这个狭小、低矮、朴素的空间里，总是有人愿意待到整条街都空了，然后推着自行车，优雅地离开。“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河”，它关了，却让几十个几百个人流淌成了新的河，给北京，给中国的年轻人文化撒下了蒲公英的种子。　　你可以在新豪运和光着膀子的外地乐手一起撞，也可以在河，和踩着桑巴步子的外国女孩一起撞，那是不一样的北京地下音乐，但又是一样快乐的法外生活。归根结底，你在来到北京的第一天就变成了一个北京人，或者用崔健的话说，一个——北京杂种。


飘　Drift、隙缝　Niche迷笛音乐节我们在这里听摇滚

　　　　一年一度，迷笛音乐节已经成为我住在北京的一个理由；我也有理由认为这个想法代表了更多的人，他们是外地来的摇滚乐手和美术盲流，是北京本地的文艺混子和音乐战士，是朋克和老炮，是每三个月换一次工作的美眉和每三个月去一次西藏的上路青年。　从2000年5月1日开始，我们在一个叫迷笛音乐学校的地方相遇，穿上最漂亮，也就是最古怪的衣服，露出纹身，发明新的发型，交换贴纸和别针。对，我们喝酒。在几十支乐队轮番上阵的白天和黑夜，我们在朋友间走来走去、躺在草地上看星星、冲到舞台前参加上百人的大pogo、一起飞、一起胡闹。　迷笛音乐学校是一家民间音乐学校，已经有了十年历史，毕业生和老师包括中国大陆最好的爵士乐手和数百地下摇滚乐手（他们中又有很多人聚集在北京，组建了数十支乐队）。它搬过几次家，都是安静、低科技、慢节奏的偏远地方。后来，学校有了可以容纳一万人的巨大草坪，而这个草坪上都是我们的人——这就是2002年的迷笛音乐节变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个音乐节的原因。　现在我们的人多了，学校装不下了，从2004年开始，音乐节改到了10月的头几天，地点也移到了石景山的雕塑公园。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不和主流社会分享的秘密正在被打破、消失，叛逆的种子已经运到了更广阔的天地。草坪没有了，但星星还在人们眼睛里，陌生表情的人也多了起来，但微笑还荡漾在空气里。彼此失散的一年里，这三天就像焰火。如果有一个人一年都不说话，却在这一天微笑着和陌生人交谈，你会说，那是因为迷笛音乐节把多数人都变成了小孩。而这就是地下文化所说的纯洁。


飘　Drift、隙缝　NicheShall　We　Dance？

　　　　跳舞是生而为人最容易的事情之一，但也是中国人最难做到的事情——在讲究了很多年规矩之后，在经过了漫长的性压抑年代之后，人们跳起舞来都像是表演，要么附和着远古的礼仪和当下的时尚，要么就跟开屏的孔雀一样，在异性面前散发荷尔蒙。而北京锐舞运动，就在这样一个性感和装蒜的环境中艰难地进行着，1997年开始有了party，2000年达到顶峰，如今呢，落花流水春去也，没有人再死磕……　工体北门的橙街（Club　Orange）已经没有了人气，偶尔办个party，也好像做梦一样不被记住；而它新开的分店，则干脆以俗气的R&B　Hip…Hop为招牌。想当年Orange黑暗拥挤的舞池，盛下了多少锐舞战士的长夜？真是说不得。至于Club　Green，已经沦为东北三环商人的清谈家园；丝绒、甲55号和Club　Vogue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新场地都是糜烂型殖民地lounge风格；倒是大型disco的老板在发言，说要追随国际最新潮流，要帕岸岛，要Ibiza。　舞的精灵，像没有生育能力的单身人，离开了Club　FM，离开了最后的CD　Cafe，离开了扮酷的乐酷，转眼间连九霄都拆了，转眼间糖果横空出世又自甘堕落，转眼间DJ们都老了。北京人还在跳舞吗？不知道。舞会动物们躲在夜色里，他们不肯轻易熄灭，却奈何只有零星的party，不见了定点扎堆的伙伴。这都是钱惹的祸啊。张有待南征北战，2005年的夏天到来之前，先去丽都饭店做了新的九霄，然后扎根朝阳公园西门的“生于七十年代”，俨然是一场漫长的死磕。去吧，有待在召唤，和他的house唱片，和东三环外的公园、饭馆、蝉声，和宽得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