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恩仇录

?br /> 　　汪东兴沉着脸在屋里走了几步。他已经不再是几年前的那个小心翼翼、竞竞业业的毛泽东卫队的卫队长，更不是井岗山上和延安时期的那个毛泽东的书童、卫士，在党的「九大」上，他已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成了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代表毛泽东直接控制着中南海警卫师、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中央保健局、中央项目办、中央档案局、北京卫戍区。有人说，他的实际权力大过林彪，也大过周恩来。毛泽东的卫队是一支徒手部队，他是红色王朝中唯一可以佩枪晋见毛泽东的人。
　　汪东兴明白刘少奇性命垂危，但他必须执行党中央决定。他在屋子中央站定，以严厉的口气命令医护人员立即通知刘少奇，要马上转移。于是医护人员对刘少奇连说了几遍「中央决定把你转移」，但刘少奇却充耳不闻，毫无反应。一名护士灵机一动，拿起根药用棉签，醮上紫药水，在一张报纸上写下了「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一行大字，展现到刘少奇面前。刘少奇默默注视了几秒钟，把脸扭向另一边，表示拒绝。护士又把那行大字送到另一边，刘少奇却闭上眼睛，表示不看。
　　汪东兴本来已经走到床边，或许是下意识地希望刘少奇能看到他。但刘少奇拒绝看到一切。汪东兴后退一步，盯住了身边的刘少奇的老卫士长——李太和。李太和被视为刘少奇的亲信，五十年代就当上了「国家保卫局」局长，刘少奇倒台后他也靠边站，借调到项目组来协助工作。
　　李太和默默地走上前去，从护士手中接过报纸，弓下身子，凑近到刘少奇的耳边，一字一顿地把报纸上的话念了一遍。刘少奇睁了睁眼睛，似乎听明白了，但仍以沉默表示抗拒。李太和直起身子，看着过去的平级老同事汪东兴。
　　所有的医护人员都看着汪东兴。
　　汪东兴又在屋内踱了几步，突然有些恼火地将手朝下一甩：「你们作好准备！执行中央决定。」说罢转身走了出去。说是汪东兴走到门外，又在窗户外站下了，默默望着床上的刘少奇，直有一两分钟之久，仿佛是在朝这位过去的老首长诀别。
　　当天晚上七点，寒风呼啸中，刘少奇光赤着身子，被人用被褥二羡，放上了担架，塞进一辆军用面包车，由项目人员武装押送，让两名女护士和原卫士长李太和陪着，警车开道，出了中南海，驶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上了一架空军专机，直飞河南省开封市。原来江青、康生通过周恩来出面安排，在开封市内替刘少奇找到了一座特别监牢，围墙高大，电网密布，屋顶架设机枪，任何人进到这里都插翅难逃。
　　这座特殊监牢位于开封市北土街十号，市革命委员会大院的东北角。原是一九三0年建造的国民党「金城银行」金库，其建筑的坚固、防卫之森严便可想而知了。在刘少奇被关入之前，整个大院早就搬空了，不见一个人影，只有军人把守，便于严守党中央的最高机密。
　　金库小院的四面均被三层局的楼房紧紧包夹住，几乎终日晒下到太阳。院子的地下是五米深的金库。每道房门全是用厚钢板制成，每扇铁窗上则安有每根距离下到十厘米的粗钢条，真正的既阴森又恐怖。小院通往大院的唯一出口，是一道棱形门洞，厚厚的铁门终日紧闭。刘少奇被囚禁在西屋南头的小套间里，他的双腿仍被固定在木板床上，只在护士需要替他擦澡或扶他大小便时才会松开。他的楼上即住着医护人员。棱形铁门外的房间是中央特派员的办公室。任何一个出入的人都逃不过特派员及士兵的眼睛。金库小院四周的屋顶上，分别架设着四挺重机枪。每挺重机枪的枪口不是向外防御，而是从四个方向对准小院。一旦发现有人妄图劫持刘少奇，则四挺机关枪同时朝下开火，包括医生护士在内，谁也甭想活着出去。警卫工作由两个陆军加强排担任，全天二十四小时执勤。部队首长为当地驻军的政治保卫处张金贵处长。
　　正是初冬寒冷天气，刘少奇因抬上飞机之前及整个飞行期间都光着身子，身上只裹了床被子，受了凉，一到开封的特别监牢便肺炎复发，高烧三十九度，并且呕吐不止。在他到来之前，已经组训好了一个特别护理小组，一名刘姓医生，两名男护士，两名女护士，全都从开封陆军一五五医院精选来的，并经过严格政治保密训练，命令他们前来执行党中央交下的特殊使命。这样，加上北京陪同来的老卫士长和两名女护士，「特别医护小组」共是八名成员。中央特派员规定他们，每次给病人治病之前，先要学习毛主席语录，开批斗会，「要带着强烈的阶级仇、民族恨去执行任务！」
　　刘军医是位天良未泯的医务工作者。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了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
　　第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　　
　　到今天我才算明白，原来是这么一个病人——一个过去最高层而今处于最底层的人物！他几乎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啦，他的病真多，除了器质性的病，更多的则是精神和心理的病症。他的植物神经已经紊乱，出现全身痉挛，手足抽搐……可是，他有时又是清醒的。今天，他刚开始睁眼的一剎那，我感觉到他目光中射出的清醒神志和力量……第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
　　北京来的老卫士长对他很尽心。每天都在监视下进入他的房间多次。凌晨他肺炎复发，咳血、高烧，是旅途颠簸、受了惊吓引起。老卫士长请求抢救。
　　北京来的曹护士拿出北京带来的治疗肺炎的药物。注射。黎明时分，他入睡。
　　上午，见曹护士给他喂玉米糊糊。他不肯吃。曹护士抓住他的手轻轻摇晃着劝慰：「哎，吃点东西呀……你不能这样，你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曹护士的手，大约认出来了，是一起从北京来的。第四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全天病情无异常。决定给病人恢复使用D八六0。第五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病人」大便干结，护士用手抠出。第六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为「病人」翻身两次。第七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病人」咳嗽复发。医生提出为病人做化验、透视拍片建议。第八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上级答复：可以进行一次化验，透视拍片不行。这叫医疗服从项目。第九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从病人身上取了尿样、血样。由两名「陪同」乘吉普车返回一五五医院。我为他争取到一次化验的权利，却受到如此待遇——在武装押护下去为一个病人化验，恐怕在历史上少有经过化验，总算搞清楚了，他的病本不是什么难症，只因治疗不及时，引起多种并发症。加之病人长期僵卧，造成双腿肌肉萎缩，胳膊和臀部由于打针过多，均被扎烂，使全身血管局部坏死，引起心力衰竭。
　　可是他的生命还是那么顽强。这从医学角度难以解释……第十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早饭后，去看病人。曹护士在小电炉上熬小米粥。我告诉她化验结果之后，请她介绍一下病人在北京的护理情况。她开始不敢，说上面有规定。我坚持说是为了治疗。曹护士看四周无人，悄悄说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后那段岁月的悲惨遭遇。国家元首受到难以想象污辱、残酷批斗、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东西了，才批准可以给他做点流质食物。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中午，召集全体护理人员，宣布化验结果。我提出：要注意综合治疗，综合护理。尤其要注意给病人勤翻身，勤擦洗，以增进血液循环，防止肌肉进一步萎缩坏死……同时也要防止再生褥一名护士问：这样做，是真治箔…上面会允许吗？
　　我说：这是咱们当医生的起码责任。既然叫咱们护理，咱们就要尽到责任。另外我准备再向特派员建议，对他进行透视拍片，然后搞一次会诊……这对病人的治疗是完全必要的。
　　第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今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要求给病人翻身、擦身子。我同意。老卫士长轻轻拍着病人抓塑料瓶的手，说：翻身喽，抓好你的宝葫芦！
　　大家都笑了。这是这里第一回有了笑声。肯定有人不高兴。曹护士用热毛巾替翻过了身子的病人擦洗着，对我说：今天早晨他又吃了半碗多，情况还不错。
　　我心里升起了希望。相信护理组的每一个人也都希望，他能在我们手下一点一点好转、康复。我们只管治病救人。听了他的心脏和脉搏，确是比刚来时平稳多了。我对曹护士说：还要加大D八六0的用量，继续用你们从北京带来的。曹护士刚替病人擦洗完，就转身去了对面存放药物的房间，却在门口被人挡住：上级命令，北京带来的药物不准再使用！曹护士空手返回，眼睛发红。
　　我都听到了，没再问，只说：就用我们这里的吧。
　　老卫士长和曹护士默默地看着床上的病人。都知道，我们一五五医院的药是国产的，北京带来的药是进口的，效果大不一样。第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病人一大便干结，由护士用手抠出。第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病人一咳嗽复发。我再次提出透视、拍片、会诊建议。第十四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日。病人一轻度发热。开封药品告缺，请求上海或北京的大医院支持。上级下批准。第十五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上午仍由老卫士长和曹护士替病人翻身擦身。下午上级通知：「病人」不宜透视、拍片、会诊。以后不要再提此类问题。第十六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
　　已经过去两周。近一周来「病人」病情明显恶化，跟药物减少有关。他们又否决了我提出的透视、拍片、会诊建议。我算弄明白了，本来就不叫治疗，而叫监护，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上午老卫士长来告急：他的体温又到了四十度……我们下到病室。他已经昏迷，喉咙发出响动，浑身抽缩。我命令曹护士立即用吸痰器给他吸痰。我自己动手注射。特派员不知何时又进来了，每次治病他都必定到场，真尽职。痰吸净后，我让曹护士给病人输液。病人安静了，他十分听话，主动配合治疗。
　　第十七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日。高烧不退，继续输液。第十八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高烧不退。输液，注射退烧针。第十九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四日。体温降至三十九度。继续输液。第二十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五日。体温降至三十八度。总算降下来了。
　　第二十一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六日。
　　好危险！像他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那么弱，高烧至四十度，已近生命极限。可他的神志似乎一直清醒，一直主动积极地配合治疗……他想活下去。今天，他的高烧总算退了，体温维持在三十七点二度。他又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我为什么要记这么详细？想留给谁？
　　第二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
　　上午，老卫士长和曹护士又替「病人」翻身擦背。曹护士对我说：他就是命大哩！另外几名护士为「病人」换了床垫、床褥。我很满意我的医护组成员们的表现，总是不分日夜，随喊随到。
　　突然，特派员和驻军首长命令大家在天井院内紧急集合。特派员扫视大家一眼，说：给大家传达上级重要指示，北京来的人员今天全部撤回去！北京带来的药也全部带回去。就这样吧，走的人立即准备，十分钟后上车出发！
　　说着，特派员又走到我们几名本地医护人员面前说：今后，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这是上级对你们的最大信任。希望你们服从命令，圆满完成任务。
　　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明白了吗？
　　十分钟后，曹护士背着简单的行李下楼来，走进病室，端起电炉旁的小铝锅，对我说：以后，你就多费心了。她想哭，可不敢哭。我也想说句什么，嗓子堵得慌，也没敢说出口。
　　我跟着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走到「病人」床前。老卫士长替「病人」盖好被子，又将他捏着塑料瓶的手放进被子里去。「病人」睁开眼睛，看着老卫士长和曹护士。老卫士长俯下身去，在「病人」耳边轻轻告诉了要回北京……「病人」脸上的表情木然了一会，眼里滚出两粒浊黄的泪滴。曹护士也俯下身去，轻轻叮嘱：要活下去，明白吗？活下去，活下去……第二十三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八日。
　　昨天北京的人离开时，依稀听到特派员说：走吧！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