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

　　然而，我善良的愿望不断地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所碾碎。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文艺报》发表了一篇《张艺谋其人》的所谓报告文学。作者信口开河，把道听途说的事和想象出来的话强加在我的头上，令我不安而且恐惧。该文很快被一些报刊杂志转载，继之，新的类似的文章又不断出现。我希望做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平静地生活，我渴望安宁，我已经饮过张艺谋斟与我的一杯苦酒，而那些热衷“花边”新闻的人却还要逼迫我吞下第二枚苦果……
　　事情已经到了我非表白便无法逃避伤害的地步。一九八八年底我开始动笔撰写此书，一九八九年四月书稿草成，我长长出了一口气。在这期间我尝够了回忆的酸甜苦涩，可回头看看，却又为自己笨拙的笔墨羞赧。我不能活画出那些真实的人、事与情感，我不能捕捉到那些虽已逝去却依然浮现在眼前的一切，我真想将此书稿付之一炬，也许最珍贵的东西只能藏在记忆的深处，不可吐露。好在我撰写此书最终旨在寻求一种自我的宣泄和解脱，本来就无意仅让它为我作表白。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多。我不断地收到全国各地关心我的朋友们的来信，她（他）们把安慰、关心和理解送给我，她（他）们将真诚的爱心送给我，鼓励我奋进。我感慨温暖我心的所有善良的心，我无以报答所关爱我的人，唯有这部笨劣的书稿和我的真诚。我自信这部书稿的纯朴与真实，虽然它并不“滋润”，也并不“潇洒”，但它绝不矫饰。
　　中国目前的无数家庭，远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种敢爱、敢恨、活得舒展、活得洒脱的所谓“自由状态”。某一个家庭成员的“自由状态”，势必以限制和妨害其他成员最起码的自由为先决条件。在一方也许可以得到某种“舒展”和“洒脱”，而留给另一方的也许只能是痛苦和灾难。
　　在实际生活中默默地作着牺牲和奉献的妻子不在少数，特别是在那些成功者的家庭里，她们为社会的前进无私地贡献着自己的一切，动机出于爱。这种爱是一种大爱至爱，一种包容丈夫、孩子、家庭乃至社会的爱，一种真正的爱。
　　我可以直面我的人生。毫不隐讳地说，我对张艺谋的爱是真诚的，他过去对我的爱也是真诚的！我与他相恋相爱相结合，相携相伴走过了二十二个年头，我过了二十二年真真实实的生活。要说舒展与洒脱，我认为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舒展与洒脱。我不愧悔过去了的一切，虽然我已失去了许多许多。同时我认为现在的张艺谋在志趣上，在对人生的理解上已与我大相径庭，他也许已经真正获得了“自由状态”。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充满坎坷和苦难，曾经顽强奋斗过的人，他是否能与我一样直面他的人生？至于我，将一如既往地真诚地生活下去，并坚信整个社会，整个世界将永远接受真诚，属于真诚！
　　别了，张艺谋，我和女儿衷心地祝愿你迅速地穿过高梁地，奔向更加辉煌的前方。
　　1989年4月26日草成
　　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是哪里人，这个本来挺平常的问题总使我犯踌躇，实在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清楚。
　　我父亲家是北京大兴县黄村的首富。我母亲是河北安新县白洋淀人，她们家从外祖父那辈就离开家乡来到京城。父亲则在上中学时才离开那片热土。可以说我算是个北京人。
　　父亲和母亲是上大学时认识的。父亲学的是政经专业。母亲学的是文学。一九四九年初，他们又一同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期满他们被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并随军入川，参加了解放成都、重庆等战役。父母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我们家就一直在西安居住。
　　我们共姐弟三人，姐姐、我和弟弟。姐姐生于一九四八年，她出生刚刚八个月，父母就随军西去，把她留在北京，由姥姥抚养。我于一九五一年在西安出生，当时父母还没转业，部队上实行供给制，我就由国家雇人抚养。一九五五年弟弟出生后，父母把我也送到北京姥姥家，一直到一九六五年。
　　姥姥有四个子女，依次是大舅、大姨、母亲和小舅。姥姥不仅用自己的勤劳和辛苦养育了自己的孩子，而且还抚育了我们这一辈。我的表兄弟姐妹几乎都在她那里生活过。
　　姥姥的家在北京西城旧鼓楼大街后马厂15号。整个院落大约有二百多平方米，院内有三棵枣树、一棵桃树、一棵挺大的中国槐和一个葡萄架。夏夜，我们一家人在葡萄架下纳凉、说笑、听姥姥讲故事，伸着指头数天上的星星。姥姥的故事真多，什么七仙女下凡啦，什么鹊桥相会啦。当听说在葡萄架上能听到牛郎和织女的说话，我还真动了心，一连两年七月七的晚上都在葡萄架下静静地等呀、等呀，听呀、听呀，结果当然是很失望。
　　姥姥的慈祥和抚爱使我们姐妹能够过一种无拘无束的有秩序的生活，很少受到严厉、粗暴的干涉。她使我们养成了宽厚待人，承受困苦，承担责任的习惯。她平素言行中闪烁着的美好品德在我们的心灵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姥姥是我人生的启蒙之师，是影响我性格最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从为人处事到持家度日，我总以她老人家为典范。也许有人因此而误解我懦弱，或认为我守旧，但我不愿改变自己。
　　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
　　小学快毕业时，父母就让我回西安上学。几乎每封信都要提一笔“西安好着呢！”当时我根本体会不到北京有什么好，西安又能有什么不好，觉得哪里还不都是一个样。到我上了中学父母就催得更勤了。我没有很快到西安，是因为我离不开姥姥，也不愿放弃我已经熟悉和习惯的生活。
　　一九六五年暑假，我不知怎么灵机一动，一个多星期就办完了户口和转学手续，一个人坐火车离开北京来到了西安。当时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和留恋，甚至连走时的情景，姥姥的表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一种对新的、陌生的环境的向往占据了我的心。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奇怪，真有点鬼使神差的味儿。
　　来到西安已经是快开学的时候了，母亲领着我急急忙忙地联系学校。先打听的是一所重点学校，去了一问，那里只有高中班。又找到一所离家近一点的学校，那是一个五年制的中学。上初二吧，学校担心我跟不上课程，上初一我又不愿意。当找到第三所学校时，我已经有点着急了。什么好学校、差学校，反正都是上学，自己好好学就得，我再也不愿意跑来跑去折腾了。说也奇怪，这个学校只有初中，开的外语也是英语，完全符合我的条件，我就是这样留下了。
　　我相貌平平，又不大爱讲话，一开始总以为班上没人注意到我。后来渐渐地发现每到老师提问我的时候，班上就特别地安静，几乎一点儿声音都没有。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家有新鲜感，好奇；二是同学们爱听我说话的声音，爱听京腔。伴随着这个发现，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大的孤独感。因为刚来新学校我本来就胆怯不爱回答问题，害怕在众人面前讲话，意识到有这么多人专注地听我发言，就更加拘谨了。虽然这个学校要求同学们在课堂上讲普通话，但课后更多的时间大家都操着陕西话和河南话，我还听不太懂，所以更没人和我谈得来。
　　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和我说话的人多了起来，有的同学很主动。其原因除了我是个新生和操一口京腔外，大概是我把北京学生的“开通”风气给带来了，使他们感到新鲜、愉快，一扫当时班上男女生界限分明的别扭劲儿。班上分组的时候，同学们还选我当小组长。我从小学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以来，就一直担任少先队的中队长、大队长和班干部。这次当小组长算是级别最低的。不过这个小组长确确实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觉得同学们还是喜欢我的，西安还真的不错呢！
　　经过期中考试，我的考分虽不是最拔尖的，但也排在前五名之内。于是，老师和同学们对我越来越有好感了。一次老师找了我们几个同学，布置办了专栏，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分配每人画两幅画。当专栏贴出来时，我画的那两幅画明显地超过了其他同学，同学们议论纷纷，我表面不露声色，心中得意得很。真想大声告诉他们：“我从小学起就为全校和班里办壁报，办专栏，一两幅画算什么呢！”
　　也就是从这次起，张艺谋注意到了我，他也是参与办专栏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在这以前他一直是班里同学们公认为画画最好的人。当然，这些都是他在后来才告诉我的。
　　几乎就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张艺谋。在我和同学们熟悉以后，在班上男女生开始说话和班风活跃了以后，我几乎和所有的同学都交谈过，唯独没有和他单独面对面地讲过话。在他面前我感到心慌、不自然，所以尽量避免和他打照面，更不敢主动和他搭话。我发现他也是这样。每当我和别人说话时，他常常借故逗留在一旁，正像他和别人交谈时，我不由地支起耳朵听一样。彼此都感觉到了对方，又不想让对方发现。
　　朦胧的秘密
　　张艺谋原来在学校的时候叫张诒谋，艺谋是他爱上摄影并决心投身这门艺术事业之后改的。“诒谋”这个名字是他爷爷给起的，“诒”字有“赠送”和“遗留”的意思。很明显，爷爷希望把张家的智慧和长处都传给这个孙子。他爷爷是很有卓识的，智慧就是财富，给后代留下智慧，那么一切就都有了。
　　张艺谋和班上的其他同学有很明显的不同。他少年老成，不苟言笑。说话、走路、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有条不紊。完全不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他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而且不偏科，各门功课都很好。同学们私下里都称他是老师的得意门生。当时，班里的同学包括学习比较好的同学都怕上英语课被老师提问。因为老师提问，如果不会就得站着，不能坐。这样，经常是被叫起来一大片，没有一个人的回答能使老师满意，最后叫到张艺谋回答时，老师才会转怒为喜，站着的同学也才能坐下。我也有几次遇到了这种尴尬的场面，感到挺窝火的，好像只有他，我和其他同学才得以赦免。我觉得自己在他面前丢尽了脸，一连几天心里都不舒服。
　　这种理智上的不舒服反而刺激我更加注意他的一言一行。他个子高坐在后排，尽管我不去看，凭感觉就知道他在不在座位上，来了没来。那时学校里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班里编成几个学“毛选”小组，老师宣布各小组名单时，没有把我和张艺谋编到一个组，我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失望和遗憾。但在学习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他竟然来到我们这个组，当时我真是喜出望外，真想问问他是怎样换过来的。话到嘴边好几次，总觉得不好出口，悄悄地咽了回去。记得有一次“毛选”小组学习，组长让我担任记录，由于张艺谋坐在旁边，我心慌地冬冬直跳，很多很熟悉的字都忘了怎么写，字也越写越乱，到后来简直跟不上趟，记不下去了。我气恼地把本子递给组长，说：“我记不了，让别人记吧。”组长疑惑地看着我，不知怎么回事。张艺谋轻声地对我说：“不要知难而退嘛。”虽然我知道他没有恶意，是想鼓励我，但是我觉得让他看出了我心中的慌乱，又是件丢人的事。我最不愿意在他面前显得无能。
　　我好静、原来不喜欢体育，班上成立篮球队，女篮队里竟有我的名字。那时我个子很小，又毫无基础，甚至连篮球的规则也不懂，真叫我哭笑不得。张艺谋是我们班上的文体委员，我觉得这事大概和他有关，再说我不想也不愿对他说我不会打篮球，所以就硬着头皮训练起来。
　　我真正看清张艺谋的模样是在一次大扫除中。我坐在窗台上擦玻璃，为了擦得干净，我不停地变化着窗扇的角度。突然在某一个角度上，璃玻中映出了张艺谋的脸。原来他正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和一个同学说话。他时尔还向这边张望，从他脸上的神气看，他一点儿也没有发现我在偷看他，我很惬意。就放心大胆地，毫无顾忌地仔细正视着玻璃中他的脸。他在我们班里算不上最帅的，但吸引力最大，当然这只是对我来说。我把玻璃擦来擦去，直到自己都觉得再不能老擦下去的时候，才从窗台上跳下来。
　　他对我的好感也很明显。有一次我骑着我的新车子来到学校，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们都围在教室外面的乒乓台子看打球，张艺谋也在其中，我把自行车支在一边，凑过去看。打完一盘后他蹭到我身边，低声地对我说：“你的新车子，别放在这儿，太阳晒了不好。”我心里热热的，他不但注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