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岁少女

　　她缓缓睁开双目，眼上有一层裔。薄如蝉翼，她用手背擦着眼角，动作宛如一个稚嫩的幼童。我感觉，她在梦中刚刚回过那儿。
　　“你舅公殁了。”她说。
　　我点点头，舅公是外婆的亲弟弟，他死在她之前，她的心便死了一半。我想到舅公的牛皮箱已烧成灰烬，然而那个铜制的鬼符般的硬锁却仍在，也许它已被人捡去收藏起来；也许冷清地埋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总之它还存在着。比它老主人瘦削的脸颊和相对饱满突出的头盖骨活得更久长。
　　外婆一阵急喘，喘过后，她亲切地微笑了，这是她对我的最高待遇。我按她的示意把椅子移近，我的膝盖磕碰着她的膝盖，很辛酸地想到那松弛的皮肤下酥疏的骨质。
　　她问了我在那里的饮食起居，目光安详，像跟一个同辈人在聊天。我…一作答，尽可能详细周到。我忽然很留恋这种不慌不忙的交谈，让多余的时光像酒精那样一点点挥发掉，我体会出老的那种滋味。
　　“你有出息了。”她说，“我看得出。过去你可不是这样的，你那时没头没脑，疯疯癫癫，跟别的外孙女没一点区别。”
　　“可我还是我。”
　　她感慨又固执地重复一遍：“是不一样。你有心事了，而她们没有。”
　　一缕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外婆的肩上，她的脸也因此变得光亮。我发现她高高的颧骨之上也爬满碎密的细纹，像一种图案，勾划出她所有的阅历。我喜欢她，崇敬她，觉得她与我心心相印。
　　“外婆，我是有心事。”我小声说。
　　然而外婆没听见，她只顾絮絮地说：“从前你老是连说带笑，拖泥带水；现在，说是说，笑是笑，心中有数，见多识广……我看见你出息了，出息了……”
　　外婆没提她众多的外孙。她一向器重他们，把他们当成她的荣耀，无时无刻不会放弃谈他们。她说到他们时，口气总像在贬低其他任何人。然而，她后来沉默了，闭口不提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她老人家对一手栽培的他们灰心丧气了；或许对他们的那份热情已燃烧贻尽，无力维持。抑或，在她内心深处潜藏着对女孩们深不可测的爱与怜悯，只是在她暮年时才意识到，她幡然领悟，返朴归真。
　　外婆不久就去世了，她的死安详透彻，飘飘欲仙。她没留下一句临终遗言，我知道那是她无意再环视八十年来的人生。弥留之际，她迫不及待地挣脱人生的羁绊，去追随她亲爱的父母和兄弟……
　　回沪才一周，亲友们就探访完毕。同学中留工矿的遍布整个区，只是他们都活得辛辛苦苦，被拴在单位。绰绰有余的时光逼迫我过慵懒的生活：每天睡到人酥软了才起床，家里照例人去楼空，空碗筷们一片狼藉。从独自生活又回归家庭生活仿佛也有新意，然而我很快就厌烦它的繁琐，家务活我算是干不好了，无缘无故会掉破碗，摔得支离破碎。几次下来，每早起来都会在桌上发觉母亲的仓促留言：多休息，勿干事。
　　除我之外，人人都在忙，我的感觉像是被人剥夺了什么，周围没有我的生活。我提笔给钱小曼写信，她陪恋人留守连队，准备下一批杀回上海探亲。在信封上填写那个地址，这令我怀念那积雪的地方。我知道我从此要受苦了，因为眷恋被分割两处，怀乡病无法根治：在那里怀念此地，在此地又忆起哪里，分不清哪头是根哪头是枝叶。
　　我得两头飘泊，心在此而身在彼，无法合为一体。
　　我相信女伴美妹永远比我棋高一筹。她没从泰兴回沪，而是把卷毛接到她那儿去。她常给我寄简短的、口语化的信。告诉我她很快乐；在信的末尾。她会开一溜清单，让我代购了物品打邮包寄去。
　　她要的都是与甜蜜小日子有关的东西，什么固体酱油啦，腊肠啦，虾皮什么的，微小而又切切实实。我庆幸她没回来陷入失落，在那里她将栩栩如生，完全占有自己的生活。
　　然而，我仍有大量的时间需要耗费，逛街的习惯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走在路上，看各种各样的人，不知怎么，他们的脸色和神态都有几分相似。我想那一定是吃同样的细粮，喝水厂难喝的水造成的。我感到与他们的格格不入，因为我对这里自来水的漂白粉味排斥起来，几乎不能呷一口白开水；我改喝茶，留着厚厚的茶根。不适应本地的水，就缺少了根本的爱，那种裂痕时时作祟，我想改变也不成，它由不得我说话，直接指使生理来反抗，反抗我生活十六年的地方。
　　我逛商店，一家不漏，看橱窗，也看货架，价目表在心里背得滚瓜烂熟，像圆周率。一年半前，我只进书店和吃食店，进布店是一种忌讳，总觉得钻在布店的全是注定要庸碌一辈子的市民，路过它，清高的女中学生就加快脚步，脸上含而不露地带着轻蔑。但是如今我给自己破了戒，一个风尘仆仆的人她已无所谓任何戒律，她亲自打破它，像在搞一个恶作剧。
　　“有那种紫红底小白点的花布吗？”我问道，一开口，那种生疏和拘谨就消退了。我的经历比脖子上挂皮尺的店员要丰富无数，我懂的，他们将来也未必能懂。于是我敢于主动打扰她。
　　“没有。”她说：“那种花布前年时兴过，现在只有郊县人才穿。你是外地回来的？”
　　我一阵躁热。对这个敏感起来，我排斥本地，却不愿本地人来排斥我。不喜欢店员口中带着体恤意味的问话，那构成了一种缺憾。离沪时，那种花布方兴未艾。穿上它就是本地时髦人的标记；然而，在遥远闭塞的小土沟里，我想往它时，其实它已过时，时过境迁。
　　出了布店往前走不几步，有个迎面而来的人挡住我的去路。那人高大，必须仰视，他睁大眼睛，打了个手势，等着我辨认他。
　　“老枪！”我激动得大叫，升起种他乡遇知己的亲切感。
　　老枪精神焕发，头发吹了风，规则地带着波折，裤线笔挺，皮鞋头亮亮的，若不是那黑红的脸色以及让野风吹粗粝的毛孔。完完全全像个本地工作的人。
　　他摊开两手：“这套行头穿着有点怪吧？”
　　“不，很好。”
　　他快乐地大笑，肩都抖着。我注意到他体魄魁梧，身体匀称，很有男性风度。我想自己是复杂多了，以前注重男生的五官，如今却整体化了，一眼就包罗万象，样样不漏。
　　老枪说这套行头昨天才置起，穿着旧棉衣逛街，人家像对小偷亡命徒一样防你，叫你“插兄”，他气极，想好今天来风光风光。
　　他站在路边，嗓门大得招摇，东谈西谈，谈到小多，说他疯病好转，可能已在浙江上班了。临近中午了，老枪的话突然刹车了，屡屡抬起手腕看表。
　　“你有事？”我说，“那就再见了。”
　　他用脚尖轻轻地碰碰我，肩膀一下子靠拢来：“难得见面，肯陪我上饭店吗？”
　　我慌乱地摇了头，出自一种本能。这个人并不让我讨厌，甚至值得我信赖。但我怕，怕被碰疼，我已对自己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碰那感情深处。
　　老枪没再勉强，像了却一桩心事似的吁了口气，然后就彬彬有礼地告辞了。望着他宽厚的背影，我知道他将一去不回头。我忽然感到一阵空虚，忍不住低声呻吟了一声。
　　那时仿佛有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跟分在工矿的同学外出，有什么花销总是由他们会钞。张之道却属例外。
　　这个长得像羊的男生在一年半中突然拔高了一头，成了细高挑身材。我初见他那个像植物一般细巧的身架以及一点一点的头颅，就感觉到他变得柔顺体贴，不像过去那么刁钻得吓人。
　　张之道曾与我通过信，他的信漂亮、浪漫，很有气氛。为此，再见他本人时，我总存着点幻想，想寻找出同那些信相符合的气质。这个愿望注定我不再会将他拒之门外。
　　他总在天徐徐黑下来时到我家，哪天他不露面，我会产生一种天还未黑的错觉。他的衣裤都是老料子做的，他祖父原是个大呢绒商，家里囤积的料子自然上乘；他那一身因此显得十分洋气。
　　母亲心里是器重他的，她对他的好感来得突然，却一成未变。她像是鼓励他按时来，他稍晚一点，她就说，你今天来迟了。她与他亲如一家，我觉得对这场交往有害无益。我常想，是否已丧失了自己的目光，在母亲影响下，不知不觉让期望的东西走了样，退了色？
　　张之道他对我无话不谈，守在我边上，追问过我为何后来断掉与他通信。我让他别问，说每个人都有不愿让人知道的想法。
　　他说：“每个人？我就没有！”
　　“以后会有的。”
　　“那要看对谁了！”他嘟哝着。以后，再遇上我避而不答的问题，他的小记性就发挥作用了，“呵，又是有什么不愿让人知道的想法了！”
　　他从不请我外出，当然那样就无须任何花销。他总说，青工穷，每月十八只老洋，养不起老娘，讨不起婆娘。说着说着，他的目光就恍惚起来。然后，又追问我为何不再与他通信，仿佛那是个保留节目，他对此百演不厌。他乐此不疲，引得我发怵，像受到了攻击。
　　终于有一日，我被摧毁了，谈到了郑闯，那个与他同龄的已经长眠的男孩。他听着，头一点一点，还疼惜地倒抽着冷气。
　　“怎么样？”我有些愤怒，“现在你全明白了，今后可以别再打听了。”
　　“不，我还要问，”他固执地拧过脖子，像一根韧性十足的枝蔓，“我还有疑问！”
　　“什么？”我说，“你到底想问什么？”
　　“有关于我！”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头深深地低下去，“你断掉通信时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怎么会呢！”
　　“为什么不会！”他强调说，“回想一下，你那时是否想过要考验我一下？好好想想，你就不会否认！”
　　他说罢，抽身就走，逃一般。不容我作任何否认。以后我也一直找不到否认的机会，因为再见我时，他眼中满是瞧自己人的的热忱。
　　又隔了些日子，张之道抱来个硕大的收音机，说这礼物送我；照例是带着那种柔软的韧性，不容人推辞。事后听说为了装成这台高级的收音机，他用去了一年半来所有的积蓄。
　　我总在思索如何让他收回那昂贵的礼物，他的慷慨是小开式的，让我觉得有味；但他单纯得如一本新书的扉页，油墨飘香，而我，我的那本书已翻出了多少页；这样的交往似乎荒唐可笑。
　　我为此彻夜难眠，感到自己又辜负了一个男孩。我甚至在内心隐隐责怪起母亲，是她牵着我手，引入此种尴尬的境地。
　　这个家不可避免地变成个暂住处。我的小床早已拆除，母亲说，不用搭铺了，反正住不长。母亲那种淡如水的口吻让我吃惊，尽管她没说错，假期有限；但感情难以用错或对来划分，感觉更是如此。我跟母亲合睡一床，各占一头，心里总是凄凉。
　　母亲日日早起，制成了成肉、鱼松什么的，一袋一袋封存着。“还要些什么？”她问。
　　“无所谓。”我懒懒地说。
　　“不是都说那儿荤菜少吗？”
　　“嗯！”我说，“还可以。”
　　她没作声，手头索索地动作着。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叹了口气：“我不知你究竟想些什么！”
　　我受伤般地感到心里绞痛。母亲变生疏了，她仿佛已习惯于远远思念女儿了；我的出现，犹如家中添了个垂头丧气的闲散人员，让她难以真正接纳。
　　然而，真的同母亲动刀动枪地顶嘴，是发生在那之后的一个夜晚。母亲问起我在连队的情况，她的提问使我觉得她完全像个陌路人，那种深刻的距离感让我灰心绝望。
　　“你怎么没打入党报告呢？”她问。
　　“我不够格。”
　　“我同事的女儿去了半年就入党了；她们领导答应首批抽调她到工矿。她工作积极，待人从不疙疙瘩瘩的。”她慢慢悠悠地说，“她在那里争气，父母也有个盼头。”
　　“可是，我在那里也没有做过不争气的事。”我想到那次破灭的上调机会。陡地感到前途渺茫无望，永远兑现不了母亲的期望。
　　“你脾气变古怪了。”她不满地说着，翻转身子，想结束这场谈话。
　　我一骨碌坐起，狠狠地说了一通绝情话，我说在外面苦了一年半，回来还受冤气；我说知道家里人嫌弃我，巴不得我早走。我说起这些蠢话居然得心应手，很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越说越激烈，忽然没法收场了；我又怕起来，怕这么无休无止下去，怕自己从此擦不净那个蛮不讲理的形象。
　　我恸哭起来，为过去也为未来无穷无尽的压力；为母亲彻底失去她的爱女也为自己失去了母爱，一无所有。后来母亲也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