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

　　老虎头上拍苍蝇——找死！我要不给点你们颜色看看，就以为，我是好欺负的。常言说得好，“天做孽；犹可谅。自做孽，不可活”。
　　哼哼，这可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
　　第30章
　　到民国三年春天，民主党的机关报《安庆日报》，在黄远生的主持下，已经颇具规模，日销量稳定在三万八，仅次于《安徽时报》的四万三。安徽的出版业也是一片欣欣向荣，取代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中心。
　　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安徽宽松的言论环境。安徽议会虽然制定通过了《出版管理法案》，但该法案其实很宽松。举个例子，如果某报纸公开侮辱我，它会被勒令停刊，理由一般是使用不文明语言，并被告上法庭。但是，可以确定，基本不会有人身危险。如果某报刊公开批评安徽执行的某项政策，则是不受限制的。当然，我也可以用合法的手段报复它，董氏的势力是很庞大的。不过，除非，非常特殊的情况，我是没有心情理会这些儿鸡毛蒜皮的。所以，在安徽，基本上可以说是，言论自由。
　　（二）庞大的市场需求。前文说过，安徽的公立教师，就超过20万。加上私立学校的教师，政府工作人员，高等学历的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士，总数保守估计也在50万以上。这些人的教育程度高，收入也很丰厚，每年3~5元/份的报纸订阅费用，实在是微不足道。此外，安徽还有数量庞大的，以百万计的学生，这是多大的市场需求。所以，安徽现有成规模的出版社十多家，专业翻译馆三家，公开发行的报刊近百种，新闻报纸都有七家。就连《申报》，也把安徽作为重点发展区域。现在，在安徽的日销量，也超过了一万，还在上海的销量之上。
　　黄远生，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江西九江人。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而后，却赴日留学，继而投身报界，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后人总结新闻史，“我国报纸之有通讯，实以黄远生为始”，确定是他开创了通讯这种新闻文体。此人被称为“民国三大记者之首”，“新文学之先驱人物”。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但黄远生什么都敢写，写的又真实、客观。所以，后来避匿于美国时，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从此被刻意遗忘了。现在，黄远生被邀请来主持《安庆日报》，自然不会如此，也算人尽其才了。
　　3月，《安庆日报》在陆续刊登了《民主是法制下的民主》等文，为下一步做铺垫。然后，根据隐龙社提供的大量信息，对“严打”进行了追踪报道——国民党有七千多成员牵涉其中，陈其美、蒋介石等均在其中。此后，《安徽时报》、《申报》等报纸都注意到这一新闻点，开始全面深入报道。可以这么说，古今中外的黑社会有可能不是坏人，但一定会做坏事——要不钱从哪里来？要想富，穷人身上刮——黑帮与贪官污吏都一样。所以，许许多多令人发指的案件被逐步报道出来，那七千多国民党成员，自然也不会是干净到哪里去。
　　在孙、黄等人还在努力想保释某些核心成员时，时机已经成熟。《安庆日报》率先刊登了《国民党到底是什么组织？》，指明有七千多国民党成员涉嫌刑事犯罪——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盗窃。以此为开端，《安庆日报》分三天，详细介绍孙小山的生平事迹，并再次将陶成章案宣著报端。前者，还可以说，是孙小山的个人私德，后者就是国民党的危机了。
　　孙小山以欺诈起家——“兴中会”规定每个入会会员必须交纳“底银”5元，“股银”10元。会宗声明：“兼为股友生财之捷径”，“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见兴中会章程第8条）。孙小山向所有入股者许诺，一旦革命成功，加倍偿还股钱。
　　孙小山鼓动革命，但一次革命也没有亲自参加过——每次都在国外，辛亥都在国外，大局已定的时候，才回国——这也可以有各种解释，遮掩过去。
　　最致命的是，孙小山给日本政府的密信——隐龙社重金购得此信。1913年10月11日，孙中山已密函日本政府一个叫大隈的官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提议“割让满蒙”等许多条件，在提议中所立的惠策超过了后来的“二十一条”。（真实历史是1914年5月11日）
　　《安庆日报》全文刊登了孙小山的密信，引起轩然大波。加之，随后的陶成章案的审理，以及孙中山欺诈案的开庭——阿庭通过华裔互助协会鼓动了一批兴中会会员委托一代理律师对孙提出“欺诈罪”的指控，要求清偿本息。
　　1914年7月，国民党正式分裂，成立了宋教仁、黄兴为首的国民共和党，及孙中山为首的国民革命党——黄兴到席，但拒绝加入该党。理由是：入党必须按手印，立誓言，宣誓效忠（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总理的一切命令）。黄兴认为这有违背“平等自由原则”。后来，在宋请下加入国民共和党——同盟会最初的骨干力量多数如此。加入国民革命党的，第一批仅仅二十五人。
　　两案的审理了拖了很长时间，其间细节难以一一表述。简单说一下结果：蒋介石因指证陈其美，被判有期徒刑20年；陈其美因陶骏葆案、陶成章案及其它一些案件证据确凿，被判死刑，上诉被驳回——1915年12月，被枪毙；孙小山欺诈罪名不成立，但法官认为其“使用了不适当的言辞”，被要求清偿本息。后来，因在中日青岛战争时，孙小山接受田中义一140万元的款项，意图组织广东军进攻国防军，被宣布为叛国，从此以后，南北方都通缉他，流亡国外。国民革命党失去领导，很快销声匿迹了。国民共和党虽然存在，但经此一事，许多年都无法与民主党抗衡。（很想恶搞一下，写成共和党，但一想算了，叫人说成崇洋媚外，不合算）
　　蒋介石是个雄才大略的人，我们现在知道，蒋当年指使东北不抵抗，固然有削弱东北军的企图，但是，国民政府无力抵抗也是原因之一，1931年遍及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将南京政府控制地区，冲的是一片汪洋，连南京都被淹了，南京政府实在是没有能力支持东北抗战的。蒋在随后几年做了很多事情，这才能抗战八年，最终取得胜利。抗战胜利有过很多争议，但是正面战场一直由蒋军担任主力是不争的事实。至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哪个起决定作用？看看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就知道了。美军在伊的处境不佳，是源于美国人无力承担伤亡，这对日军完全不是问题。日军每年死上三五万人，对总数上百万的日军而言，还损失得起。最著名的百团大战的战果不过万多名日军，随后日军的报复让八路军元气大伤，后来我党内部还有争议，认为此战是错误的。
　　抗战胜利是件大好事，但是，福祸相倚，蒋被这伟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全然不顾国民奋战八年，要求休息的正当要求——你想，你要是连续加班三天三夜，好不容易把活干完了，紧接着，老板又下达了新的任务，你会怎样——最终只好跑到台湾去养老了，让共产党取得意料之外的胜利。如果，蒋举行大选，必然会当选总统，然后，全国整编军队，酝酿矛盾，缓和民众情绪，结果可能就是另一会事了。但是，决策失误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算了，闲话少说。尽管我认为蒋很有才能，但是我并没有干预司法进程。中国从来就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制度。而且，司法独立对于中国而言，更为重要。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全公平的事情。一个有财有势的人，与一个普通人，在同一个案件，同一件事情，处于相同的位置，所受到的对待，是绝对不会一样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有钱人可以聘请好律师。然而，社会就是如此，我希望实现的也就是相对的公平。我一生之中，做过很多很多次，利用法律武器，打击政敌的事情。然，那是其人作法自毙，自己做孽，怪不得我。在此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干预过司法审判。
　　1914年2月，国防军将新兵编成12个步兵师，预计到6月，还会编成12个步兵师；到时候，国防军将有28个步兵师，一个近卫师，5个炮兵旅，总兵力超过80万。黄桦说，今年的军费开支会超过四亿。我没吭声，今年军费开支六亿要能打住就烧了高香。天啊，我要裁军，义务兵役一定要缩短，再区分成野战师和基干师。
　　可现在，实在不是裁军的时候，日本有数量很大的后备役部队，可以临时组建军队。我可不行，我现在要是不征兵，到时候，就是一群乱民。咬牙，忍忍就过去了，最多剩下的步兵师只装备冲锋枪、小口径火炮和迫击炮好了。田清泉和兴华银行商议，准备贷款3亿，并要求兴华银行为土地改革提供7亿的低息贷款。因为我有言在先，卫天行虽然万分的不情愿，但还是购买了这笔爱国债券——为期十年，年息3厘。提供低息贷款，则不是什么问题。利息虽然不高，但数额巨大，也不会亏本。而且，这也有助于兴华银行的业务推广。安徽农民富裕起来后，多数人仍然选择了兴华银行，作为自己的银行。这样稳定的小客户，数量非常大，也是银行的支柱之一。
　　军政府去贷款，我也是没有办法。去年的税收虽然出乎意料，达到6000万——3。5％的农税2000万，5％的工商税2800万，关税及其它共计1200万。但是，年初财政司只剩下800万——这点钱连半个月的军费都不够。虽然，工商业税收今年预计会有迅猛增长——除安徽外联省免了一年农税，所以农税今年还是二千多万——但也不会超过一亿，还有关税也能有个一二千万，预测全年税收将达到一亿左右。铁路等建设有建设债券开支，教育有教育债券开支，政府开支约为两千万，联省的水利设施实在不容乐观，张骞也不得不把淮河治理工程交给别人，自己跑到湖南修堤坝去了——用张的话说“一盆水就能淹了湖南”——又是两千万，除去杂七杂八，还能剩下四五千万。但是，八十万军队一年的军费开支就要2亿5千万，还要装备新编部队。即使加上青霉素这一块，仍然有上亿的缺口，何况今年还有青岛这一战。
　　虽然财政紧张，我仍然在去年订购了大批飞机。冯如解决了炸弹携带等问题，解决了螺旋桨与机枪的连动问题，并将小型电台，安装在飞机上。由此而来，形成了飞机的三种类型：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只装电台；战斗机只装备了一挺轻机枪；轰炸机只携带炸弹。如果侦察机/轰炸机的飞行员想武装，就只能带手枪，或冲锋枪了。没有办法，飞机的空间和载重太小，只能如此。随后，我扩大了空军，将飞机增加到100架，飞行员增加到两百人，整个空军部队接近一千人。并在安庆、青岛、上海、杭州等联省主要城市修建了飞机场，飞行员不断进行飞行、转场，以及作战演练。
　　因为种种原因，飞机中以侦察机和战斗机为主力，各40架，轰炸机只有20架——因为载弹量略小，80KG炸弹4颗/45KG炸弹8颗，即使后来改成5KG的炸弹，也只有80枚，而且采用人工瞄准，准确率很成问题，效果有时侯还不如机枪——我提议研究个瞄准器，这东西国外已经有现成的，引进再改进好了。
　　冯如飞机公司在安庆开办了飞行学校，聊以补贴公司糟糕的财政——杯水车薪而已。若不是我一下买了100架冯如…5型，去年一定还是亏损。反正，我们都是看好以后飞机的发展，现在亏损一点也没什么。对于常常为几千万，乃至几亿的资金发愁的人来讲，几十万真是毛毛雨！
　　3月，蒋百里从德国归来，所以，组建军队，陶案及国民党事件都不很清楚。回来听说后，颇有些诧异。
　　我与严复给蒋百里接风洗尘，席间提起此事。我并不很在意的说，如此而已的政客，有什么样的下场都不足为奇。顾维钧也在席间作陪，他也跟蒋一起去了德国。
　　严复和蒋百里二人一起看我，蛮有些调侃的意味，顾维钧则低头不语。
　　我也不在意，笑道，“你们不要这样看我，我是政治家，与尔等完全不一样。”
　　严又陵老先生很不给面子，很直白的说，看不出。
　　我言道，“政治家与政客很像，但有两点区别：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自己；政治家把自己的命运努力与国家的命运统一起来。政治家在谋私利时必谋公利，而政客在谋公利时必谋私利。所以，政治家是无法用政治手段打倒的，而政客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能轻易打倒。你们看，我在处理这些事时，没有采用任何非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