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
轿浼涑逋桓翰糠衷鹑危獬ト辗剿鹗?00万元——约合日元300万。
日本要求的赔款并不是没有依据,日本损失的舰艇,就价值超过一亿元,加之,七千余人战死/失踪,要求的赔款一亿日元,也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联省作为战斗的胜利者,虽然还没有赢得战争,却也绝对不会按价赔偿日本损失的。归根到底,这只是象征性赔偿。
我指示顾维钧,面子已经没有了,里子多一点儿,是一点儿。所以,对于日置益提出的500万日元的赔偿,顾维钧借口是中国赔偿,应当使用中国的货币,当然,500这个数字不错,就不用改了。生生把赔款改成了300万日元——顾维钧如果去菜市场砍价,一定是把好手。
这段日子里,我与日置益初步达成协议,秘密约定:如果军政府能够统治中国,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结为同盟;同时,我将给予日本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这东西,只是个意向,没有具体的条件,双方默契于心,约定到时候详谈。
几天后,日置益前来与我告辞。我再次请他喝茶,这次是武夷大红袍。我诚挚的对日置益的安全,表示了关心。日置益看了看我诚挚的表情,笑着感谢了我的关心。当然,日置益的笑容有点儿苦涩。
《中日青岛和约》的详细内容,传回日本国内以后。日置益在日本国内就出了名了,可以说,家喻户晓了,无数的人声称要“讨灭国贼”。所以,日置益签约后,短期内,是不准备回国了。此次离开安庆,日置益会到北京去,接替小幡,与袁世凯谈判。我私下揣测,如果日置益不能狠宰袁世凯一刀,后果勘忧呀。袁世凯恐怕要提前签署《二十一条》了。
在我的预计之中,《青岛和约》签署后,我将受到非常大的舆论压力。然而,《青岛和约》在议会内没有任何阻力,一次就通过了;社会舆论,也对我出乎意料的宽容。《安庆日报》就不说了,民主党的机关报,自然不会对我过于严厉。就是《申报》、《安徽时报》,对我也没有意料之中的批评。反而,觉得我干的不错,《青岛和约》是个基本公平的条约。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回过味来。现在的中国,被人欺负数十年,早就没有了泱泱大国的架子。中国人对政府的期望,是很低的,所以,我签了一个在后世,足以称之为卖国条约的东西,时人却觉得,我干的不错。只有我却对此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于是,不和谐的声音也就愈发刺耳了。批评的声音始终是存在的,北京、广州,以及安庆本地,都有。只是,在联省范围内,并不是舆论的主流。在北京,大肆批评的声音,只持续了不长时间——日本提前完成了《二十一条》,目前正逼着袁世凯签约。可以预计,这份条约,要比《青岛和约》严厉许多许多,袁世凯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安庆彬彬有礼,很有涵养的日置益,却在北京厚颜无耻的对中方谈判代表陆成祥说:“目前的世界危机,将迫使我国采取影响深远的行动。当一个珠宝店着了大火的时候,要住在珠宝店附近的人,不去拿几个珠宝,是办不到的。”
只有广州的批判之声不绝,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找死,还没有接受教训,看我怎么玩死你。
1914年8、9月间,孙小山接受了田中义一的大笔款项,在广东组织了护国军,准备北伐。其时,国防军正与日军对峙青岛。所以,国民革命党内部也有分歧,广东都督陈炯明坚决不同意。因为这种种原因,北伐并没有成行——我以为,“中日之间,最终没有开战,国防军分毫未损”,也是重要原因。
1915年年初,联省议会组织了特别法庭,根据此事,要求孙出庭受审。在孙拒绝出庭,并拒绝派辩护人为之辩护的情况下,特别法庭缺席判决孙叛国罪名成立。联省据此,要求广东政府交出孙。孙被迫出走香港,辗转前往日本——我总觉得孙与日本有勾结。
1915年2月,袁世凯在百般挣扎过后,终于签署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说起来,北京政府袁世凯这两年的境况,可不是很好。二次革命战败后,袁世凯拟定了一个庞大扩军计划。然,北京没钱。北京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各地政府基本就是前清政府的延续;善后大借款到手760万英镑,合8400万袁大头,在二次革命中花的差不多了。历史上,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交通部,也就是铁路。但是,现在重要的铁路,大都掌握在联省手里,联省要从中分润多一半。可以说,北京命脉实操于联省之手,我自然不会让北京有多余的钱款整编军队。尽管我没有向北方进攻的意思,但袁是不会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这一年多来,北京政府是靠着关税支持,重新编制武装了12个师、16个混成旅的军队。北洋军编制人数少,一师仅一万二、三,一混成旅六千多,总共不过二十四、五万。然,关税不是控制在我手里,就是控制在英国人手里,洋主子的脸色很难看的。
强迫国会选举自己成为总统后,袁害怕国民党与联省勾结,迅速解散了国民党。只是迫于联省的威胁,袁没有解散国会。但由于国民党议员被免职,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已经陷于瘫痪状态。然而,没过几个月,袁又后悔了,联省与国民党闹翻了。
再后来,日本在青岛没有达成预计目标,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东北和北京政府。日本用支持称帝来引诱袁世凯,提出了企图独占满蒙的《二十一条》。客观地说,袁世凯此时是极需要外国的支持的,袁世凯也是很想称帝的。但《二十一条》实在太苛刻了。袁试图在外交上做出努力,形势却已经不同了。
1914年年中,日本的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欧战开始后,贸易中断,更是雪上加霜。这时候,各国的一致要求,是日本政府无法不加以考虑的。然后,国防军的大阅兵,在日本引起了很大轰动。日本对中国的情况是最关心的,中国是它唯一可能的殖民地。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对阅兵和演习进行了跟踪报道。稍后,欧洲庞大的农产品和军用物资需求,使日本的财政状况大有好转。日本政府却限于自身实力不足,不得不与我和谈。而北方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北洋军的装备、训练、士气,都远不如国防军,其实力不足以为依靠。而欧洲各国又深陷战争,无力做外交之外的干预。此时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国防军北下。这样的情况,却是袁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迫不得已,袁世凯就把条约内容泄露给报纸,想借用舆论的力量。消息一经传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上下是一片反对之声。这时候,日置益又强硬的要求袁世凯,限制反日言论。于是乎,袁世凯不得不限制北方的言论。但东南的言论,是其无法控制的。趁此机会,民主党及青年会都活动起来,大肆宣传,推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实力过于悬殊,注定袁世凯一切的反抗都是徒劳的。
而且,日本支持其武装,再与孙小山联合,北京重开国会,在道义和实力上,就有机会,有可能,有实力打败南方了——这对袁的吸引力之大,难以言表。所以,袁世凯最终还是答应了这一条约。
1915年,3月,北京取消了对孙的通缉,与其在北京相会,并一起通电谴责联省的军阀行径,宣布恢复国民党的地位,重新组织国会。但是,袁、孙二人都错误的估计了国内形势,民众是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的。联省外战胜利,内部建设也如火如荼,民众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普通民众更重视这样实实在在的东西——在国内已经有了崇高的声望。而且,国防军的实力雄厚,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局势,不是操纵在北,而是掌握在南。与之相比,北京签署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袁多次破坏约法,孙也在中日交战中企图偷袭国防军,现在又支持签署了《二十一条》的袁——我不理解革命者的思想,我总以为国家要比革命更重要,可革命家的想法往往相反——如此种种,极大的损害了两者的声誉。
尤其是《二十一条》,举国上下一致视为奇耻大辱。南方各政治团体都活动起来,开始有组织,有步骤的中断对日贸易。几家银行,一致宣布,对摞丝业提供优惠贷款。当然,这些银行中不包括兴华银行,但兴华银行秘密为几家银行提供了一笔足够的资金。董氏也趁机推出了摞丝机,很简单的东西。中国南方的摞丝业迅速成长,到1917年,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生丝主要供应国。在此过程中,日置益也曾找过我,希望我能干预这种反日的行为,我虽然表示很为难,但为了“中日亲善”,还是答应了。于是,民主党退出了这一活动,活动改由其外围组织青年会操纵^…^。而且,我没有干预中日贸易。哦,也不能这么说,我干预了中日之间的大米贸易,恢复对日本的大米供应。当时的日本经济向工业社会转变,城市的扩大,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大米供应开始出现紧张。而稻米的主产地就是中国,特别是,安徽农村改革后,各村长积极主动的推广应用了杂交水稻,虽然技术不很成熟,水稻的产量也提高了近一倍。现在,联省已经成为日本大米的重要供应地。所以,尽管我限制其它贸易不力,日置益也还是很满意。
无可避免,南北双方的争执,南方现在是站在了道义的至高点上。而且,国民党议员多数属于宋派,国民党分裂后,加入了国民共和党。此时,宋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二十一条》的,重建国会的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在好不容易组成了国会后,国会第一个提案,就是要求否决《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接受质询,追究政府非法签署卖国条约的责任。
我对《二十一条》的态度,也是很明确的。花了三分钟时间,我反省了自己落井下石的行为后,我就通电全国,措辞严厉的批评了北京政府——无论如何,签署这样卖国的条约,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听说,只是听说呀,袁世凯看到我的通电后,大发雷霆。想必,在袁的眼里,一切都是我惹出来的祸,现在,替我背着黑锅,我居然还落井下石,实在是太无耻了!
然,利用一切手段,打击政敌,本来就是政治人物的本职工作。我在做本职工作,不用这么生气吧!
【袁世凯说:做人要厚道,看书要砸票】
兄弟们,三十比一的点推,也忒难看了,多少给两票。 ?
第40章
1915年春,我送长子董浩然出国留学。
我现在有四子一女,彼此之间年龄相差悬殊,长子出生在日本,今年已经15岁了;幼子却是去年出生,刚满一周岁。我的孩子,在这个时代,算是少的了。因为我有些时候脸皮很薄,就是有点假正经。所以,当妻子提起给我娶妾的时候,我态度坚决地,呃,其实也不是很坚决,拒绝了。我是想,如果妻坚持一下,我就……。然,妻子似乎只是试探一下(我偷偷擦了下汗),根本没有给我改口的机会,就此结束了这个话题。我工作很忙,很快就把这点子色心抛到脑后。我和妻子感情又好,舍不得让她生太多孩子——生育是件很辛苦,很伤身体的事情。好在,如今的避孕措施,还是蛮多的。
偶尔空闲的时候,我也分析过自己的桃花运。
刚到新军时,为了树立威信,我一连拒绝了几次喝花酒的邀请,后来,就没有人再找我了。时至今日,我已经树立了“洁身自好”的良好形象,有谁还会来叫我一起去喝花酒?PASS;办公室恋情,去,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军政府工作的女性,不超过十人,其中大半,还年龄偏大。再说,美国总统克林顿,知道不?莱温斯基的照片,我看过,实在是惨不忍睹,PASS;新女性,PASS(我喜欢传统女性);艳遇,拉倒吧!来历不明的女子,我怎么敢碰,PASS;……
总而言之,我就是贼心没贼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不由无声的骂了一句,决定把这定为最高机密。
回过头来,接着说我儿子。阿浩今年都十五岁了,我不得不开始考虑他的教育问题。
安徽的教育,不要说中国,亚洲也是一流的。然而,作为我的儿子,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负担。我在这世界,并没有私仇,但因公成仇却很多。孙小山和国民革命党就不说了,两次“严打”,我就与青帮、洪门结下了血海深仇。加之,北京的袁世凯,哪个也不是善良之辈,我不能不注意家人的保安工作。可以说,随着我势力的增长,保安就愈加严密。我很担心孩子们的教育,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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