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
鄹窠档秃芏嗟模?05mm的榴弹才二十元一发。以河南的短暂战斗时间估计,恐怕一路都是以大炮开路了。
我便安慰道:“不管怎样,赵颂清还给你省了1000万。要不然,我给他发个勋章吧!”
这时候,我说什么都不适合。过后,倒是应该去封电报。当然,我也正是这么做的。当天晚上,我给四路大军的指挥官发了封密电,提醒一下,“……如此消耗,以目前之运力,勉能维持。若战事起于东北等边疆,补给必不能及,奈何?北军战力平平,此正练兵良机,不可错过。……”
虽然,有着小小的不足,河南战役还是顺利结束了。预定目标,全部实现,极大的改变了国防军的战略形势。同时,也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的局势。
对此最敏感的,应该算是报刊媒体了。尤其是北方报界的转变,最为明显。以袁世凯生前的御用报纸《亚细亚报》为例。国防军出兵时,《亚细亚报》在头版加以报道,宣称“政府军必将迅速消灭叛军”;国防军攻克开州等城市,《亚细亚报》在二版加以报道,宣称“政府军与国防军连连大战,民众流离失所”;国防军攻克保定,包围北京,《亚细亚报》在三版加以报道,宣称“国防军大获全胜,政府军形势不妙”;北京城被攻克的当天,《亚细亚报》在头版头条加以报道,套红的标题就是“董都督龙颜大怒兴义兵,国防军百战百胜灭国贼”。
汗!墙头草的心理,大多如此。茶余饭后,平添一笑料而已,却是不必放在心上。
真正值得注意的,还是国内各势力的变化,及各国对这一事件的态度。
总的来说,各方面的态度,都是向好的一面转变。毕竟,国防军大胜北军,双方的形势一目了然。
芮恩施的态度,可以用欢欣鼓舞来形容。眼看着统治中国的,将换成一个亲美政权,其领导人信奉民主,尊重法制,极为符合美国标准。最最重要的是,这个领导人还承诺:废约之后,为美国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何异于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专署殖民地。当然,芮恩施也知道我是个精明务实的人,美国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无论如何,美国在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都将超过英国。如果不能拆散日英同盟,起码也可以结成美中同盟,抑制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这样的成绩,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芮恩施本人,都是极为有利的。
所以,芮恩施态度鲜明,全力支持我,需要的时候,美国将会率先承认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我之前提出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且主动要求为我提供贷款。
我对此表示了感激,声明如果需要贷款,一定优先考虑美国。然后,我主动提起了承诺,再次重申了承诺——“为美国提供贸易最惠国待遇”。同时,我也提出了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芮恩施能够帮助争取美国的订单——特别是造船订单。芮恩施考虑一下,答应了,但要求我提供部分资料以证明制造能力。这个,我也没有,我告诉芮恩施,厂家会去人拜访你,有什么要求,你与他们商量。然后,我笑着说:“你还可以和他们谈谈佣金”。芮恩施毫不在意的说,“当然。”我虽然理解这种行为,却总觉得有些好笑。
承诺是一定要遵守的,国家信誉很重要,我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只是过程么……有点小小的不同,区区小事而已,想必芮恩施也不会在意。
英、法、德等国的意见,其实并不重要。这几个国家正在欧洲打生打死。就算我把这几个国家的领事抓过来,打上一顿板子,这几国也最多表示一下抗议,绝对无法出兵干涉。所以,这几国的态度,目前并不重要,我只要表示适当的尊敬,也就够了。当然,我绝对不会真去打这些人的板子,虽然中国的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却还是要比法国差一点儿,更不要说英国了。不过,自从国防军1914大阅兵以来,各国使节的态度,也好转不少。起码不会在我面前,再做指手画脚的样子。英、法两国的使节,都默认了军政府行将统治中国的事实。都通过顾维钧提出要求,要求我承认此前的种种条约。我自然不会答应,便叫顾维钧敷衍一下,反正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德国驻华代办马尔参,自从北京对德国宣战后,就转职成了难民,生活在原青岛德租界。
1914年以后,滞留在中国的德国人,被集中到原青岛德租界内的几个挨着的社区里。社区内居民生活,起初仍保持了原状。生活在这里的德国人,趾高气扬地说着德语,假装看不到中国警察的出没。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失业的德国人,慢慢花光了手里的积蓄,靠典当度日。迫于生计,许多德国人不得不努力挖掘自身的潜力,陆续开办了许多学习班,来讲授自己的知识,或者到中国人的工厂担任工程师。实在不行的,只好去中国工厂作技工了。军政府也从中聘请了一些教官,到海军/陆军军校任教。偶尔,也有德国人,被大学聘请任教,军政府也一律绿灯。当然,这中间难免有磕磕碰碰,但军政府还是基本公平的处理了一切——如果有不公平,也是偏向中国人。自然,这是不受鼓励的,政府工作人员要十分小心分寸。但多少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乐此不疲。
至于俄国使节,不知道您指的是沙俄使节,还是苏俄使节。前者自去年8月沙皇专制统治结束了,就已经悄无声息。我听到的最后的消息,是公使本人在三月革命以后,就转职成难民,卷了所有资金,躲在租界里醉生梦死。后者则还没有的到我的接见。
'注':俄罗斯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粮食问题,由于某些原因,我假设联省的粮食大量增产后,一部分流入俄罗斯,加上大量军火的输入,将之向后推迟了五个月。
贪婪的“北极熊”从来没有这么虚弱过,欧战使俄罗斯土地荒芜,物价飞涨,食品奇缺,工业萎缩,外债大增。中东铁路现在正处在日、美、法、意等国的“国际共管”中。苏俄的使节预备了很多条件,希望能够得到北京政府的承认。现在的北京哪里顾得上俄罗斯如何如何,自然毫不理会。于是,在考察了中国形势后,苏俄使节便辗转来到安庆。
根据某些朴素的道理,我在这种时候,应该想方设法从俄罗斯身上,谋取更多的利益。所以,一直拒绝接见他,只让顾维钧敷衍一下,什么也不要答应。我听说,苏俄使节正在安庆四处活动,想购买一批粮食。这是商业行为,与政府无关,我只是提醒商家,不要收取卢布,小心贬值。
此时此刻,日本是唯一有能力出兵干涉的国家。理所当然,日本的态度,也最受重视。对于中国的政策,日本政府内部存在着争议。现在,亲中派和大陆派争执不下,双方便各行其事。一面联系安庆,大谈中日友好;一面武装北平政府,扶植代理人。具体到中国,就反映在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和日本驻安庆代办小幡身上。日本公使馆设在北京,日置益却常年生活在安庆,而小幡则常驻北京。由于《二十一条》的签署,日置益在国内的人气有所回升,起码没有人喊打喊杀了。但是,“卖国贼”的名声,不时的闪现成为日置益的头衔。所以,日置益也曾很是苦恼。于是,我就鼓励他,“我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奋斗,中日之间存在着许多的共同利益,双方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日置君的苦心,到时候自然会被国人所理解”云云。使日置益坚定了信心,坚持“亲中”不动摇^…^。
日置益很关心我的承诺,我也再次表示一定信守承诺。但是,中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是一定要废除的——平等方存在同盟。日置益对此也表示出了理解,同时,告诉我日本民众恐怕很难接受。我就说,“这就需要我们努力沟通,想办法解决了。其实,给予日本贸易嘴惠国待遇,还不是一样?”
其余的,就要日置益与日本国内解释了。能否最终实现,我已经不太担心。事情就是如此,日本不能够吞并中国,自然就只能与中国合作。至于其间的冲突,我并不放在心上。以目前的情况而言,中国最差,也能够与日本打个两败俱伤。也就是说,中国的独立不成问题。我的最低目标算是达成了,心情当然不会那么担心了。
顺便说一句,我送了一筒“大红袍”给日置益,日置益表现的感激万分。我有点恶心,但挺住了,恰到好处地表示,不必客气。
国内各省实力派人物的态度,也有了明显好转。广东、云南和贵州之间,加紧了联络。有消息指出,孙小山又秘密出现在了广东。这个,不管他,不要看他现在闹的欢,早晚给他拉清单。四川的战事,在短暂的停顿之后,再次激烈起来。看来唐继尧野心还是很大的。广西陆荣廷代表已经表示,希望加入联省,目前正在谈条件。其实,来谈条件的,何止广西一家,多了去。中国政府实际控制的,有二十二个省份,现在安庆的代表倒有四十几位,上述几省的都有。
我没有接见所有这些代表。只是让人接待他们,记下他们的条件,再慢慢加以讨论。能见到我的代表,数量不多。大体说来,有山西阎西山的,辽宁张作霖的,广西陆荣廷的,以及南方及陕西等地的几个代表。
现在,比较重要的,要算广西和山西的来人。广西的原因已经说过了,这里说一下山西。山西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地理位置。通过山西,我可以派兵迂回,截断北军的退路,以避免战事的扩大,快速结束战争。说句心里话,这一天的军费开支,可要几百万的,早一天是一天。 山西代表景穆,是阎西山的得力幕僚,阎对其言听计从。景穆一口答应了国防军过境的要求,同时,提了几个要求。我的回答也很直接,阎西山的能力是有。所以,阎西山可以在从军,从政两者中,任选其一。然,联省制度,军不干政,政不干军——“你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但你不能公开发表你的意见”。从政,可以担任省长,或者某一部长;从军,也会是一实权之职——需要经过学习和考核。
8月5日,景穆返回山西,安排国防军通过事宜。阎西山听闻我的条件,十分生气,杯子都摔了,对景穆的许诺很不满意。景穆冷笑问道:“山西军比北洋军如何?”此时,山西军不过四旅,不足三万人,如何能够与北洋军相提并论。阎西山不禁默然。景穆遂道:“此已经是极好的条件了,后来者恐欲得此而不能”。
8月6日,冯国璋通电辞总统职;这里提到冯国璋,是因为我在五日后见到了他的密使,其间过程不必详述,冯国璋野心之大,我尚可容;其为人之贪婪,断不能容——冯国璋就任总统竟为区区8万元搞出个“总统鱼”,贻笑大方。所以,其间种种无非敷衍冯而已。
而北平段祺瑞自然不甘心束手待毙,乃命陆军次长徐树铮统帅北军,把守石家庄、保定和静海一线。
8月11日,李良治率山地第二师进入山西,同行卡车3500辆,携带了大量的装备物资。
8月22日,山地第二师越过大同,袭取张家口,出现在北平侧后,震惊了北平政府。段祺瑞紧急从前线,调动军队回防。北平市民开始离城,躲避战乱。
河南的土匪是个问题。我不喜欢匪徒之类的人物,总觉得他们好逸恶劳,期望不劳而获,不值得同情。所以,我一直以来的政策,对此类人物都很严厉。但是,河南的情况又不一样。豫北和豫中诸县的土地比较肥沃,有时情况还不错,豫西南诸县与此不同,其贫困是惊人的。在鲁山县和宝丰县的一些村庄里,大地主几乎占有所有的土地,地租高达六成。在收成不好的时候,饥民们就吃不成熟的庄稼(吃青)、糠、树皮、苔藓、甚至鹅粪。
丘陵地区的灌溉很重要,所以,在那里挖沟是一种重要的副业。这些挖沟的人,被称为蹚匠。 民国初年,鲁山一地估计就有数万名蹚匠。当工作减少时,成队的蹚匠非常容易变为匪帮,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鲁山把“土匪”称为“蹚将”。 此外,在河南比较富庶的地区,还有许多秘密社团,红枪会等等,他们是乡村自卫社团。
总而言之,河南的情况乱得一蹋糊涂。每每知道这样的情况,我就能够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并愿意为之前仆后继了。无论如何,我很难在河南实行严厉的政策。
我派了五个师到河南,二个山地师,三个新编步兵师。一面以较宽松的政策,要求作恶较少的土匪投降,宣布了“免于追究”的赦免令;一面开始剿匪,收缴武器,维护河南治安。与此同时,我将河南的几路大军都调往河北。
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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