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近代史

卫生和环境卫生。华源基金会还会开设一些免费的，或收费低廉的培训班，来帮助留学生适应国外的环境。这就需要聘请教师等工作人员——这是极好的职位，待遇优厚。但是，被聘人员通常不会在基金会工作一年以上，因为基金会希望留学人员能够对美国更了解，所以，规定了工作期限，最长一~二年。在董氏兄弟投资公司下辖的工厂里，还可以学习技术。自然，也是只有极优秀的人员才能留在那里工作。在工厂，倒没有工作期限的限制。但是，基金会还是鼓励留学生去外界工作——“积累经验，了解世界”——当然，在经济危机中，是很难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的。此外，就是华源基金会资助的翻译馆和留学生报，两处都需要人手，前者报酬也不错。只是翻译馆对语言和专业知识要求较高，而留学生报，一切都由留学生独立运做，基金会只提供少量起始资金。但是，无论留学生找不找到工作，都不会有冻饿之虑，乃至影响学习。
　　目前，华源基金会的名誉主席、名誉理事一大堆，都是中外有名望的学者——包括美国公使康格，康格很支持基金会工作，认为这有利于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吴猛、刘成（第一批旅美者之一）、许文若（第一批旅美者之一，专门学习财会）则是正副执行长和财务主管，负责具体工作。
　　我此次回国也要借重华源基金会的力量，来谋取我希望的职位。（跑官的过程很琐碎，笔者也不擅长这个——擅长的话，笔者就去跑官了，我就略写了。）张謇是华源基金会的名誉理事，通州师范、农业学校和正在筹办的纺织专门学校，都受到华源基金会的资助。我作为吴猛的好友，被介绍给张季直的。在1899年，张季直去上海筹款时，四处碰壁，不得不在四马路卖字3天，筹集回家的路费。最后是初到上海的吴猛资助了一万两，才摆脱困境（吴猛与挪用公款，被记过，并处以罚金，同时改革了基金会的财务制度，使其正规化）。所以，对我这个吴猛的好友，张季直是推心置腹、竭尽全力。张季直是状元，与帝党、后党及后来的袁党都有交情，这一用心，那信写得是妙笔生花，对我是百般赞许。
　　我回国后，经天津、上海、南通，最后才到了安庆。　　？
　　第八章
　　天津，是去霍家——这也算是我在国内的家了。霍元甲自1901年使俄国力士不战而逃后，名声大振。除孤儿院、静海书院、师范学校（1902）外，又开设了精武国术馆——教授那些资质好，品格优的学生习武。刘振声是大师兄，霍东阁十岁。见过长辈，两兄弟就唠开了。几年未见，自有许多别后故事要说。说到日本人，我将分开毕业授衔之事说于霍元甲，并告诫他，如果与日本人打交道，要千万小心谨慎，日人卑鄙无耻，什么样的事都能做出来。
　　霍元甲生性直率，不爱财物。虽身兼数职，但分文不取，有时侯，还要向书院等处添些钱。若不是我在走时，给弟媳留了三千两，只怕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此时说起此事，我立刻就不高兴了。就训了他几句，“人总是要吃饭的，不贪不占是好事，可份内的钱有什么不能用的？！我们兄弟之间怎么还这么生份。”我不能让他开口，要不，不知要啰唆多久。不过，话说回来，他现在倒不缺钱用——自然不能和我比。精武国术馆设立以来，弟子多少要交些钱，穷人子弟不收钱。然就算五个人中，只有一个交钱的，也够日常用度了。
　　去上海，是去华源基金会。在华源，没有什么说的，详细了解下工作情况，审计一下帐目，要了几个人。这几个人要信得过，且表面上要与华源基金会无关。‘我早已和阿庭说过此事，所以，人员早已派了过来。我只对基金会工作提了个要求：兴办学校，以安徽及其周边省份为重点——这有点儿多余，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华源基金会在南方受到广泛支持，而在北方发展较慢。我还建议增加音乐课和劳作课。自然，以后基金会的工作，就要直接向我负责了。
　　去南通，是拜访张季直。张季直是个牛人，我不是因为大生纱厂称赞他，虽然那也很了不起，但在我眼里规模太小，不算什么。我是佩服张季直的，是他的眼光。
　　张謇把公司在通海的土地，按地形地貌分为８个区，每区都筑一条濒海大堤，作为外堤阻拦海潮入侵，另有通潮大港的沿岸堤为里提，内河沿岸堤为次里堤。除此三道防线，堤中又分格作堤，堤面叠实整平，可充交通大道。堤之外，还有２个港口，５条河流；堤之内，有干渠、支渠，渠道通过堤身下面的涵洞与出海河港相通，港口则有御潮防浪的节制闸。堤内土地又以东西向等距的横河，划分为若干排，每排自东至西又分成若干块，每块面积２０亩，排呈长方形，从而使河网化与条田化同时完成。河、堤、路、桥四通八达。全部工程合乎科学，注重质量。不仅适合当时的人工操作，他还考虑到了来日的机械化，牛人。
　　张謇常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的确很有见识和眼光。
　　我在安庆，捐了个候补道台，待执照下来，就去拜见安徽巡抚诚勋，那时候已是1904年年底。有张季直的推荐，一切都不难。安徽巡抚诚勋观信后，已知我与张季直有很深的关系。与我交谈时，巡抚不仅询问了我和张季直的关系，考察了我的军事素质，还着重询问了我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我对此早有准备，回答的很是自然。诚勋对我清白的社会关系极为满意，很赏识我的军事素养。此时我是为数稀少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清国留学生，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日本占了上风，已将俄军包围在旅顺五个月了。所以，我也借了日本的一点光。当时，新军协统赵理泰恰好转任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总办，巡抚诚勋遂命我领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协统。
　　1905年1月，我接管了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方知巡抚大人为何如此轻易的任命我总领一军。安徽第三十一混成协初步筹办，目前只有步队一标，具是新募之兵，未经训练。暂时驻扎在五里庙，其中仅有顾琢塘和胡永奎二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军，余者十三人都是武备练军学堂的头班毕业生。这些人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都象顾忠深一样，喜欢夸夸其谈，训练没到半个月，就跑得只余陈庆良一人了。
　　巡抚大人很头疼的召见我，我也表现出一副苦恼的样子，道：“大人，我以前说过，我从军不是为了钱财，而是想为国家，为朝庭尽一点儿微薄之力。这训练新军，是因为原来的军队不敷使用。这新军将来是为了与洋人作战，起码也要有一战之力，方可对洋人起到震慑作用。大人是知兵之人，没有训练，再好的装备，也没有用。甲午之战，陆军装备远超日军，日军缴获枪支数以万计，大炮数百门。况且，新军与外军相比，武器装备不占优势，火炮装备较少，若不严加训练，只怕将来接战，一触即溃。卑职生死事小，误了朝庭的大事，卑职就万死莫辞了。况且，新军初训，职也不敢过严，不过是一些纪律服从训练。大人知道，军中号令森严，无非纪律。攻时奋力向前，守时死战不退。没有严格的纪律，是万万不行的。日后正常训练时，只怕尚要艰难十倍于此。在半日之内，全军奔行数十里而不乱。到达目的地后，能够迅速建立防御工事以阻截敌人，或者，即刻对敌发起进攻——这在战争中都是常有的事情。职在留学时，曾听得一句话——‘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话虽粗略，说的却是正理。”
　　诚勋念了两遍，觉得也是这个理，便说：“那安排他们执掌军需，可否？”
　　我脸色更苦，不由叫了声：“大人，万万不可！那新军初练，全无忠诚之心，不过是为了吃饭。我现在每天有肉，尚有少许逃兵。若安排尔等执掌军需，只怕……”
　　我没有继续说下去，诚勋也心中有数。
　　那安徽武备学堂的首批新生亦如湖北武备学堂一样，选自“文武举贡生员、监生、文武候补候选员弁及官绅世家子弟”，尽管他们符合“文理明通、身体强健”的入学条件，但对新式的教育方式、新的课目一时难以适应。因而光绪二十八年（1902）迁址不久，武备学堂即从社会上公开招考有志于军事的青年知识分子入学。可以这么说，武备练军学堂的头班毕业生，就是一群废物。只是象收了我的银票一样，巡抚也收了各位毕业生的钱，这才不好处理。
　　我自然不会为巡抚大人去分忧解难，忙转移话题，“大人，不知军械采购如何？枪支一时不能到位，能否先配备铁锹等辅助军械？”——我也不能老练队列呀！
　　巡抚大人这个答的很痛快，“我已经订购德国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新式步枪三千一百五十枝，”停了一下，王大人继续说道：“只是目前皖省之财力匮乏，一时还无法到位。不过其它军械嘛，倒用不了多少钱，我尽量先买回来。现在，只能先拨给你湖北制造五生七的过山快炮六尊，和部分老毛瑟。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王大人笑容可掬。
　　那老毛瑟就是11毫米口径的后装单发毛瑟枪，目前属于淘汰品。
　　然而，我就算有不满，也得识趣，连忙感激地说：“大人费心了。”我犹豫一下，继续道：“不过，卑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巡抚大人有点儿惊奇，言道：“崇文但说无妨。”崇文是我的小字。
　　我说：“我曾听说1888式毛瑟有几个严重的缺陷，在安全性上很不可靠，所以，普鲁士军队已经不再装备该枪了。现在，毛瑟出了新枪，叫毛瑟1898式步枪。我试过一回，真是不错。能不能……”
　　“哦哦，真的？若是果真如此，我会考虑你的想法的。”
　　出了门后，感觉我功力不够，换做会来事的，多半会感激涕零。不过，那太恶心，我还做不出来。
　　管不了那么多，我先把武器领回来再说。再老的装备，也比没有要强。我派马弁王小七，回营叫两队兵到军械局，领取军械。
　　我现在这一标人马，下辖三营，每营分前后左右四队，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正副目兵共十四名。其中，班长（当时称呼很乱，也有叫棚长的）、排长都是士兵自己选的，连长（队官）、营长（管带）则是我任命的。我花了点儿功夫，讲解了这班长、排长，对士兵的重要性——“战时决定生死”。然后，士兵选出正副班长，再选出正副排长。这样一来，容易拉帮结伙形成小团伙，然，凡有组织都无法避免此类事端。于是，我禁止体罚，又命专人统一掌管军需——不让他们接触到钱，尽量将危害降到最低。再说，撤不撤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
　　起初，我将各武备学堂毕业生任命为连长和排长，就象前文所说的一样，他们迅速消失了。所以，目前的连长是我在训练中服从命令，训练任务完成好，有组织能力的排、班长中选拔的，陈庆良是唯一一个留下的队官。而顾琢塘和胡永奎被我暂时任命为参军，帮助我编制操典，并和其他识字的人（有不少，其中还有秀才）一起教士兵识字。如此安排，主要是因为这二人说起来倒还勉强，衣着干净、动作整齐，但训练起来，往往不如普通新兵刻苦不说，还爱摆老资格，所以，我也不敢命其领兵。
　　领好军械，我带着余程万、王泽两队兵回营。五里庙的军营，我只是略加修缮，整理一下卫生，并建了水塔、浴室，接通了上下水。我严格要求个人卫生，每天洗澡，饭前便后洗手，不随地吐痰，等候时排队，等等。一方面，是个人习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防止疫病发生。
　　到了营中，我命军需官黄桦点收好枪炮和弹药。黄桦也是我第一批带到美国去的人之一，为人精细，在美学习了财会知识，这次回来，是我的帮手之一。吃过午饭，我继续命令队副排副领着全军站军姿。然后，我将队官和排长集合起来，讲解枪支的维护保养。看我几下将毛瑟枪拆成一堆零件，又在转眼间装好，众人都有点傻——不枉我中午研究了下。
　　我开始讲解：“枪是什么，对一个战士来说，枪就是生命，就是荣誉，就是一切。今天，我们来学习，枪支的结构和保养维护。枪是件有力的武器，步枪的射程通常在600米以上，但超过300米距离的射击，对一般射手而言，毫无意义，打中的可能微乎其微，这个我们以后会详细说。我们今天要了解步枪的结构，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它？因为，枪很精细，很敏感，你不了解它，不爱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