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
Fenn)的住宅、中国教职员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三处去驱逐日本兵。
“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旗,昨今两夜,七个日本兵盘踞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并强奸妇女。贴近我们的办公处,三个日本兵强奸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也遭强奸,待我们发觉,已嫌太迟。刺伤的人仍然很多。据威尔逊医师报告,南京失陷后,向医院求治的共二百四十人,其中四分之三都是日军暴行的结果。
“金陵大学内,登记的手续开始了。日方扬言如果中国兵能够出来自首,将罚做夫役,可以保全生命。约二百四十人真出来自首了,他们却全给捆载而去。其中有两三个人受伤后佯装已死,乘机脱逃,到医院来求治。据他们说,一群给机关枪扫射,一群则为日军刺刀演习的靶子。常常有人在刽子手行刑后只受了一两处不足致命的创伤,他们睡了一整天,身上覆着同伴们的尸体,夜间设法潜逃,或赴医院,或往朋友的家中,我们遇见这样的情形,已经很多。日本兵做事未免太嫌轻率呵!
“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日军占领南京,今天已入第三个星期了。日清汽船会社从上海开到一艘轮船。该公司代表四人来访,谓长江不久可望正式恢复通航。随该船同来的,有许多日本妇人观光全城。她们向若干儿童散发糖果,似乎很觉得意,并为日本的惊人胜利而欣喜,自然她们对于真正的事实是一无所知。不过,据我猜想,恐怕全世界也是一无所知。
“士兵仍然毫无纪律,军队和使馆间没有合作。军队方面甚至拒绝承认使馆所发动主持的自治委员会,对自治委员会的委员故意加以蔑视。据军队方面表示,中国人是被征服的人民,不应妄希恩惠。骚扰和暴行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而我们所未听到的或看见的,更不知有多多少少。
“以下是今天所接到报告中的几件事情:约两星期前日军捉去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因为他的工作做得不满意,日军用铁棍打他以后,再用刺刀戳他。昨夜一个日本军官和两个小兵乘车闯进金陵大学,当场强奸了三个妇女,并带去一个。日本兵闯入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许多次,搜劫难民,并强奸了二十个妇女。鼓楼医院的夜班管理员给日军捕去,鲍育女士抗议无效,放火的行为仍未终止。今天,南城有两个基督教教会学校焚毁,德商起士林糖果店(Kiessling and Bader’s)也起火燃烧。日使馆的警察长高谷却来向我们表示,今后将保护所有外侨的房屋,并偕史波林君去视察德侨的财产。在我们个人看来,他口头上的支票是很难十足兑现的。南京外侨所有的财产,差不多统遭日本军队的掳掠,日本再要向外侨提出什么要求,似乎是大可不必了。连外侨的汽车也为他们所窃取。我几乎忘记了一件事情,昨天我曾偕史密斯君去访问难民区外的英国大使馆。十一辆汽车和两部卡车,均由日本兵不告而取了。所有仆人侥幸倒还平安无事。几乎每一条街口可以看到弃而不用的汽车、电池及其他东西,往往凌乱颠翻,不加爱惜。
“今天却有一件愉快的事情,日清公司轮船带来邝富灼博士的一封信,由日使馆转交给我,这是过去三四个星期内我们许多人中间所接到的第一封信。邝君询问我们进行救济工作是否需要现款,并主张将各方响应国际扶轮会代我们发出的呼吁而慷慨捐助的现款,划出一部分。这十足是邝君的态度!我们确乎需要钱,需要很多的钱,我每一次想到不久需要钱的时候,就有一个暗影掠过心头,哪里可以弄到钱呢?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二。天气恶劣,先下微雨,继降大雪,这是我们一向所恐惧着的。草棚里可怜的难民,其境遇将更感悲惨,因为大多数的草棚不能避雨,有些简直等于狗窠,遍地泥泞,竟难插足。不过这许多日来的天气,迄甚良好,总算还是幸事。
“我今天共观察几处收容所。大多数很拥挤,当然内部也不能怎样干净。收容所的干事和助理员,都是义务性质,工作非常美满,维持难民的秩序,注意难民的膳食,对措置其他事物,也相当整洁。但这些收容所到底要维持多少时候呢?即使有一部分难民的房屋尚未被毁,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呢?秩序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
“我今天第一次走到学校去,离开我的住宅不远。内部已颠江倒海,不成样子。物理实验室里的仪器,全部是故意损坏的,运动场上有死牛一头,野狗已吃去了一半。大门上的大使馆布告也不见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三。天气较好,登记继续进行,但毫无效率,难民不知道何时登记,何处登记。日军又捕去认为是中国兵的难民。女人和老人向我们跪拜哭泣,恳求我们设法找寻她们的丈夫和他们的儿子。有几次我们的努力是成功的,但日本军人非常讨厌我们的任何干涉。关于下关方面的情形,据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告诉我们,江边的难民约尚有两万。我们在日军进城前交给他们的米粮,即将告罄,他们痛苦不堪,要求也到难民区来。可是难民区已经太嫌拥挤了,事实上日军不会允许到难民区来,也不会允许我们去设法援助。他们只好暂时忍受一切。
“各国使馆门前终于有日本卫兵出现了。为什么不在两星期前出现呢?我们的住宅还是无人保护;有几处收容所的卫兵,与其说帮我们的忙,倒不如说给我们麻烦。他们要暖的火,要吃的东西,要取睡的床,还向难民要别的东西。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四。我召集了某教会机关的十八个仆人,付给他们的薪水,到下月十五为止,叫他们另想别法。这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其中几人已服务多年,很善良忠实,我和W君希望待秩序恢复后,或可利用旧校舍做些小规模的事情。可是,我们中间留在南京的人太少,鉴于目前南京的物质环境,要建立起一个新的集团,并非易事。W君是设计住宅的优秀助理委员,C君是收容所的优秀管理员,我们的仆人也都能各尽其能,各称其职。
“午后我访问日本大使馆,使馆人员忙着向约六十个中国人(多数是难民区收容所的干事)训示怎样庆祝新年。不能再用青天白日旗,一律改用五色旗,教他们去做一千面五色旗和一千面日本旗,难民在一千人以上的收容所,应派代表二十人,较小的收容所,则派十人,元旦日午后一点钟,鼓楼上应悬五色旗。据预定的节目,有‘恰当’的演说和音乐,自然摇旗欢迎新政府的民众,届时将被摄入镜头。城内的火焰依然未息,十二三岁小姑娘被强奸或强抢的事情,又连续发生了三件。史波林驱逐办公处附近房屋内的日本兵,忙个不停,日本兵又大举捉人,在金大蚕桑系校舍四周布置哨兵线。
“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五。比较安静的一天。晚间没有暴行的报告,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天。日方忙着准备庆祝新年,放假两天。我们反而担忧,因为将有更多的日本兵狂醉。我们叮嘱难民不要出门。晚餐后,雷伯请我们全体到他家里,燃起圣诞树,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贺年片,贺年片上刻着黑圈红十字的难民区徽章,并由我们二十二人全体签字。他讲起在南部非洲时若干冒险的故事,以娱来宾,墙上挂着几种庄严伟大的纪念品。
“大除夕了,不禁想起家庭,想起亲爱的家人,谁都不惜以任何代价换取一封家信。日本使馆人员告诉我们,恢复通航还要几个星期,所以我们显然仍须忍耐若干时。他们并谓至少在一个月以后,留在南京的任何外侨才能赴沪,事实上,我们在这里都已做了俘虏。
“再继续叙述这个故事,继续叙述新年以后所发生的恐怖行为,似已无甚意义。今天是一月十一日了。情形虽大见改善,每天却仍有暴行,而且有几件的性质是非常可恶。美国大使馆代表三人,六日抵达南京,九日英德两使馆也各有代表三人同来,我们因此觉得情形还更可改善。不过我昨夜驾车出外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内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里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我们可以用无线电和外界接触了,这是一大快事;上星期日,我就把各人的住宅接好电线,现在我们是有电火了,我们的办公处在几天之前就有电火。但因为恐怕只许日本人有电火,所以我们并不张扬。我们看到上海日文报纸,还有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报上说早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商店已纷纷开门,营业已恢复常态,日军协助外侨救济可怜的难民,城内中国匪徒已被肃清,南京已恢复安宁。要是当前的现实不是那样悲惨的话,我们都不禁要捧腹大笑!
“以上的叙述并非出于仇恨的情绪。我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尤其是一个民族想征服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战争。据我从这一次战争的经验和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的经验看来,缺乏基督教精神的日本军队,如今已成为一种野蛮的破坏的力量,目前不仅威胁着东方,将来也许会威胁到西方,所以全世界应该明了事实的真相。至于如何措置这个局势,我不想多说,还是让贤明的人士去考虑罢。
“自然,我也不应该忽略光明的一面。中外友人都表现出惊人的服务精神,我们在共同工作中发生很密切的交谊。对于我们已做的或想做的事情,难民每一次都向我们表示感激,我们常常为之振奋。我们所遭遇的损失和困难,跟他们所受的痛苦比较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了。三位德侨委员也引起我们的敬佩和感戴,他们确是一座坚固的堡垒,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怎样能够渡过难关呵!
第一部分 南京的活地狱第5节 难民报告
“将来怎样呢?最近的将来固毫无光明可言,但中国人除其他许多美德外,具有忍受苦难的伟大力量。而且,公理与正义必获最后胜利。总之,我个人永久愿与中国人共患难!”
去年十二月的下旬,日军当局宣示对于集中在金陵大学(美国教会学校,创立于五十年前)的难民三万余人,要实行登记。所有南京的居民,均须经过登记。该校一位外国教授,根据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拟草稿,以及一月三日所留纪录,于一月二十五日写成下面的报告:
“十二月二十日,登记在校内开始了。校内的难民大多数是妇女,男的不多,日军便从新图书馆那边移来两千余男难民。这些男难民(约三千人)集中在史威斯纪念堂(Swazey Hall)前的网球场上,听大声疾呼的演说,足有半个钟头,演说的内容如下:‘以前当过兵的或做过夫役的,都走到后面去。你们如自动承认,可以保全生命,可以获得工作。否则一经发觉,将立遭枪决。’演说是很简短的,由若干中国人受日本军官的命令,反复讲了许多遍。那些中国人极愿尽量拯救自己的同胞,因为已经有许多人被认为中国兵或被诬指为中国兵而牺牲生命了,我、桑纳、李格斯以及校内其他许多中国职员,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有两三百人走了出来。据若干中国朋友的意思,他们挺身自承,是受了恐怖的影响,或系误解夫役二字所致。因为其中有一部分人,确实从未当过兵。
“据我们后来知道,实际指导登记难民的军官,还较为审慎,较有理性。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间,甚至在长官亲临进行登记手续之时,日本兵所表现的非法行动,那些军官可以不负责任,可以令人赞许。早晨开始时,一位日本军官向我商议,可否借用美国人的地方办理登记,如此谦逊,不免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占领区域内这是少有的事情。不过,他和其他数人最初确乎竭力想避免不必要的恐怖,我几乎相信他们确具诚意。还有一点,日本兵从难民群中挑出约一千人,要加以查究,但经许多中国人提出若干临时的反证后,日本军官便允许除了一个人外,都加以释放,去听候登记。当时他们已列队出发,要去受个别的查究了。而那一个人也因我和桑纳两人的请求,获得自由。午前,日本军官请我们对两三百个挺身自承的难民,再供给两餐,以后饭食将由日军供给。就是做卫队的日本兵也相当和善,给难民的香烟超过了拳头。午后,难民一一报告姓名职业,纪录下来。
“临时却又发生枝节。又有两个军官走来,他们的地位,至少对于办理这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