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有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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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固等人觉得不能再立幼帝,拿国家社稷的命运作儿戏,就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大臣写了一封信送给梁冀,大意是说汉廷一年之中连失三帝,实非正常,如今又当立帝,此乃万事当中的头等大事,要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选立贤明之君。梁冀接信之后,虽是极不高兴,也得召集大臣们商议此事。朝廷中的三公、中二千石、列侯等聚集一堂,李固等人认为清河王刘蒜贤明年长,声望较大,又是皇室中地位最尊贵、血缘最亲近的后裔,应立为君。但梁冀所思正好相反,他想立的是十五岁的蠡吾侯刘志,而且刘志聘定了他的妹子,一旦立刘志为君,自己便是国舅。只是李固等人拥立刘蒜的理由十分充分,一时不易驳回,梁冀只好暂时宣布罢议。

  到了晚上,曹腾来见梁冀。曹腾是中常侍,最会见风使舵,在审时度势上极会掌握分寸。他对梁冀说:“梁将军累世是皇室的姻亲,长期掌握朝政,手下又宾客众多,难免有管束不到的地方,以至有差错甚而犯罪之事。清河王刘蒜素以严明著称,如果他做了皇帝,将军岂不是十分危险了吗?只有立刘志,才能长保富贵!”这一番话,正说到梁冀的心里去。第二天,梁冀复召诸大臣会集,商议立君事宜,李固等人还在坚持,可梁冀作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谁不同意立刘志,他就要杀谁。毕竟正义拗不过武力,大家无奈,只好同意立刘志为帝,是为汉桓帝。

  梁冀立刻以皇太后的名义下令,免去太尉李固的职务,削夺其议政之权。至此,梁冀还不放心,必欲置李固等人于死地而后快。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桓帝刚立,许多人不服,于是,南郡的刘鲔、甘陵的刘文等人联合起来,打算拥立刘蒜为皇帝。梁冀知道了这件事,立刻派人镇压。梁冀的奸诈在此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灵机一动,趁势诬告李固、杜乔等人参与“谋立”刘蒜,把李固、杜乔逮捕入狱。

  但梁冀越迫害李固,李固的声望就越高。李固入狱之后,李固的学生渤海王刘调戴着木枷前去上书,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也到宫门外请愿,其他的民众也在准备活动。梁太后听说以后,怕新君乍立,闹出事情,就下令放了李固。长安的百姓听说了,都觉得欣喜若狂。但不久李固、杜乔还是以“谋立”刘蒜的罪名被杀害了。

  梁冀拥立刘志有功,刘志当然对他极为感激和倚重,对他的赏赐,也超过了以前对任何功臣的赏赐。梁冀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却是丝毫不懂谦让修身,只知一味地屠杀镇压,在东汉专权的外戚之中,梁冀在这方面是最为突出的一个。

  当时,人们见了梁冀无不“侧目切齿”,对有谏者梁冀采取的态度是非杀即逐。例如,他在做河南尹时,崔琦看不惯他横行霸道,作《外戚箴》献给他,以资规劝,梁冀当时尚未掌大权,也就未对崔琦采取措施。等梁冀入朝廷,做了大将军,掌了生杀予夺大权以后,崔琦又献《白鹄赋》去讥讽他。梁冀这次再不容忍,质问崔琦说:“朝廷上下,官员众多,难道只有我是最可恨的吗?为什么你老是这样激烈地谴责我、讽刺我呢?”崔琦毫不畏惧地回答说:“管仲相齐,爱听不同的意见,萧何辅佐刘邦,鼓励人们进言。如今,将军以累代辅佐君主,实在是担负着伊尹、周公的责任,而又不修德政,不用贤良,不开言路,乃至颠倒黑白,蒙蔽皇上,其实就如赵高的指鹿为马!”梁冀听了,气得浑身发抖,却也无言以对。

  梁冀自然不会放过崔琦。一怒之下,本想杀死崔琦,后又觉得未免过于露骨,就改为遣送回家。过了一段,仍觉不解气,想把他处死而后快,为了做得不过于明显,就先升崔琦为山东地方的临济县令长。崔琦也是明白人,知道梁冀对他没安好心,就没去做官,找了个地方隐居起来了。梁冀知道后,还不罢休,又派刺客前往寻找。等刺客找到崔琦,却见他一边耕作,一边读书,刺客觉得他是个贤士,不忍刺杀他,便告诉了他实情,并说自己也该逃走了。崔琦听了刺客的话,立刻逃走,但因梁冀党羽密集,崔琦还是被杀死了。

  袁著是一个十九岁的郎中小官,他实在看不惯梁冀的飞扬跋扈,竟斗胆给皇帝上书,指出朝廷已“势分权臣”,大权旁落,这还罢了,又建议梁冀最好“功成身退”,回家养神,“以全其身”,否则,难逃覆灭的下场。此外,袁著还要皇上“除诽谤之罪,以开天下之口”等等,不一而足。梁冀听说这样一个小人物上书辱骂自己,又惊又怒,立即派人捉拿袁著。袁著听说后,变名逃走,又托病假死,把蒲草装在棺内下葬,但还是逃不过梁冀的耳目,最终被抓住杀死。

  不仅如此,袁著的好友,当时的名士刘常、胡武、郝絜等人都遭连累。尤其是郝絜之死,很具戏剧性,他起初想逃生,但无论逃到哪里,都有梁冀的爪牙,后来发现实在无法逃脱,就干脆抬着棺材,在大将军梁冀的家门口服毒身亡,以保全一家的性命。胡武一家,被株连杀害的竟达六十余人。上一书而株及如此之多的朋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梁冀权倾朝野,以至到了天下只知有大将军,不知有汉天子的程度。梁冀可谓是个权力狂,不论大小权力,他都希望抓到手里。他派人监视皇帝,皇帝的一举一动他全部知道,至于大臣的动静,更是逃不过他亲信的眼睛。朝廷里事无巨细,他都要过问,对于官吏的升迁降谪,他更是亲手办理,以便借此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凡是升迁的官员,临行之时必先到他那里去辞行,凡有得罪他的,他一个也不予放过。

  有一个名叫吴树的苑县县令,梁冀曾当面告诉他要他照顾自己在宛县的宾客,吴树当场予以拒绝,并痛斥梁冀专门结党营私,根本不重用贤能之士。到了宛县,吴树果然按律处死了十几个梁冀的宾客。梁冀对他恨之入骨,便以提升他为荆州知府为名,召他到自己家里饯行,置毒酒中,将其毒死。

  梁冀横行霸道,专权二十年,几乎未做什么好事,罪行却是累累难计,所以他的行为激起了普遍的公愤。梁冀的私生活,也是丑闻百出,令人啼笑皆非。据记载,梁冀的妻子孙寿是个十分奇怪的女人,她长得很难描述,眉毛细而曲折,满口黄牙,一笑如同要把脸上的肌肉撕裂,走起路来摇摆不定,有点东倒西歪的样子。她爱在眼下涂上红脂,仿佛刚刚哭过一般,把头发盘在一侧,好像头上长出了个大疙瘩。不过,这孙寿长相作派虽然怪诞,倒极有降人的手段,竟把梁冀弄得既爱她又怕她,处处听她的话。孙寿不仅培植自己的势力,还与梁冀所爱的“监奴”秦宫私通,并不顾自己的名声,前往梁冀的外室捉奸。弄得城里一片沸沸扬扬,真是群魔乱舞。

  梁冀当权,汉朝实是梁氏的天下。梁冀一门,前后出了七个侯爵,三个皇后,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女儿封邑册君者有七人,取公主为妻者三人,校以上将官五十七人。梁冀多行不义必自毙,其末日已为时不远矣。

  汉桓帝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及另一梁氏妃子先后病死,此时的桓帝已经二十八岁,他时刻担心自己会遭到以前皇帝的命运,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被梁冀毒死。在梁氏皇后死后,他加紧行动,打算除掉梁氏一家。

  可除了太监以外,他又能去找谁呢?一次,他在上厕所的时候,看看周围无人,便把亲信太监唐衡叫过来问道:“你知道太监中还有谁同梁家合不来?”唐衡说:“单超、左倌两人曾到梁冀的弟弟家里去过一次,因为没行大礼,他俩的兄弟就被送进了监狱,差点死在那里,他俩送礼道歉,才救出了他们的兄弟。他俩虽然表面上不说什么,但心里肯定是恨外戚专权的。”

  桓帝又悄悄地把单超、左倌叫进室内,低声对他们说:“大将军把持朝政,我现在想把他杀掉,可朝廷上的官员都看大将军的脸色行事,该怎么办呢?”

  单超、左倌齐声说:“大将军专权误国,早就该杀。我俩没什么可说的,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只怕皇上没有决心除掉大将军!”

  桓帝答道:“我决心已定,无可犹豫。”接着,桓帝又叫来徐璜和县瑗,五个太监一起歃血盟誓,共讨梁冀。

  梁冀的亲信耳目也探得了一些消息,报告了梁冀,梁冀怕出什么事,就特派自己的心腹张恽到尚书省值宿。单超一见梁冀有所觉察,便当机立断,派人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抓住了张恽,桓帝也亲到殿下,命人把一切调动用的符节印信全部集中到尚书省,派兵把守,以防梁冀矫诏调兵。

  然后,桓帝派县瑗带领宫中士卫一千人包围了梁冀的住宅,又派人收回梁冀的大将军印绶。梁冀绝未想到桓帝会突然发难,措手不及,无从抵抗,只好与妻子一起自杀身亡。

  梁冀既死,桓帝将其族人、亲属无论男女老幼一并处死。官员受株连罢官的三百多人,处死的数十人,朝廷上下各衙门几乎为之一空。清抄梁冀家产达三十万万,可抵全国当年租税的一半。

  梁冀是除掉了,外戚专权暂告一段落,然而,宦官专权又开始了。东汉王朝终于在宦官和外戚的双重绞杀中灭亡了。

  真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繁华鼎盛的感慨,到此方显得深沉。只是王、谢乃是名门士族所出的名臣,而梁冀则不过是横行一时、祸乱国民的罪臣奸臣罢了。梁氏一族久遭排挤压抑,一旦得势,却又骄横残暴,终至一场春梦,落得灰飞烟灭。

  我们无暇去作无聊的慨叹,我们要看到的是,封建集权制度必然会带来外戚或是宦官专权的弊端。一家一姓之政权全由一家一姓来处理,天下公理不由天下人来断定,只出自一人之口,就必然会导致极少数人的专权,这是封建制度所无法解决的难题。解决得好一点,是政治开明,所用得人,大家有了明君贤相包青天,但好人主义是靠不住的,人的良心是有限的,权力对人的腐蚀却是无限的,所以绝大多数情况是以好开始,以坏结束。如果中国的朝代都能善始善终的话,也就不会走马灯般地变换了。

  有趣的是,在两种情况下外戚势力和宦官势力容易乘虚而入,一是皇帝年幼无知,一是皇帝年老昏聩。

  对待功臣可也真是难办,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不杀功臣,容易弄得外戚专权,除掉外戚,又往往要靠宦官。看来,这外戚与宦官专权,似乎成了封建王朝的宿命。 


10千古贤后

  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作“家有贤妻,男儿不做坏事”。

  在赞扬别人的妻子时,又有一个职业化的称呼,叫作“贤内助”。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中,妇女的地位的确是不高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匍匐在男权主义的淫威之下,但有时候却又受到相当的尊重,特别是在家庭当中,一个主妇的好坏往往对这个家庭产生重要的影响。不但平民家庭如此,皇帝之家也不例外,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同是出身低微的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刘皇后和明太祖朱元璋的马皇后,一反一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后唐是攻灭后梁以后由李存勖建立的。当时,李存勖认为后梁的朱氏政权是唐朝的叛逆,自己是继承了唐朝的正统,故定国号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勖在做晋王之时,就看上了刘氏(即后来的刘皇后),李存勖的母亲就把她赐给了他。

  刘皇后是魏州成安(今河北成安县)人,她的父亲据说是一个江湖郎中,兼顾算命占卦,自称为刘山人。这位刘山人颔下有一缕黄须,成日奔波于风尘之中,他善给别人算命,却不知是否为自己的女儿算过。但无论如何,从刘山人的情况来看,刘皇后出身低微却是无疑的。在刘皇后还很小的时候,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攻占了魏州的成安,其部将袁建封见刘氏姿貌不俗,便特意掳来,献给李克用,李克用之妻看她聪明伶俐,善体人意,又兼人才出众,很是喜欢,便让人教她歌舞弹唱。等到了十六岁时,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李存勖少年英武,在继承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