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

员出城开读。已被困在城中6个月的登莱巡抚谢琏，在不得已之下，决定冒险，便与知府朱万年出城受降。但当兵出身的总兵杨御蕃坚决不去，大概是因为他深知这些叛兵的品性。叛兵见到谢琏等人，连跪带哭，态度诚恳，并拥之而去。谢琏刚被带走，叛兵随即攻城。他们把知府朱万年押到阵前，要他呼喊劝降。朱万年大声喊道：　　　　
　　　　“吾死矣。汝等宜固守！”　　　　
　　　　城上的杨御蕃一看形势危急，下令开炮，杀伤叛军不少。而那位朱知府也在自己人的炮火下丧生。　　　　
　　　　杨御蕃的几炮，总算保住了莱州暂时不失。　　　　
　　　　消息传到朝廷，舆论大哗，举朝痛愤。于是总督刘宇烈被下了诏狱，兵部尚书熊明遇被撤职。朝廷上下没有一人再敢提抚议。　　　　
　　　　此年七月，崇祯帝决定不设总督、登莱巡抚之职，而提拔参政朱大典（浙江金华人）任山东巡抚，督各路兵马数万平叛。并从辽东调劲旅约5千入关参战。后来名闻天下的吴三桂（总兵吴襄之子）当时就在这支队伍中。　　　　
　　　　朱大典至德州后，派副将牟文绶，驰救平度，斩杀叛将陈有时。大军推至昌邑时，总兵金国奇、参将祖宽为前锋，与孔有德大战于沙河，大败孔有德。援军乘胜追击，直至莱州城下，迫使围困莱州城的叛兵解围而去。　　　　
　　　　莱州城中的守军，开始坚决不相信援军已打到城下，解了莱州之围。因此，当援军向莱州城靠近时，吃尽了孔有德苦头的守城兵民，还以为这又是孔有德玩的花招，立即开炮轰击，城上城下相持不下。最后还是监饷太监高起，派了几位手下的小太监入城，陈说前因后果后，城中守军才开城迎接。当时大概也只剩下太监还没有假冒，所以太监入城，还能取信于人。　　　　
　　　　几日之后，总兵金国奇等继续进兵，与叛军再战于黄县，斩杀敌军上万人，俘获近千人，逃散及坠海者无数。此次大胜，扭转了山东半岛上的局势。　　　　
　　　　朱大典督兵以来，全仗辽东调来的五千精兵，冲锋陷阵。像金国奇、靳国臣、祖宽及吴三桂等辽籍将领，个个能征善战。用这些辽将辽兵，来攻杀孔有德手下的山东、辽东兵将，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在黄县大胜之后，官兵接着向叛军的堡垒登州城进攻。登州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大城之北，还有水城与大城相连。只要打开水城门，城中之敌就可以泛海而走辽东。因此，朝廷之兵久攻不下。说起来，登州城筑得如此坚固、科学，还是孙元化的功劳。没想到他的心血，没有在对金作战中被用上，反而为孔有德所利用，给朝廷出了个难题。　　　　
　　　　好在叛军过分自信，竟敢出城挑战。叛军首领李九成率兵掠阵，没想到被官军斩杀。这样一来，原先的五位叛军首领，已有陈有时、李九成被杀，仅存孔有德、耿仲明、毛承禄（毛文龙之子）3人。叛军气势大受影响。　　　　
　　　　当祖宽等夺取水城门外的护墙，登州通海之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时，孔有德感到紧张了。他用海船载着子女财帛，率先撤出登州，泛海而去，耿仲明等也随之而去。主帅—走，剩下守城的兵士便没有斗志了。　　　　
　　　　游击刘良佐派人潜入永福寺中，挖坑道至城墙之下，放置炸药，炸塌了城墙。官兵从缺口一拥而入，打进登州城中。残敌退守城北丹崖山上的蓬莱阁，负隅抵抗。或许是因为朱大典这位文人出身的统帅，爱惜这座建于北宋英宗治平年间的文物名胜，所以心存善念，没有动武，而是用了劝降之法。干余残敌无奈之下，下山投降，但仍有许多人不愿投降，或跳海，或上吊。　　　　
　　　　此时，已是崇祯六年（1633）的二月了。孔有德山东之叛，自崇祯四年（1631）闰十一月起，一直打到崇祯六年（1633）的二月，前后达16个月之久。叛军人数从开始时的千余人，越打越多，最终竟有数万之众。由此可见当时朝廷的应变能力是何等之差！　　　　
　　　　朝廷的武将士卒，在与外族后金作战时，总是败多胜少；在与陕西、山西的叛民作战时，同样也是败多胜少。但令人不解的是，当这些为朝廷效力时似乎算不上是精兵强将的官军，一旦叛乱或投敌后，却都不差不弱。将还是原来的将，兵还是原来的兵，为什么在为大明朝打仗时这么差，而到打大明朝时却又变得那么强呢？！　　　　
　　　　不知崇祯帝和他的那班朝廷官员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山东的胜利，实在是太重要了。崇祯帝即位后，仗是越打越多，越打越大，却也是越打越输，越打越糟。这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打败了崇祯帝起初可能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的、而且原先也是朝廷军官的游击孔有德，在当时也算是大功一件，可庆可贺。　　　　
　　　　于是，朱大典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世袭锦衣卫百户。其他参战将领，也是赏赐有差。那位追着孔有德、耿仲明泛海而逃，却因慢了一步而被总兵官黄龙邀击俘获的毛承禄，被押到了北京。朝廷为此还搞了个献俘仪式，最后把他寸磔而死。　　　　
　　　　其实，崇祯皇帝和他的官员们，大可不必如此兴高采烈。因为就在崇祯帝忙于镇压山东叛乱和陕西、山西之乱时，皇太极却在沈阳休养生息了一年多，正准备着新的行动。而孔有德、耿仲明的来投，令他大喜过望。　　　　
　　　　于是，皇太极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　　　　
　　　　


第四章　后金的挑战皇太极入侵

　　　　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泛海退往辽东时，驻扎在旅顺一线的明总兵官黄龙率兵邀击。黄龙的水军很能打仗，在海上把这支叛军打得七零八落。李九成的儿子李应元被斩杀，毛承禄、陈光福被俘。耿仲明的弟弟、黄龙的部将耿仲格，试图密谋叛乱，接应其兄，幸亏被黄龙及时发觉而斩杀。　　　　
　　　　吃了大亏的孔有德、耿仲明，仍凭着勇气和经验，带出了包括一些军人家属在内的万余名部下，突上了辽东的陆地。他们怀着对明朝，尤其是乘危邀击他们的总兵黄龙的刻骨仇恨，直奔后金而去。　　　　
　　　　皇太极早就命人率军在指定地点迎接他们。后金兵帮助他们击退了明朝的追兵，赐以黄金和酒食，并许诺说，只要归顺后金，就可在辽阳附近居住。走投无路的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正求之不得，自然是一口答应，随即率军向沈阳进发。　　　　
　　　　对这批大明朝的叛兵乱卒，皇太极给予了相当高的礼遇。皇太极亲自出沈阳迎接他们，并免跪拜之礼，改用女真人的抱见礼。而孔有德等坚决不肯，坚持要行跪拜之礼。最后，双方妥协，先行抱见礼，再由孔有德等行跪拜之礼。接着，孔有德献上从登州搬来的大炮，皇太极十分高兴，允许他们驻扎在辽阳之北的新建城市，并授以要职，予以重用。　　　　
　　　　皇太极之所以对这批人如此另眼相待，除其一贯的用人风格外，还有现实的考虑。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长期生活在辽东，非常熟悉情况，不仅有相当丰富的战斗经验（包括女真人当时尚不太熟悉的海战），而且还接受过孙元化的系统训练，能操作欧式火炮。另外，这些人都曾在毛文龙手下任过职，既当过官军，也做过强盗，有一套笼络、团结部下的有效手段。他们的军队，都是由他们完全控制的私人式部队，与组织涣散的一般官兵很不一样。尽管最后突围到辽东的军队仅万余人，但骨干仍在，只要稍加充实，便是能征善战的悍兵。孔有德、耿仲明后来的经历，也证明了这点。　　　　
　　　　崇祯六年（1633）七月，已获补充休整的孔有德、耿仲明，为报数月前被海上邀击之仇，率兵攻打辽东重镇旅顺。　　　　
　　　　旅顺是当时朝廷在辽东半岛上尚存的最后堡垒，由总兵黄龙镇守。当时，黄龙为支援鸭绿江一线，派出水师增援，导致旅顺空虚。孔有德、耿仲明乘机发兵围攻旅顺。黄龙连战皆败，独守孤城，最后火药矢石俱尽。黄龙拔剑自刎，旅顺被攻陷。黄龙部将李惟贤、项祚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等战死。　　　　
　　　　旅顺一失，原与旅顺互为犄角的广鹿岛就成了问题。该岛守将尚可喜，本是毛文龙部下，与孔有德、耿仲明也是老关系，容易联络。于是，尚可喜在不受信任、形势危急之时，加紧与后金联系，并于崇祯七年（1634）初，率其数千属户，携带辎重，乘船离岛登陆，到沈阳降敌。他的部队被安排在辽阳以南的海州（今海城）。皇太极没费什么气力又多了一员战将。　　　　
　　　　至此，皇太极手下的汉族军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大凌河之战前，由佟养性率领的旧汉兵已以火炮闻名，而大凌河降卒又被补充进这支军队，加强了其实力。崇祯五年（1632）佟养性死后，这支军队由马光远统领。这支队伍后来成为汉八旗的骨干。孔有德、耿仲明的军队，以及尚可喜的军队，即分别被皇太极称之为“天祐兵”和“天助兵”的两支汉军，后来也被并入汉八旗，并为清朝开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孔、耿攻陷旅顺及尚可喜的叛变，给明朝在辽东的战局造成了严重后果。从此以后，明朝在辽东半岛及周边海岛已无险可守，残存的军队也很快土崩瓦解。奇怪的是，对这些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的险要之地，明朝竟不再认真对待，坐视其失。这是一个极大的败招。　　　　
　　　　崇祯七年（1634）五月，皇太极再次对明朝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先是收服蒙古的察哈尔部，然后入边，进攻明朝的边防重镇即宣府（今山西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而不与山海关防线正面接触。　　　　
　　　　战略确定以后，皇太极兵分两路，一路从上榆林出发，一路从沙哈出发，攻入蒙古境内。后金部队这次彻底解决了蒙古察哈尔部的问题。在此以前，皇太极先后几次西征，试图压服察哈尔部落，最大的一次是在崇祯五年（1632）。崇祯五年的这次西征，把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打得西逃（死于崇祯七年，1634）。本次西征，皇太极最终降服了察哈尔部，使其归顺了后金。皇太极对蒙古察哈尔等部的征服，不仅获得了重要的军事盟友，而且还获得了战马的供应基地，更重要的，是使明朝彻底失去了长城外的屏障。　　　　
　　　　后金军队于六月先后抵达长城附近。根据原定计划，皇太极将其7万精兵分成4路，于七月初攻入长城之内。宣、大一线全线告急。　　　　
　　　　宣、大一线的防护，本很虚弱，宣大总督张宗衡、巡抚胡沾恩、总兵张全昌、曹文诏等人的兵马，在皇太极的凌厉攻势下，根本抵挡不住。朝廷下令京师戒严，同时急遣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数万兵马分道救援，再命保定巡抚丁魁楚移居紫荆关，山西巡抚戴君恩移居雁门关，总兵陈洪范移镇居庸关，阻击后金兵马，保卫京师。　　　　
　　　　皇太极的几路军队攻势凌厉，势不可挡。七月初七日，攻入大同、张家口。初八日，入保安、怀来。十三日，围宣府，屯天寿山。十四日，驰入永宁（属延庆州）。十六日，围大同左卫（今山西左云），破保安州，杀知州阎生斗。后又攻朔州（今朔县）、围浑源州（今浑源）。至八月，各路军队汇集应州（今应县）。皇太极在攻破代州（今代县）后，分兵出击，西至三坌、崞县，东至繁峙（今繁峙），中至八角（八角是一要塞，在今山西西北）。皇太极则率兵进攻大同。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纷纷驰援。由于大同府久攻不下，皇太极便转攻灵邱、保安等县。　　　　
　　　　闰八月，代王母杨太妃命宣大总督张宗衡、总兵曹文诏等与后金求和。皇太极布告以申讨之意，然后攻杀保定竹帛口，杀千总张修身，再攻占宣府万全左卫（今河北万全），从拒墙堡出塞回沈阳。　　　　
　　　　些次入掠宣府、大同，皇太极虽遇一些抵抗，但总的来讲仍是出入自由，无人能敌。皇太极收兵之后，曾自夸说：　　　　
　　　　“朕入境几两月，蹂躏禾稼，攻克城池，曾无一人出而对垒，敢发一矢者。”　　　　
　　　　话虽说得有点夸口，但也没有离谱。皇太极这次再试牛刀，得胜而归，充分说明山海关以西长城防线的薄弱，以及后金、明朝之间军队素质的差距。　　　　
　　　　遗憾的是，崇祯帝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些，或者是不愿承认这些。当后金军队攻入宣、大等地时，朝廷仍发布了一纸檄文，说什么“满洲原系我属国，今既叛犯我边境，当此炎天深入，必有大祸。”接着便要归顺后金的满、汉、蒙人，立即投归天朝，并威胁说：　　　　
　　　　“若不来归，非死吾之刀枪，则死于吾之炮下，又不然，亦被彼诬而杀之矣。”　　　　
　　　　这种恫吓诈骗之言，如无军事上的实力作保证，则显得毫无意义。而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