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

时，入援京师的陕西五镇兵马，临阵哗变，纷纷逃回山西等地从乱入伙。山西的局势一下子严峻起来了。　　　　
　　　　当时山西境内的义军，主要分成两路。一路以西南部的平阳（今山西临汾）为中心，一路以府谷（今府谷，在陕晋交界处）为中心。尤其是王嘉胤部，以府谷、河曲为据点，分兵转战各地，西南攻至延安、庆阳，并杀入山西焚掠，声势浩大。这股义军人数增至3万余人，将领百人，并设有左丞、右丞等官职，下辖自号闯王的高迎祥等一大批干将。　　　　
　　　　山西当局对于这些“乱民”的态度很坚决，就是武力剿灭。至崇祯四年（1631）四月，当时尚是副总兵的朝廷悍将曹文诏等，利用杨鹤大肆招降各路义军的有利时机，率重兵围攻驻守在河曲一带的王嘉胤部。　　　　
　　　　曹文诏用重兵围困河曲，断绝其粮饷供应之道。王嘉胤缺粮之下，突围而出，向南冲杀。曹文诏一路紧追，再败之于阳城（今阳城）。此年六月，王嘉胤被部将王国忠所杀。　　　　
　　　　当时的形势似乎对朝廷很有利。在陕西方面，杨鹤招抚了神一魁；在山西方面，曹文诏等解决了王嘉胤，因此杨鹤曾很高兴地给朝廷上书，说神一魁、王嘉胤两人已除，其他的小首领不过尔尔，消灭他们指日可待。没想到陕西神一魁降而复叛，山西的义军也没有因王嘉胤之死而彻底垮掉。他们经一度低潮之后，又重新集结起来，大搅山西。　　　　
　　　　王嘉胤死后，其部众并未溃散，而是重新选举左丞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重树旗帜。王自用与各路首领深感相互联络的重要性，于是各部众共推王自用为首领，会合闯王高迎祥、扫地王、邢红狼、八大王张献忠、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闯塌天刘国能、满天星、老回回张守应、李晋王、党家、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革里眼贺一龙等部，统称“三十六营”，约有20余万。在陕西之乱被平后，“三十六营”成了反叛朝廷的主力。　　　　
　　　　山西的战火越打越烈，范围也越来越大。高迎祥、罗汝才（曹操）、张献忠等分道四出，连陷大宁、泽州、寿阳诸州县，全晋震动。朝廷急命宣大总督张宗衡移镇平阳，巡抚许鼎臣驻汾州，分路守扼防御。并派李卑、贺人龙、艾万年等率关中兵赴山西入援。许鼎臣把此三将调至手下，但张宗衡又以总督的身份，传檄三将由他本人指挥，弄得三将无所适从。义军乘机占据临县之东的磨盘山（一名连枝山），并于崇祯五年（1632）九月前后分兵三路：一路据交城（今交城），窥太原，一路据吴城（今孝义境内），窥汾州，一路突入沁州（今沁县），陷武乡（今武乡稍东）、辽州（今左权）等，形势相当危急。　　　　
　　　　崇祯帝急忙采取应急措施，调兵遣将，对付山西的危局。　　　　
　　　　昌平镇左良玉被急调赴河南堵截。左良玉原系辽东名将，虽大字不识一个，但打仗骁勇。此次因李自成等部从晋城之南突入河南，攻克修武，河南乡绅情急之下，联名上疏朝廷请救。朝廷便急调左良玉率兵2千余人赶赴怀庆堵截。李自成、八金刚、过天星等后来虽重新杀回山西武乡，不久攻克辽州，而左光斗却留在了河南，负责河南的防务。　　　　
　　　　崇祯六年（1633）春正月，曹文诏被赋予大权。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在此以前，山西的围剿，各自为政，总督、巡抚及各将领之间矛盾重重，无重臣节制。至此，曹文诏出任山西方面的前线总指挥，负责节制山西、陕西诸路兵马。　　　　
　　　　曹文诏绝非等闲人物，他是当时陕、晋前线最能干的将领之一。他是山西大同人，年轻时从军辽东，曾在熊廷弼、孙承宗手下做过军士。后由袁崇焕提拔，在祖大寿手下任游击。袁崇焕被逮后，曹文诏也随祖大寿叛逃，后投总兵马世龙，升参将。辗转回山西围剿农民军后，因功升副总兵、总兵。他在镇压陕西义军的过程中，屡建奇功，所以当时有一民谣说：“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由此可见他的威望。事实证明，他出镇山西后，山西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　　　　
　　　　崇祯帝还特谕山西各地，要求支持曹文诏等部。当得知山西有的地方官不与曹文诏合作时，他严旨责成御史弹劾纠察，重重处罚。此年五月，崇祯帝还命太监陈大全、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等四支劲旅的监军，其职掌是记功过、催粮饷。为此，崇祯帝还发内帑4万两，素红蟒缎4000匹，红素千匹，让这4位太监于军前给赏，以示支持。　　　　
　　　　曹文诏与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率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3500人，由庆阳出发，经潼关渡黄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再向山西腹地深入，参加围剿。　　　　
　　　　曹文诏部，是所有参加围剿的官军中打得最好的一支。　　　　
　　　　曹文诏在河津经短暂休整后，开赴霍州（今山西霍县）。在霍州与农民军万余人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曹文诏率领的陕西兵骁勇善战，击杀农民军首领钻天鹞、上天龙。农民军溃逸。　　　　
　　　　曹文诏旋即挥师北上，在太原之北展开攻击。先败农民军于盂县（今盂县），追击途中，在寿阳（今寿阳）之东北的方山，再次大败农民军，斩杀其首领混世王，其余部为游击猛如虎逐走。　　　　
　　　　至此，太原之北的五台（今五台）、定襄（今定襄）、寿阳等地的农民军基本被曹文诏肃清。　　　　
　　　　为保卫太原，山西巡抚命曹文诏移兵平定州（今平定），备太原之东。总兵张应昌驻兵汾州（今汾城），备太原之西。贺人龙部为游兵，以备策应。　　　　
　　　　曹文诏便以平定为据点，不断出击，连败农民军于乐平（今昔阳）、和顺（今和顺）、太谷（今太谷）、范村（太谷之东一重镇）、榆社（今榆社），把在太原附近活动的王自用（紫金梁）、马守应（老回回）部逐走。　　　　
　　　　曹文诏部继续南下，追击农民军，连败农民军于高平（今高平）、泽州（今晋城）、润城（介于泽州与阳城之间）、沁水（今沁水）、阳城（今阳城），猛击过天星、紫金梁、老回回等部。　　　　
　　　　四月底，“三十六营”领袖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今河南济源）病死。原本松散的农民军更陷入各自为战的分散局面，给朝廷的围剿提供了有利时机。　　　　
　　　　


第五章　步入深渊的内乱山西征剿（2）

　　　　曹文诏为解豫北之困境，率部进入河南境内的涉县（今河南涉县）山区，围剿涌入此地的农民军。然后攻击河南境内的怀庆（今沁阳）、济源（今济源），斩杀农民军首领滚地龙等。此时，诸将李卑、艾万年、汤九州、邓玘及左良玉等，也纷纷率部合击，战场形势一度有利。　　　　
　　　　但到了此年的八月，却传来了曹文诏调离前线、赴大同任总兵的消息。前线官军一片哗然。　　　　
　　　　曹文诏这位骁勇善战的良将，没有败给农民军，却中了自己人的暗箭。当前线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被调离了前线。　　　　
　　　　当时，有位叫刘令誉的巡抚御史，上疏朝廷，以作战不力、不援友军、骄横恣睢、虚报战况等罪名弹劾曹文诏。曹文诏与这位御史结怨，是在山西洪洞。当时曹文诏与乡居的刘令誉没有处好关系。至此，刘令誉巡视河南，曹文诏与他再次相见，仍是话不投机。刘令誉便伺机发难。　　　　
　　　　按理说，曹文诏在陕西、尤其在山西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他率部赴山西作战后，也几乎没有打过败仗。虽说偶尔也有夸大战功的嫌疑，但曹文诏连战连捷也是事实。遗憾的是，朝廷给他的结论却是“怙势而骄”，他竟然被调往大同。　　　　
　　　　导致曹文诏被调离的直接原因，仍是崇祯帝本人。崇祯帝做事，一向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而且性格褊狭猜忌。那些言官、御史等，大都善于揣摩崇祯帝的心理，顺着他的思路办事，所以这些人提出的弹劾，往往正中崇祯帝的下怀，言无不果。　　　　
　　　　说起来，曹文诏真是一位难得的将才。他不仅能征善战，而且颇能顾全大局。在陕西打仗时，他屡建战功，却总是被洪承畴压住不报，吃了不少暗亏。御史吴芪Р黄健＜词谷绱耍芪内跃ぞひ狄荡蛘蹋挥幸馄檬隆！　　　?br /> 　　　　陕西的平剿告一段落后，曹文诏又被派往山西，参加山西的围剿行动。这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曹文诏还是立即率兵进入山西，打了近8个月的漂亮仗，扭转了山西的局势。没想到刘令誉的一个奏疏，便让崇祯帝立即改变了看法，竟把这员大将调离了战场。　　　　
　　　　更倒霉的是，曹文诏赴任大同不久，便遇皇太极率兵犯边。曹文诏没有敌住后金兵的锐利攻势，丢失了大同附近的城池，被崇祯帝问罪，要撤职充军。多亏山西巡抚吴Ρ＃珈醯鄄琶闱客馊盟髯锪⒐ψ允辍Ｖ脸珈醢四辏?635），曹文诏战死，落得个悲惨下场。　　　　
　　　　或许正是曹文诏在山西用兵太狠太猛，造成了农民军纷纷避其锋芒，逸出山西，窜入了豫北、畿南。　　　　
　　　　早在崇祯五年（1632）底，就有部分农民军在李自成、八金刚、过天星等人率领下，进入河南的怀庆、修武地区，再由此地杀入山西境内的武乡，并攻陷辽州，有力地支援了其他义军。这是义军首次利用山西、河南交界地区流动作战的成功例子。也正是为了对付河南境内的义军，左良玉才被调赴河南。　　　　
　　　　到了崇祯六年（1633），农民军为了摆脱山西境内的重兵围剿，纷纷开始转移到山西、豫北、京畿南部的交界地带。　　　　
　　　　有一部分农民军，因受曹文诏兵锋压迫，从山西平定州东北的固关（故关）附近的磨口山，突破京畿井陉道寇从化的防线，进入京畿南部的顺德（今河北邢台）、真定（今河北正定）两府境内，引起朝廷恐慌。给事中孟国祚对此十分担忧：　　　　
　　　　“畿南为咽喉重地，顺德则是大平原，可以千里直走京师，没有河山之险可作屏障。现在山西有曹文诏、张应昌，河南有左良玉、邓玘，都有重兵，那么贼将去哪里呢？以往是从陕西赶到山西、从山西赶到河南，现在又转而赶到顺德了！”　　　　
　　　　为防止畿南之农民军威胁京师，朝廷急派通州兵2千、昌平兵2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8千，配合大名兵备副使卢象升布防，与山西方面会同夹剿。　　　　
　　　　卢象升率兵力战，农民军受挫后，自邢台（顺德府治所在地）西撤，越过河南武安（今武安）西北的摩天岭（此地也与山西辽州接壤），进入武安境内，与驻扎此地的农民军合兵。　　　　
　　　　此时的豫北已是连片烽火。　　　　
　　　　崇祯六年（1633）初，山西东南部的农民军分两路杀入豫北。一路南下突破仰原关，杀入怀庆府（府治河内，今沁阳）境内的济源县、清化镇（属沁阳县，今名博爱）、武安等地，一度围攻怀庆府城。另一路则向东杀入河南的林县（今林县）、涉县（今涉县）境内。河南守将左良玉连忙招架。　　　　
　　　　在涉县之西，左良玉击退农民军。　　　　
　　　　林县的农民军，因有饥民响应，声势很大，一度围攻邻县临漳（今临漳）、淇县（今淇县）。但最终也被左良玉击败。　　　　
　　　　济源的农民军，当时正在围攻怀庆府城之北的水西关，为紫金梁祝寿。左良玉匆匆率兵从彰德府（府治安阳）赶来解围，击退农民军。　　　　
　　　　出乎意料的是，左良玉不久却在武安境内被农民军杀得大败，手下的7千河南兵几乎被打得一早二净。豫北4府烽火遍地，形势陡然严峻起来。　　　　
　　　　崇祯帝急令总兵邓玘率川兵2千，加上土司马凤仪之兵，进入豫北参战。曹文诏也一度从山西进入豫北的涉县助战。　　　　
　　　　由于开始时农民军主要在山西活动，河南当局并没有认真备战。像太行山这样的险地，竟都没有派重兵设防，豫北几乎可以说是门户洞开。曹文诏在山西东南部的锐利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农民军大多转移到豫北。五月份，农民军尽至磁州（今磁县），达10余万之多，兵阵长达数十里。　　　　
　　　　直到此时，崇祯帝才不得不开始重视起豫北来。他派太监赴曹文诏等部监军，并要求曹文诏等自山西支援豫北。　　　　
　　　　六月，潞王朱常淓自卫辉府（今汲县）上疏告急，要求朝廷重视豫北局势，“早行翦灭，毋轻视贼”，给崇祯帝极大震动。崇祯帝特遣京营总兵倪宠、王朴率卒6千、马5千，昼夜兼程，在八月份终于赶赴豫北。不久，参将汤九州率昌平兵数千也赴豫北参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