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后门
赏。
这个故事非常传神地突出了魏忠贤时代的社会气氛，真实情况相去无几。“道路以目”这个词用于描写当时的恐怖氛围已不是虚指，而是实指。天启六年，一位苏州官员因事进京，将入都途中及京城内外的见闻写成《北行日谱》一卷，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惶悚恐怖的情状。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内都遭到了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行里被翻了好几遍。进京后，他连续走了几家朋友，求住一宿，没有一个人敢答应他。其中一人见他上门竟失声道：“此乾坤何等时，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见当时恐怖气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会都战战兢兢谁也不敢乱说乱动的同时，一个声音越来越响，那就是对魏忠贤的颂扬。这种颂扬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在魏忠贤授意下写成的谕旨中，充满了对他本人的褒奖颂扬：他称赞自己“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还说自己“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别人的吹捧当然还要肉麻许多倍。大学士冯铨在为魏忠贤祝寿的诗中，竟然把他说成是“伟略高伊吕，雄才压管商”，简直是古往今来第一伟人。到后来，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文盲魏四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与孔孟并尊的地位！对这类乖张的溢美之词，魏忠贤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对谀颂者大加奖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后来，这场崇拜运动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各地纷纷为魏忠贤造起了生祠。古往今来，从来没有人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各省为了讨好魏氏，造成的生祠之壮观，远过什么岳庙关庙。河南省城开封为了建造生祠，强拆民房两千多间，建成后前后九重，乃天子之数。延绥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专用的黄琉璃瓦为顶，祠内的魏忠贤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门口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建成之后，各地总督巡抚还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岁。没有哪一个活着的皇帝受到过这样的尊宠。
如此荒唐的闹剧，固然是因为魏氏一人的头脑简单，但也反映了整个民族素质在精神层面上的进一步劣化。这场闹剧，大大加剧了中华民族精神资源的水土流失。
张宏杰：魏忠贤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十三
再多的颂扬也改变不了魏忠贤目光短浅的现实。他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一直没有明确的认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冰山融化之后，自己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他只是被本能和虚荣所支配，像一个喝醉了的驭手，胡乱驾驶着大明社会这驾马车，向灭顶的深渊歪歪斜斜奔去。
但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王朝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他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伟人”、“忠臣”，怎么会作出这样不耻于人类的背逆之事？
就像当初魏忠贤获得权力的轻而易举一样，命运停止在他身上的试验也是那样突如其来。谁也没想到，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突然得了重病。这年五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三个月后，天启帝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这个庸人，在政治上迟钝得可怕。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魏忠贤对此还懵然不知。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心乐读书，十余龄即好静坐”，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本当寸磔，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贤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张宏杰：魏忠贤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十四
河北肃宁大魏庄的一座座高宅大院被查抄，没收，拆毁。这些气势轩昂的层楼叠院刚刚建成几年，有的建筑还没有最后完工。
赫赫扬扬了三五年的魏氏家族，土崩瓦解，不可一世的诸多公侯一日之间成了被人踢来踏去的死刑场上的尸首。刚刚聚敛到手的财富又一扫而去，侥幸没死的魏氏后人戴上枷锁，一步步走向遍地不毛的边疆。在那里，他们落地生根，盖起土坯房，开垦贫瘠的荒地，重新
开始了赤贫的生活。
几十年前那场赌博换来的又全部失去，魏氏家族又回到了原点，不，甚至远远不及原来的生活。
如果魏忠贤九泉之下有知，他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那场赌博吗？
何兰生：禅让是一个谎言禅让是一个谎言
禅让在儒家的字典里代表着上古圣贤政治，在仲尼门徒一厢情愿的梦想中，禅让是儒家道统战胜政统的标志。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执掌政权的领袖同时也应该是道德的完人。这就是所谓的圣人治国。按照这个逻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治国的标志性人物，只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以后，这种政道合一的政治模式才被破坏。孔子只是“素王”，虽然自命为圣贤政治的不二传人，数度周游列国，可始终与政权无缘，且屡屡厄于野人，空剩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奈。而控制政权的王霸却免不了道德权威的缺憾，在他们的视角里，天下惟有力者居之，夺取天下和保全天下，需要的只是富国强兵；至于仁义道德，那是装点殿廷、遮掩霸气的一种文饰，最多也只是包裹尔虞我诈、纵横捭阖的一层糖衣。这是儒家士子永远的遗憾。自孔子始，历代儒家领袖都在为恢复上古圣贤政治而努力。不过他们不再奢望圣人能执掌政权，他们只是希望执掌政权的领袖能成为圣人，也就是所谓“致君尧舜”。但众多儒家士子永远也不知道，恐怕也永远不想知道，这个上古政治春梦，真的存在过吗？它也许只是孔子夜梦周公醒了后的模糊记忆？如果只是因为这一点美丽的残梦，而用数千年的光阴来反复试验，那代价简直就是不堪回首。可是，历史竟真的是那么残酷。
何兰生：禅让是一个谎言尧舜禅让的政治谎言（1）
最早对尧舜禅让提出质疑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接受汉献帝“禅让”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舜禹受禅，我今方知。”在政出于曹氏的现实面前，当了多年政治傀儡的汉献帝，再也无法与没有道德包袱的曹丕并立于世了。曹丕以己心度舜禹之腹，一下子就击碎了尧舜禅让的美丽政治神话。
一部有别于正统的异类史书《竹书纪年》也支持这种说法：“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直说就是，舜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和太子丹朱，夺取了帝位。舜一上台就进行政治肃反，迅速铲除忠于帝尧的政治势力。透过《尚书》的正统文字，我们依稀还看到这之中的残酷和恐怖：“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在演了受禅的一出戏之后，舜就迫不及待地诛杀了忠于帝尧的前朝重臣，用杀猴给鸡看的策略，来警告任何敢质疑其权力合法性的异见人士。也只是在这种屠杀的恐怖之下，天下人才被威服。《尚书》的意思很明显：“四罪而天下服”—如果不采取这种非常而坚决的手段，如果不放弃妇人之仁，也就是说，不对帝尧的“四大护法”下重手，则天下是不能服的。现在让我们剥下儒家描在舜身上的美丽文饰，看看真实的舜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舜起自田间，躬耕历山。一个乡下的穷孩子，在和平年代又怎么能有那样大的造化呢？从一个普通村民，数十年间竟能先娶帝尧二女，成为朝廷重臣，再为摄政王，最后践天子位。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也不能说舜没有过人之处和独得之秘。
在和平年代，获得政治地位自有它的一定程序，比不得乱世，王侯将相多出于草莽。因此，和平于小百姓是福气，但于政治野心家却不能不说是个限制。但对于真正有手段的政治高手，和平未必就是障碍。我们知道，科举时代通过考试获得进身之阶；在科举之前，选拔官员是征辟。所谓征辟，就是朝廷听说某人有贤名，就下诏调他为政府效力，就是让他出任官员。因此，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要想进入政治轨道，就不能默默无闻，就必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可是怎样才能博取名声呢？无非是德行或才能出类拔萃。但以才能显名于世，不如用德行获得名声来得快。因为，才能要到为官用事时才会看出来，可德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所谓大德只在细行，每一件小事都可以彰显一个人的高尚品德。所以呢，世上有志“兼善天下”、等待朝廷征辟的人，就在德行上猛作功夫，不是以隐逸山野来彰显自己淡泊名利的高行，就是以事亲至孝来获得孝子的美名，或者以仗义疏财获得一方善人的荣誉称号。这在征辟制度实行得比较积极的汉代最明显。
舜的独得之秘就是他的做秀功夫一流。舜所以被帝尧征辟用事，就在于他在德行和才能上都获得了非比一般的社会声誉。他在隐逸、孝行和才能上都下了一番功夫。他首先在孝上着力，不过这也得力于他全家的配合，他们甘当负面的配角，为了舜的政治崛起，落下千古骂名。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话，那舜的“军功章”上怎么着也有他父母和弟弟的一半。史载舜“父顽母嚣弟傲”，他的父亲、继母和异母弟，为了杀害他，费尽了手段。这里有些让人不明不白，舜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舜在家庭里面的对手为什么屡屡要对他赶尽杀绝？甚至更不可思议、不合情理的是，在舜已经做了帝尧的女婿之后，他的家人还在继续进行对他的种种谋杀活动，在舜修谷仓时火烧谷仓，在舜穿井时落井下石，种种都志在杀之而后快。虽说有后妈就有后爸，但舜的父亲也未免太冷酷无情了吧。要说杀舜是他弟弟象为了独得家产，但在舜贵为驸马后，对于自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