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落的红颜

也为了以防万一，他只得选择宗室幼童养在身边。

　　虽然儿女全无，但是宋真宗做为父亲，神经还是相对比较大条的，能够熬得住。但是对于身为母亲的郭皇后来说，却是难以承受的。她嫁给真宗十余年，前后亲生的三个儿子有两个很早就夭折，赵祐好不容易长到九岁又随兄弟们去了，郭皇后面对这样的打击，悲伤过度，身体一天天地垮了下去。

　　景德四年正月，赵恒率后妃宗室往西京朝陵。他不但祭扫了祖父母、伯父母、父母，也祭扫了早死的第一任妻子潘氏。同样，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堂兄弟和儿子们，都一一祭奠。

　　然而这一次的朝陵，却再一次触动了郭皇后的哀思。返回开封后不久，她就一病不起，很快就在四月十六日离开了人世，享年仅三十一岁，谥庄穆。对于品行出众、贤惠宽仁的皇后早逝，赵恒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都郁郁寡欢，直到秋天仍然对宴乐毫无兴趣。

　　郭皇后终于摆脱了无休无止的丧子之痛，赵恒却再一次成了鳏夫。

　　丧妻失子，国事兵事又没有平静的时候，宰相王旦当面指摘宋真宗治下的王朝不是“圣朝承平”；王钦若为了打击寇准，又说宋真宗御驾亲征的“澶渊之盟”只是被寇准利用而已，这果然达到了离间真宗与寇准的目的，但是更将宋真宗的面子和信心弄得渣都没得剩。宋真宗日子很不好过，急于弄点什么表明自己的能力，于是王钦若适时地加以引导，真宗便转而相信起了祥兆瑞梦，沉湎在自己幻想出来的“天书”“神梦”中不能自拨。连年号都改成了“大中祥符”。

　　上好则下效，几年间举国上下共谱“天书奇谈”，瑞芝仙草一类更是如潮水般涌来，光是王钦若一次过就进献了八千株之多，从前史书上记载的仙芝都是“偶现”于世，到这里却达到了开铺子都怕积压的程度。

　　天书奇谈发展到后来，就连一代名相寇准都被套了进去，他在被贬出京之后，和地方官创造出了又一起天书祥瑞，获得了重新起用为宰相的机会。

　　这一场天书奇谈，搞得整个国家乌七八糟，士大夫们没了道德准则，老百姓们都晕头转向。直到十几年后才算完事大吉。

　　不过，这个“大中祥符”和“天书祥瑞”，能够使真宗如此自打麻药自陶醉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除了重新找回的“圣明”信心，后宫也再次给真宗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又一名皇子降生了。真宗终于又有了亲生儿子，不必以宗室之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了。

　　这名降生人世的皇子，是真宗的最后一个儿子，也就是未来的宋仁宗赵祯。他出自刘娥侍女李氏的腹中，却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只认刘娥为母亲。

　　李侍女是杭州人，出身卑微，生性寡言沉静，入宫后便做了刘娥宫中的侍儿，偶尔也为真宗侍寝（又是一个平儿式的通房大丫头）。大中祥符元年的一天，她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有一个赤脚羽衣的仙人从天而降，还说是来给她做儿子的。醒后她将这个梦说了出来，顿时使真宗和刘娥都喜上眉梢。

　　真宗之喜自不必说，刘娥之喜更有缘由：真宗多年来对她始终一往情深，郭氏去世后，真宗一直想要将刘娥册为皇后，可是刘娥出身卑微又没有子女，士大夫们都坚决反对，要求真宗册立十四岁的沈氏为皇后。沈氏是大中祥符元年才入宫的，虽然年幼却出身高贵，是宰相沈伦的孙女。

　　进谏的群臣可算是弄不明白行情。当年赵恒做为小皇子，迫于皇帝老爹的压力，尚且要打些埋伏，如今他已经身为皇帝，怎么还受得了这起大臣们又拿“出身论”来难为自己。大臣们越是叨叨，他越是下定决心非要册立刘娥为皇后不可。然而真宗也知道，刘娥这时已经年过四十，几乎是没有了生育的指望，既无子又无背景，要立皇后谈何容易，于是他干脆让皇后之位空缺，闭口不谈立后之事。——如今刘娥的贴身侍女居然做了一个大吉大利的孕儿之梦，真是瞌睡碰到了枕头，“借腹生子”的妙计立刻就跳了出来。

　　此后不久，李侍女果然怀上了身孕。真宗闻讯大喜，闲暇游赏之时总不忘将李氏也带在身边。

　　有一天，李氏在随真宗登台远眺的时候，头上的一枝玉钗却不慎掉下高台。李氏心中不喜，真宗却在心中暗卜：若是玉钗坠地仍然完好的话，则胎儿当为男孩。待侍从将钗呈上一看，果然没有任何损伤，真宗不禁心花怒放。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10）四月十四日，李氏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孩子一堕地，李氏做为母亲的权利和义务也宣告终了——真宗早已向世人宣布刘娥有孕，并且早在孩子出生前三个月便晋封刘娥为“修仪”了（杨氏晋封为婕妤）。现在这个男孩也就顺理成章地归到了刘修仪的名下。不过刘娥也并没有亲自抚养这个儿子，而是将赵祯交给了杨婕妤照料。

　　这位杨婕妤，是刘娥的成都同乡，比真宗和刘娥小十六岁。她生性机敏通达，与刘娥亲如姊妹。真宗爱的既是刘娥，自然也对这位顺从刘娥的妃子好感倍增，因此凡逢晋封刘娥，也就都少不了杨氏的一份。这夫妻三人之间，可谓毫无芥蒂，相互间都十分信任。年过四十的刘娥在养育孩子方面，精力自然不如二十出头的杨氏，因此她毫无顾虑地将孩子交到了杨氏的怀中，让这位比自己年青的妹妹代行哺育之职。

　　在这样的安排下，乳名受益的赵桢成了真宗与刘娥、杨氏的儿子，真正亲生孩儿的李氏在整件事里只扮演了一个“代孕”的角色。她只得到了一个“崇阳县君”的封号。

　　不过对比起历史上其它的类似事例，真宗和刘娥表现得要有人情味得多。或许出于愧疚，真宗此后仍然频频召见李氏，而刘娥也默许了真宗的举动。

　　不久，李氏又生下了一个女儿，晋封才人，正式进入妃嫔行列。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小公主象她的五位异母哥哥一样，很早就夭折了。李氏做母亲的愿望又一次遭到了打击。

　　女儿的夭折，使李氏再一次自认“命薄”，没有做“皇子母”“公主母”的福份，她选择了沉默。终其一生，她都没有对自己不能与亲生儿子相认的事情表示丝毫的不满，没有做过或者试图做过任何想让赵桢知道真相的举动——也许是出于对真宗和刘娥地位权力的畏惧，但也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无福会影响孩子的福份。对于一个活在“天命祥瑞”之下，没有什么学识的女人，只怕后者起的作用更大。

　　儿女频频夭折，对做父亲的真宗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和众多妃嫔们，似乎都没有为人父母的“好命”，因此当后宫随后又为他生下一个公主之后，他立即将这最后一个孩子舍入道观，出家为女道士——这位公主果然顺利地长大成人，似乎再一次证明了后宫无福为母的说法。于是终真宗和刘娥的一生，这位小皇女都没有被晋封为公主，直到赵桢即位为帝，她才受封为“卫国长公主”，号清虚灵照大师。

　　归养刘娥的赵桢，便在这样的情形下，成了真宗唯一的孩子。

　　四、正位中宫

　　（纵观整个立后过程，细数真宗与刘娥之间共度的岁月，实在不能不佩服两人之间的情份之深。）

　　赵祯既然归到了刘娥的名下，真宗便开始计划册立刘娥为皇后了。更何况刘娥通晓书史，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已经成了真宗真正的内助。

　　不过，大宋王朝的士大夫与其它朝代可不一样，极敢在皇帝面前甩派头、管皇家的闲事。对于后宫的隐私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可也心里有数得很——尤其是高品的官员，几乎都对刘德妃“生”太子的真相了如指掌。因此真宗不得不想着法儿迁就他们。在赵桢出生后的几年间，真宗凡欲“立之”，刘娥便定要“固辞”，以此平息士大夫们的汹汹议论。

　　这拉锯战打久了，真宗终于还是忍不住了，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十一月，真宗晋封刘娥为“德妃”，开始为她立后做最后的准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宰相王旦忽然宣布他“病”了，拒不上朝。刘娥对士大夫首领的这一行动的含义自然是非常了解，只得再一次向真宗“固辞”，表示自己甘愿不做这个皇后。

　　真宗却不想再拖了，为了不招惹老宰相和他背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决定先给宗室及内外官员们先升官赐赏——王旦加侍郎兼清昭应宫使，向敏中加中书侍郎，楚王加太师，相王加太傅，舒王加太保……

　　即使如此，真宗仍然不免心虚，于是册后礼仪一应从简。既不让地方官进贺，也不搞封后仪式，封后诏书也回避朝臣公议，只下令将封后诏书传至中书省，自己家里宣布一下就完事。

　　就这样，牛叉哄哄的士大夫们仍然不甘心，当真宗找翰林学士写封后诏书时，第一个选中的杨亿也给他来了个当面拒绝。真宗没办法，只得另请高明。

　　一通忙乱之后，十二月丁亥，德妃刘娥终于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后——这时，她已经四十四岁了。

　　赵恒和刘娥从十五岁相遇到终于成为正式夫妻，至此已经三十年了。

　　（纵观整个立后过程，除了佩服真宗与刘娥间的情份，就是不得不对宋朝的知识分子表示羡慕：敢在皇帝面前挺腰子的读书人历朝都有，而挺了腰子还能高待遇加善终的，恐怕只有宋一朝……）

　　成为皇后的刘娥，从此成为真宗赵恒名正言顺的内助。她才华超群，不但通晓古今书史，而且记忆力极佳，朝政事务和大臣们的彼此关系，她只要听一遍就能把来龙去脉和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在皇宫内务方面，她也努力做后宫表率，除了大型典礼之外，她的服饰简朴得与寻常宫嫔没有什么区别，处理宫中家务事也都遵照从前的定规而没有任何逾越，宫中都对她心悦诚服。

　　做皇后做到这样的程度，那也就怪不得赵恒对刘娥越来越倚赖了。真宗每天退朝之后审阅奏章到深夜，都要刘娥陪在身边，时时询问刘娥的意见；而外出巡幸之时，也一定要与刘娥同行。经过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已经由“少年夫妻”顺利地过度到了“老来伴”的时间段了。

　　然而无论怎样，对于赵恒执意立刘娥为后、刘娥出身低贱之事，以宰相李迪和寇准为首的士大夫群仍然心有不甘。尤其对于刘娥参与政事，他们更是相当反感。刘娥自然也知道高处不胜寒，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她开始笼络自己的势力——这些人以钱惟演和丁谓为首：赵美娶了钱惟演之妹，而丁谓则是钱惟演的姻亲。两派势力势必要有一决高下的一天。

　　五、皇后的能量

　　天禧四年（公元1020）二月，赵恒患病，难以支持日常政事，上呈到皇帝那里的政务实际上都由皇后刘娥处置，一时间丁谓一派势力大盛。

　　同年六月，朝中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事情起于宰相寇准。

　　寇准无疑算是中国比较正派而有才干的宰相，但是自当年被贬相复相以来，他对权力的欲望已经不可避免地大涨。这从天禧年间，他为求恢复宰相之位不惜制造“天书”、将扰乱民生的祥瑞再火上浇油一把就可以看得出来，复相后他也致力于培养自己亲信朋党。而常言道，恃才者多半傲物，寇准也不可避免有这个特点。

　　其实朝中有些人，原本是愿意依附寇准的，但是寇准自视甚高，言行不检，经常毫不回避地显示出鄙视之意，这些没有必要的一时之快使他树敌甚多，其中便包括原本对他言听计从的丁谓，并使更多人无可选择地倒向了丁谓一方。此后寇准又因处治刘氏在四川的宗族而得罪了刘娥，更使得两者水火不容。

　　寇准自然也知道，刘皇后成了事实上的掌政者，对于他这个宰相意味着什么。于是他更用心地笼络真宗身边的近侍宦官。

　　真宗抱病日久，不免担心自己天年将尽，偶然也有过想让皇太子监国的想法（注意是“偶然”。事实上两年前他健康之时，连立太子都是很不情愿的，唯恐一旦册立太子会形成“朝中二君”的形势）。而这个偶然的想法他曾和自己的亲信太监周怀政商量过一次。

　　而这个周怀政是属于“寇准派”的，而且立刻就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寇准。寇准自然对这种前景心驰神往——太子才十岁，他能监国吗？实际上的监国者那不就是以寇准为首的士大夫了？不但可以彻底消灭丁谓一派，更能够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寇准决定兵行险着，决定打铁趁热，立即抓住一个机会向真宗提出让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的建议。而真宗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