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落的红颜

　　在这个节骨眼上，孙太后终于振作了起来，采纳了于谦的建议，决定死守北京城，不向也先示弱。

　　第二天，孙太后传下懿旨，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监国；四天之后她再次传旨，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以示大明王朝国本稳固之意。

　　与此同时，在都御使陈鉴等人的面奏之下，王振诛九族；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及宦官毛贵、王长，更被群臣当廷捋袖除靴，活活殴死。

　　这时的大明王朝，可算是在风雨飘摇之中。由于国无长君，人心浮动，也先更挟持着英宗想要趁机将明王朝一古脑儿吞掉。一时间，议立新帝成了北京城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是必须要取得太后首肯的。于是，这个天大的难题就摆在了孙太后的面前：假如不立新君，则大明王朝可能就面临覆灭之险；假如立了新君，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英宗会有怎样的遭遇？如果要立新君，又该立谁？——这个四十来岁的寡妇，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道天大的难题会摆在自己的面前。

　　当孙太后明白这是一个必须做的决定之后，她首先想的是朱氏诸亲王中真正的“长君”：婆婆张太皇太后的小儿子襄王朱瞻墡。当年宣宗早逝的时候，张氏就有心想要立襄王继承帝位了，何况他不但年长，而且人品贤德享有盛誉，当年就曾经婉拒帝位。假如立襄王为帝，也许儿子英宗返回之时，他也能够象当初那样让位，将帝位顺利归还自己的儿子。于是，孙太后传下懿旨，取襄王金符入宫。

　　只不过，襄王本人身在长沙，对于北京城里迫在眉梢的局势来说，他实在是离得有些远了。更何况他并不是留守众臣心目中的人选——他们所想拥立的新君，是奉旨监国的郕王朱祁钰。于谦为首的群臣从当时的紧急情形出发，向孙太后群谏，提出了这个要求。无可奈何的孙太后终于点头应允由庶子继承帝位，但是她坚持一点——皇太子仍然得是自己的亲孙子、英宗之子朱见深。

　　九月六日，二十一岁的郕王朱祁钰即皇帝位，遥尊陷身瓦剌的哥哥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他就是明代宗。

　　景泰帝即位数天之后，襄王朱瞻墡的表章才送到孙太后手里，他再一次婉拒帝位，提出长君与否并不重要，应该让皇太子朱见深称帝，郕王监国。应该说，襄王的建议更为稳妥，但是事已至此，孙太后还有什么话可说？

　　景泰帝的生母是宣宗的吴贤妃，在宣宗为太子时她就已经入宫。不过据野史说，吴贤妃的出身并不高明，她是宣宗叔父、汉王朱高煦的侍姬，朱高煦谋反被诛后她被宣宗看中，安置别宫并生下儿子的。不管怎么样吧，吴氏毕竟只是宣宗的妃嫔，景泰帝名份上的母亲仍然得是孙太后，更何况他的即位也得到了孙太后的依允，在情在理他都不能将孙太后丢在脑后。因此，在景泰帝即位三个月后，他仍然首先为孙太后上尊号为“上圣皇太后”，然后才封自己的母亲吴贤太妃为“皇太后”。

　　于谦确实没有说错，大明王朝立了新君的消息，不但使北京保卫战有了主心骨，更使得也先大怒如狂。也先挟着英宗几度进攻北京，最终还是一败涂地。他终于觉得英宗非但不能给自己带来轻取天下的好处，反倒成了一个烫手山芋。

　　与此同时，当上了“上圣皇太后”的孙氏心情并不轻松，她仍然时时刻刻地为养子悬着心。为了向儿子表示自己策立新君的不得己，也出于多年的母子亲情，只要有机会，她就要派人前往漠北看望英宗，将御寒裘衣带给他。养母所派的使者与书信衣物，恐怕是被羁异域、失去皇位的英宗最大的安慰了。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因为于谦压着瓦剌打了大胜仗，也先甚至没有提出任何条件的余地，就答应了归还英宗。八月初三，英宗终于被也先由漠北送还。抵达北京之后，景泰帝率百官于东安门迎接。仪式之后，景泰帝将二十二岁的哥哥迳直送进了南宫。英宗迫不得己地过上了“太上皇”的生活。

　　儿子安全返回，对孙太后来说，是喜出望外的事情。然而欢喜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因为景泰帝明显露出了恋栈皇位、沉溺酒色的表现。这不但使孙太后满怀不安，更使以于谦为首的拥立众臣大失所望。

　　虽说英宗惑于王振为首的寺宦，惹出了几乎塌天的大祸，但是说句实话，景泰帝的人品也不怎么样。他最热衷的消遣就是将银豆金钱洒在地上由宫女太监争抢，并且首开大明皇帝召妓入宫的先河。

　　在孙太后乃至朝臣的心里，景泰帝保国有功，不把皇位归还兄长本来倒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景泰帝的所作所为却使所有的人都寒了心。

　　景泰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是英宗二十三岁生日。礼部尚书胡濙上表，请景帝允许群臣前往延安门向“上皇”朝贺，景帝不允；景泰二年元旦，文武百官再次上书，请求在向景帝贺新年之后，让大众再去向“上皇”行礼，景帝仍然不允。开了这个头，往后就做定了例子，每一年“上皇”英宗的生日和新年朝贺，都被他断然拒绝。

　　皇位渐渐稳固之后，景帝又有了新的想头——废英宗之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

　　别说孙太后无法接受这样的决定，就连景帝自己的母亲和皇后都无法接受。

　　但是这难不倒景帝。景帝的亲信太监（又是太监）王诚、舒良献上计策，赐给几位重臣金钱，先把他们的嘴糊上，再等待合适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很快就到了。

　　广西土官黄矰心狠心辣，将亲弟弟一家灭门。事发之后，自知罪重的黄矰决定铤而走险，向景帝上了一道改立太子的奏章。章帝得书大喜，不但饶恕了这个残杀手足的刽子手，还将他高升几级（焉知景帝自己是不是也有拿英宗下刀子的想头？）。

　　景帝随后将黄矰的表章拿出来当众廷议。众臣瞠目，都不敢发言，只有少数几个胆气壮的提出此事不宜。然而，在景帝亲信太监兴安的训斥之下，这微弱的声音很快就消弥于无形，包括于谦在内的群臣，都不得不在赞成改立太子的表章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也就此奠定了他们不得善终的结局。

　　景泰三年夏天，景帝如愿以偿地颁布诏书，废侄儿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同时，废反对易储的汪皇后，立朱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朱见济只做了一年太子就夭折了。

　　朱见济死后，朝臣们再次建议景帝复立侄儿为太子。景帝此时原形毕露，将所有上书的大臣一一贬官、杖责，其中御史钟同更被活活打死。

　　景帝大发作一通之后，转而开始疑心幽闭南宫中的哥哥英宗。察知皇帝的心意，景帝身边的太监也一个个地跟着势利眼儿。到后来，英宗名为“太上皇”，日常供应却非常微薄，甚至于出现断顿无粮的情形。以钱皇后为首的英宗后妃们，不得不操持女红，做一些绣品出售，换些食物以维持生计。

　　儿孙落得这步田地，孙太后的心情可想而知。虽然宫中耳目众多行动不便，她仍然想方设法好几次进了英宗所居的南宫，给他带去食物钱财。在这方面，她多少得到了景帝生母吴太后的帮助。也算是她从前善待吴氏所得的回报。

　　孙太后探视儿子以及群臣同情英宗的消息，自然逃不出景帝的耳朵。为了防止孙太后入南宫、防止有人越过高墙谒见英宗，景帝采纳了亲信太监高平的主意，将南宫中的树木尽数砍伐。这时正是盛夏（公元1455），没有了赖以遮荫的树木，也不能再见到母亲，可以想象衣食不继的英宗会有怎样的心情。

　　景泰八年正月，年方三十岁的景帝忽然重病不起。十一日，群臣请复立沂王为太子，景帝仍然坚持不允，并称自己只是小病，还定下十七日早朝之期。然而他的真实病情，武清侯石亨是非常清楚的，他决定来一场豪赌，便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以及徐有贞等人谋划迎立英宗复辟。

　　十六日，徐有贞等人先将消息报给孙太后，得到了她的应允（她有什么可能不应允？）之后，众人越发心雄胆壮，于十七日凌晨时分撞烂南宫围墙，将灯下读书的英宗拥了出来。

　　于是，十七日临朝议事的，就变成了复辟的英宗，而不是病体支离的景帝。得到这个消息的景帝只能连呼“好、好、好”，然后面墙涕泣了。两天后，景帝病逝。

　　石亨和徐有贞等人因为拥立有功，一时间英宗对他们言听计从。而这两个心胸狭窄的家伙，头一件大事就是尽情干揽军政大权，并且公报私怨。很不幸的，于谦等人正在他们的私仇名单之上。

　　说起来，石亨确实曾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功劳，但是他能够尽展才干，功成名就，当初还是靠了于谦的举荐，然而这人是头不折不扣的白眼狼，到此时却非要将于谦置之死地不可。由于实在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他们便给于谦扣上了一个“意欲”谋逆的罪名，说他想要迎立襄王世子为太子，并据此判定凌迟重刑。

　　英宗对于谦保家卫国、迫使也先释放自己的功劳心中是非常感激的，更何况当初景帝压根就不想迎归英宗，还是多亏于谦的主张他才能够归国，不至于客死异乡。因此他辩道：“于谦实有功，不应加刑。”孙太后听说这个消息，也悲悼数日之久。然而英宗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初初复位又百事仰赖石亨等人，最终还是签下了这道行刑书。万幸的是，英宗和孙太后没有再听他们的话，坚持不肯将于谦灭族，仅判流放。

　　于谦之死，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桩奇冤。1465年，英宗之子宪宗朱见深终于为于谦平反冤案，恢复了他的官爵名誉，谥“肃愍”，赠太保。万历年间又改谥“忠肃”。

　　于谦是钱塘人，据说曾有一个异僧在他七岁时预言，他将成为“救时宰相”。可叹的是他虽然救了天下却没能救自己。于谦死后他的女婿将他的遗骸迁返故乡，安葬在西湖边的青山上。于谦墓和岳飞墓遥相呼应。后人因此感叹：“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逼着英宗杀死于谦后，石亨徐有贞等人又兴风作浪，将自己忌惮的官员都打下狱中，其中被杀的不在少数。后来他们又为了争夺权利发生内讧，英宗终于忍无可忍，不久又找到了襄王当年让帝位、请求尊崇“上皇”的表章，明白了叔父朱瞻墡为人忠顺，越发懊悔错杀于谦。终于在复辟后的第四年将石亨斩首（徐有贞则早两年就被石亨给丢出去流放了）、曹吉祥一家也于天顺五年被诛。

　　朝堂上如此的折腾，对于后宫的孙太后来说也轻松不了。景帝去世后，英宗一度想要找景帝的母亲、妻子、女儿们的麻烦，最后他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仅仅是降了她们的封号而已。这道为吴太妃等人保命的诏书，就是出自孙太后的意旨。由此可见，孙太后总算不是居心歹毒的女人，当年盗子也属无奈之举——话说回来，幸亏英宗做了孙氏的儿子，因为宣宗绝不可能将英宗的生母册为皇后。假如英宗不是借孙氏成为“皇后之子”、景帝身为庶子没法怎么着嫡母的话，英宗很可能没法在南宫里平安呆八年。

　　英宗复辟后，对母亲的感激是不必说的。因此，在天顺二年（公元1458）正月二十二日，他为孙太后上徽号为“圣烈慈寿皇太后”，并颁行优老之政。继当上第一个得到金宝的贵妃以后，孙氏又当上了有明一朝第一位得到徽号的太后，天下的老年人也因此分沾了好处。

　　当一切都逐渐平息下来，终于看见儿孙重振的孙太后又恢复了她平静的生活。

　　天顺六年（公元1462）九月，孙太后病逝。英宗为她上谥号“孝恭懿宪慈仁庄烈齐天配圣章皇后”。两个月后，孝恭孙皇后入葬宣宗的景陵。

　　孙太后去世之后，英宗的身世真相渐渐也就传了出来。英宗钱皇后因此向英宗进言，希望能够为无辜被废的胡善祥恢复皇后名誉。

　　天顺七年闰七月，英宗下诏，为胡善祥上谥号为“恭让诚顺康穆静慈章皇后”。不过胡氏毕竟是宣宗的离异之妻，因此她不能与宣宗合葬，英宗因此为已经死去十八年的胡氏另修陵寝，以后礼安葬。

　　然而由于年深月久，再也没有谁能够确切证明谁才是英宗的生身母亲。而对于英宗来说，孙太后毕竟是抚养自己并共渡难关的嫡母，因此孙太后身后待遇仍然没有丝毫的降低，她仍然是宣宗后宫中，唯一能够和丈夫合葬并共同承受后人香烟的女人。

　　（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