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落的红颜

　　按照顺治帝、康熙帝的先例，无论是太后理政还是辅政大臣摄政王理政，小皇帝到十四岁时就应该大婚亲政了。然而在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同治帝已满十三周岁进入十四岁，他的婚事、他的政事，却仍然没有一点动静。

　　同治帝没能早日成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的生母慈禧太后不同意。慈禧太后不愿早点让儿子成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她不愿意交出手中的权力。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同治帝自己的表现也非常令人遗憾，使得慈禧太后有岔子可寻。

　　据同治帝师傅翁同龠的日记记载，同治帝厌学，甚至公开对帝师抱怨，说自己每天要早起向两宫太后问安，又要陪着精力旺盛的太后们临朝听政，又要到弘徽殿去读书……少年皇帝对母亲们的安排怨声载道，宣称自己“当差劳苦”。做为一个十来岁的孩童，载淳的抱怨还是值得同情的，因为他承担的压力确实太大，慈安太后对他倒还时有溺爱放纵，慈禧太后却是个信奉“不打不成材”的，对他要求极其严格，没有给儿子安排丝毫玩乐的时间。载淳六岁入学，学业极其艰深，文武军政俱全，一年间只有三十余日全假、四十余日半假，除夕之日也只能提早放学而已。从入学之日起，载淳做得好是应该的，也就得不到褒奖，稍有略有犯错，慈禧太后的训斥却从不曾含糊。时间长了，同治帝想不厌学恐怕也难。不过即使如此，同治帝的学业还是有可观之处的，偶尔也会给帝师们带来意外惊喜——但可惜的是，慈禧并不曾将儿子与同龄人相比，她是将他当成一个皇帝来要求。同治帝的厌学也就越来越厉害，最终发展到逃学、与陪读的宗室子弟溜到宫外浪荡。

　　慈禧有意无意地贬低同治帝的学习成绩，除了她确实可能有些“拔苗助长”的倾向之外，更引人猜测的原因恐怕就是她希望借贬低儿子的学业，向朝臣暗示小皇帝还未有独理朝政的能力，以此延长自己掌权的时间。然而恐怕她自己也不曾想到，儿子最后竟会发展到去宫外浪荡的地步。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同治帝是一个命运极其不幸，却也极其任性倔犟逆反、甚至有些自甘堕落的少年。虽然他是个皇帝，自幼被世人捧在最高处，他却总喜欢做些在普通人眼里都很不上台面的事情。

　　和生身母亲一样，同治帝也爱看戏，而且他还爱自己唱戏。但是他却从不愿在戏中扮演主角，反倒是乐于演些下里巴人。据记载，他曾经给两宫太后和其它的太妃们演过戏，这倒还可以用孝道来解释。但有一次，他偏要在一出《黄鹤楼》中演配角赵云，让太监演主角刘备，而且坚持要“遵守剧情”在台上向太监行大礼参拜。——关于这一点，即使是野史的记载者都忍不住叹息：道光帝也演戏，可都是演的孝子，而且在出演的戏中绝对不让别人演帝王角色，同治帝却乐于给人打下手，真是戏运如命运。

　　对于小皇帝如此不自重，帝师和王公大臣们焦虑万分。终于忍不住给了同治帝一点教训。当然他们不敢教训皇帝，而是教训跟他搭档的人。那个人就是恭亲王奕的儿子、同治帝的陪读载澄。当载澄某次“投入”地在戏中扮演高于同治帝所饰的角色之后，恭亲王终于大发作，把儿子关起了禁闭。

　　然而小皇帝并没有吸取教训。此后他的戏虽然唱得少了，却发展了另一项可怕的爱好：当起了武戏教头，逼着太监们练习翻筋斗。小皇帝的训练命令对于年长些的太监来说等于酷刑，有很多太监就在这样的训练中丢了性命。

　　稍大些以后，载澄对小皇帝的“陪读”内容又增加了一项：带小皇帝出宫冶游。也因为如此，野史中就留下了很多同治帝在宫外的事情，最有名的莫过于儿时的同治帝在宫外吃小食，让摊主拿着自己的欠单进宫讨帐，慈安太后溺爱儿子，替他在慈禧太后面前隐瞒，还代还了五十两银子的故事。这故事当然也显示了慈安太后与同治帝的感情，但也显示了小皇帝自儿时便到处游荡的事实。当时小皇帝年纪还小，大约除了欠些零碎帐目外没干出什么别的事迹，随着载澄被恭亲王处罚，也就不得不收心了。然而再过数年，当长大些的他感觉到家庭生活不如意、政治权力也不如意之后，这位少年皇帝“重温旧事”的记录，就实在糟透了顶。

　　同治帝的家庭生活不如意，原因很简单：他没有依从生母的意愿，而是依从了嫡母的意愿，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而且还在婚后经常亲近这位妻子。这当然已经足够让慈禧太后不满了，更糟的是阿鲁特氏还与慈禧太后关系非常恶劣。

　　在多数的描写中，阿鲁特皇后在慈禧太后面前完全就是个受气的小媳妇，同治帝亲近珣妃没问题，亲近瑜妃也没问题，可是只要亲近皇后一回，慈禧太后就要跟皇后为难一回，非要逼着儿子把皇后的机会统统让给自己中意的慧妃不可。慈禧太后有句名言，大意是：“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谁一辈子不痛快”。阿鲁特氏不幸在选后那一刻就犯了这位不好惹的婆婆了。

　　不过，仅仅是选后那一个瞬间，并不是全部的原因。在大婚以后，阿鲁特氏做为同治帝的妻子，眼见慈禧太后没有完全将权力还给丈夫，又有外祖父家族的旧恨，对这位婆婆的态度也是很生硬的。

　　关于阿鲁特氏为何态度生硬，宫廷女官德龄的解释是因为阿鲁特氏知道慈禧太后入宫前曾经与荣禄有过婚约，做了太后又给荣禄升官，因此认为慈禧太后不够清白，不配做太后。——荣禄是不是真与慈禧太后有过婚约呢？这事可真是天知道。仅从表面来看，荣禄入官场并升官是因为慈禧“顾念旧情”，那真是不可能的事情。

　　荣禄字仲华，是满洲正白旗人，生于官宦世家，小慈禧一岁，咸丰年间以荫生出仕为官，做到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犯法被革职，然后又花钱买了个直隶侯补道的准五品官儿。荣禄此次革职是肃顺办的，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与肃顺有仇，在“辛酉政变”前后便站到了恭亲王与两宫太后的阵营里。这场政治投机很成功，同治年间他先是到神机营当了个五品京堂，又在大学士文祥的推举下升迁到了内务府大臣之职。因此，同治帝死时他参与了策立光绪的过程，并且为恭亲王出了个“俟嗣皇帝有子，承继穆宗”的建议。光绪初年当上了步军统领、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然而他很快就得罪了慈禧太后——1879年，慈禧太后想要自选宫监，荣禄表示反对，说有违祖制。大概是话说得不够婉转，慈禧太后就借个因头把他官职给免了，整整把他晾了十几年。1891年，荣禄百般钻营终于获得起复，却只能被赶出北京城去当西安将军。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荣禄终于找到机会回京，并借机大拍恭亲王和李莲英的马屁，终于挽回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好感，又恰逢甲午海战，他获得了留京办理军务的机会。这一次他学乖了，不但自己大拍马屁，还让自己的老婆时常进宫讨慈禧的欢喜，于是官运大有长进。循次当了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898年，在“百日维新”之后的“戊戌政变”中，他立下大功，终于完全得到了慈禧的信任，成为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主管兵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近畿武卫五军。死后还追赠了一等男爵。

　　尽管荣禄婚约之事靠不大住，但阿鲁特氏看不起慈禧太后，认为她身份低贱而且“德行有亏”，也还是说得过去的。

　　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太后爱看“粉戏”，也就是言情戏，大约是想借此排遣自己寡居的寂寞。她看戏时当然不会如我辈小民般自己买张票猫在角落里看完算数，而是要让大批的内宫女眷们相陪。阿鲁特氏皇后做为正牌儿媳妇当然也在陪客名单中。然而年青的阿鲁特氏既然出自书香世家饱读经典，如今又是皇后，当然在人前表现得极其不满“淫秽的戏目”，慈禧太后传戏时她经常借故不去，实在推不掉前去的话，也是正襟危坐，目视戏台以外的地方。这使得慈禧觉得儿媳妇是在讽刺自己不守妇德，于是恼羞成怒。

　　慈禧热衷于享乐，而且也很会享受，对于妆饰打扮赏花养狗更是极上心，直到六七十岁还爱穿鲜艳奢华的服饰，而且只穿新巧的，据说她老年的睡衣上都绣着大朵的红牡丹。以封建社会对寡妇的要求来讲，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同样是寡妇，恭亲王之女荣寿公主就与养母的生活习性完全不同。据记载，这位公主自十八岁守寡之后“衣履朴素，绝无嗜好。居恒不与男子通殷勤，毁容不事妆饰，虽二十许人，望之若妪媪。”荣寿公主对养母奢侈的生活方式及爱好妆饰很有意见，经常当面表示不满：“彼清家一老寡妇耳；亦复何心于纷丽；若以此费移作它举；无论公私；均为有裨；何必取快一时；徒贻人之口实。”慈禧太后虽然将养女的谏言当成耳旁风，但却对其如此严守规矩非常佩服，多少还有些收敛态度，并将养女称之为“女汲黯”，反而非常喜爱。

　　然而阿鲁特氏不是荣寿公主，慈禧太后能够容忍同样身为寡妇的养女说这样的话，却绝不能容忍正在享受夫妻恩爱的儿媳妇也如此说如此做。她对阿鲁特氏几乎恨之入骨。

　　慈禧太后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做了皇帝的小妾，亲生儿子还得管别的女人叫母亲，她因此对自己的身份极其敏感，只要有可能就要拼命要列出排场显示显示。然而在阿鲁特氏面前，她无论如何显摆也没办法占上风：阿鲁特氏身世高贵，是正宗的皇帝元配嫡妻，论起来这两点就连慈安太后都远远不如。阿鲁特氏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即使慈禧太后拿婆婆的身份来压她，她的优越感仍然时常流露。想到这个不逐心意的儿媳妇样样都比自己强，还能享受夫妻恩爱，慈禧太后就更受不了啦，简直觉得这个儿媳妇就是眼中的一根刺，越发不能容忍儿子亲近她、让她生下儿女。于是对同治帝亲近皇后便横加阻挠。

　　同治帝毕竟是个皇帝，又正在少年，哪里受得了老娘管了自己的朝政不算，还把手插进自己的床帐里头来？他干脆来了个“罢召”，连皇后带所有嫔妃的寝宫都不进去，自己独个儿睡进了乾清宫。

　　慈禧太后如此有闲暇来管皇帝的夫妻之事、如此与儿子媳妇过意不去，与同治大婚后亲政也很有关系。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十八岁的同治帝终于结婚成家之后，于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亲政典礼，他从此亲政了。

　　虽然迫于局势，慈禧太后不得不撤去了自己曾经隐身十一年的那道帘子，但她心里是盼望儿子仍然事事前来向自己请示的。然而少年皇帝却并不买这个帐，他迫不及待地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母子俩因此在权力与家务两方面都发生了冲突。同治帝便想将老娘挪出皇宫，搬到圆明园去。九月，他发下了重修圆明园的诏书。慈禧似乎也不愿再和儿子媳妇不停地当面闹矛盾，何况她从来享受方面就不含糊，如今更是乐得让儿子出头，免得自己担罪名，再者说了，难道同治帝把她送进圆明园之后，就当真能乾纲独断？于是她对修园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同治帝的这个计划，当然难以被人们接受。大学士文祥立即上奏，认为后果将极其严重。但同治帝却不想听，他不但想把碍事的老娘弄走，还想要借修园勘察之机常去宫外游荡，坚决要修此园，将大臣们的劝阻奏章、边陲战报、地方事务都统统丢开不管，只顾修园。钱不够就逼大臣们捐款，恭亲王也不得不第一个上交二万两白银。急于筹钱又毫无经验的同治帝甚至还因此上了一个商人李光昭的大当。此人以捐献木料的名义得到了同治帝的欢心后，便打着皇帝的幌子到处行骗，直骗到法国领事馆的头上，造成了一起国家纠纷，事发后李光昭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处斩，而同治帝则脸面威信丢尽。

　　尽管如此，同治帝仍然孜孜于修园，并且屡屡以视察工程为名跑到圆明园，然后带着一两个小太监便外出游荡。私游中他还认识了翰林院检讨王庆祺，从该人手中得到了一大堆的淫书春画。同治帝又与儿时的伴读载澄重新频繁来往，此时的载澄已是个花花公子，对于寻花问柳极有心得。此二人知道皇帝与后妃分居，正是苍蝇见了蛋上的缝，可劲地教皇帝如何寻欢。不谙风情的宫女们很快就令同治帝失了兴趣，他随即在载澄王庆祺等人的引导下逛起了花街柳巷，“大开眼界”之后更加流连忘返。野史中便记载着这位同治帝不但与京城名妓来往，甚至还沾染男色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