凋落的红颜

然甘冒奇险也要与之来往，可谓爱之深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从天而降的浪漫会给自己带来这样的惨遇。

　　杨氏的悲剧，也给渴望真爱的女人们留下了一个提示：死去活来投入的爱，结局并不一定都比平淡的好；位高财阔的男人虽不一定有真爱，可是较“穷”的那个追求者也未见得都安着好心。于男人也是如此：出身高看起来娇惯的女友虽然很可能不好侍候，可是小户人家的姑娘却也未见得就会诚心陪你吃苦。世上绝没有“穷人一定真爱自己”或“富人一定能给我满足”的定理，究竟谁才是对自己最好的那一个，只能靠自己把握了。

　　太子李弘这时已经成年并多次监国，武后与儿子之间的关系，早已经因为权力之争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此对于杨氏被辱，这位皇后仍然选择了隐忍的态度。然而武敏之随后的行为却终于突破了她的底线。

　　武后的底线，就是她心爱的女儿太平公主。

　　关于太平公主，世人知道武后终其一生都对这个女儿百般宠爱。当然，太平身为女子，不可能成为反武后者利用的政治旗帜，不会威胁到武后的皇权，她本人也很聪明，懂得对母亲应采取何种态度。以上所述，都可以成为太平宠于武后的理由。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起来，太平公主得宠于母亲，也仿佛是冥冥中注定的事情。

　　武后的第一个女儿，死在了襁褓中，从种种现象推断，这个小女婴是死在了生母的手下，成为母亲前进的牺牲品。虽然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权力发酵出的罪恶，武后在儿子成年前，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母亲，慈爱亲和；何况那个小女婴毫无“过失”，从来不曾象兄弟们那样有“触怒”母亲的可能。人心毕竟肉造，在往后的漫漫岁月里，武后当然不免要想起这个可怜的女儿。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三月，距神秘夭折整整十年之际，那个小女婴被父母追封为“安定公主”，上谥号曰“思”，并以亲王级别由德业寺隆重迁葬于崇敬寺。

　　“思”，从谥法内涵考究，这是一个颇令人回味的谥号——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过曰思；不眚兆民曰思；道德纯备曰思；谋虑不衍曰思；柔能自勉曰思；通明爽愿曰思；深虑远道曰思；迩不爽愿曰思；谋虑不偕曰思；念终如始曰思；辟土兼国曰思；追悔前愆曰思。——在所有的含义中，“追悔前过”“念终如始”“追悔前愆”显得特别的触目。后来武氏成为女皇，收唐高祖千金公主为义女，所改的封号也仍然是“安定公主”。母亲的爱与害，同样深不可测。

　　就在将“安定思公主”隆重迁葬后不久（一般认为就在同年），已经年过四旬的武皇后再次生育：在连续生了一堆儿子之后，她终于迎来了一个女儿，这也是她的最后一个孩子。痛心女儿早丧的父亲和心事重重的母亲，对于这样一个女儿的诞生，其喜可知。太平公主由降生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了父母的百般宠爱，而且还是双倍的宠爱。

　　外祖母杨氏去世的时候，太平公主大约六七岁。也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武后向高宗请旨，度女儿出家入道，为杨氏祈福。当然，出于父母的宠女之心，太平并没有离开皇宫，而是仍然过着公主的生活。但既是要为外祖母祈福，太平就不免要经常来往武宅与皇宫之间。让人没有料到的是，所有进入武宅的宫人女官，都统统被武敏之或诱或逼，一逞兽欲。此事一发，武后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咸亨二年（公元671），武后向高宗上本，将武敏之流放雷州，重新改姓名为贺兰敏之。

　　在去往流放地的途中，贺兰敏之上吊自尽（也有说是途经韶州时被武后的使者以马缰勒死）。此时，距荣国夫人杨氏去世仅十个月。

　　武敏之的死，可以算在武后的帐上，但若不是他过于放肆放荡，又被杨氏惯坏的话，恐怕也不至于来得如此之快。武敏之消失了，杨氏却享受了极高的哀荣。高宗下令文武九品以上及外命妇都要去武宅吊祭哭灵，并追赠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杨氏为太原王妃。

　　然而，就在杨氏极享哀荣的同时，武后在朝中却日益受到掣肘，与长子李弘之间的矛盾渐渐无法调和。李弘这时还不到二十岁，却已经替父监国多次，史书说他仁厚并且体弱多病，还常将政务交予身边亲信处理。可以想象，这样的主子真是难逢难遇，早已经被大臣们视做当然的主人。而武后毕竟是皇后，从前儿子年幼，高宗多病，国政时常由她处理，现在却实在不好找理由了。

　　权力是毒药，更象是毒品，一但尝到了此中滋味，就再难有人舍得丢弃。朝臣和天下人都心知肚胆，武后不甘心就这样回到后宫，李弘也不甘心被母亲当小儿牵制，母子反目只是迟早的问题。

　　虽然对妻子和妻子的娘家百般宠爱，高宗在原则的问题上仍然是偏向儿子的。何况高宗多病，凡离京疗养武后都一定要陪伴左右，不得不放手让儿子监国发展势力规模。日渐形成的太子势力，令武后难以应对。

　　就在杨氏去世前不久的三月十八日，武后亲信中地位最高的宰相许敬宗年老退休，武后在朝中失去了她最为重视的臂膀，在儿子和丈夫亲信们的夹击下很快就陷入了权力困境。这一年又逢大旱、日食等异象天灾。武后干脆在母亲去世的第二个月就向高宗上书，表示自愿退出皇后位，以赎天谴。

　　我觉得，与其说是武后心灰意懒，不如说是她在自己的命运上再一次下了重注。这封辞职信无异于将了太子一军：别以为是母以子贵，其实也是子以母贵。假如不是母亲用尽一切招数正位中宫，你做了嫡子，哪来的太子当？相逼过甚，皇后自请退位，你就成了上有庶兄的废后之子，拿什么名份去当监国太子。

　　辞职信递到BOSS手里，当然被拒收了。高宗坚决不许武后退位。母子之间的亲情，逐渐被皇权与后权之争蚕食鲸吞。

　　武后请辞被拒一个月后，太子右中护（左中护为高宗极信任的老臣李勣，由此也可见高宗对长子的偏爱）同东西台三品赵仁本罢相。据说是被退休在家的许敬宗“发挥余热”搞下来的，但是否也可以理解成是武后辞职迫使太子做出的不得己暂退？

　　赵仁本虽然被罢相，太子的势力仍然不可动摇，高宗也帮着儿子，甚至于起用太子亲信带兵打仗，武后对此也无能为力。

　　杨氏死后的第二年正月，武后陪着高宗到东都洛阳疗养，李弘再次留京监国。据说，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弘“发现”了被母亲幽禁多年的萧淑妃之女义阳公主、宣城公主。两位公主这时已经三十出头，仍然没能出嫁。李弘立即向高宗上书为两个姐姐觅偶，同时要求将同州沙苑地分借贫人。高宗都应允了。

　　对武后来说，儿子的这一举动，是不可原谅的。且不说记仇的武后不愿原谅萧淑妃，也因为儿子此举意味着对母亲的一次明显的挑战。而得父亲宠爱又“中外属心”的李弘还提请借地贫人，看在此时武后的眼里，恐怕也难免有收买人心之嫌。武后的恼恨可想而知。她当天就把两名公主配给了当班的卫士权毅、王勖。两人被授以刺史之职，携妻赴任。

　　影视作品和小说总是会说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出嫁之时已经三十多岁，甚至还有说四十岁的，或说她们嫁给了当班士卒，似乎以此引证武后为继母不慈。

　　实际上，这都是太夸张了。萧淑妃受宠并连续生育的时候，也正是武才人与太子李治私相往来的时候，算起来两位公主最多也就只比李弘大五六岁，虽然已经超过婚龄，但也绝不到三十岁（据宣城公主墓志铭的记载推算，出嫁时的宣城公主二十三岁）。此外，在皇宫大殿轮值的卫士，都是官员勋戚们的子弟才有资格担任的，他们出身很高，绝非一般士卒。权毅的祖父封卢国公，王勖的祖父封平舒公，都是世家。清王朝的公主就经常嫁与侍卫，情形类此。

　　请嫁公主，固然是李弘仁厚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也与这位太子和母亲的权力斗争、感情嫌隙不无关系。义阳宣城的公主封号，是数年前武后为显示嫡母气度而向高宗请封来的！总之，李弘此前就早该知道两位姐姐的存在，而绝非影视作品中描述的那样，直到某年某月才知道宫中还有两个姐姐。那么问题就来了：若干年来，这位监国太子怎么从来不曾关心过姐姐是否出嫁，偏到了此时才来上书？

　　从时间来推算，太子遽然请嫁异母姐姐的时候，也正是武敏之逼奸准太子妃杨氏而被武后放过的时候。因为义阳宣城出嫁同时，高宗武后也将李弘召至东都洛阳，为他和新选的太子妃裴氏完婚。

　　两位公主逃离了深宫，武后与李弘的母子亲情却终于决裂了。

　　次年（672），又一件事情发生了：许敬宗病逝。这名倾向自己的前宰相之死，对于武后在朝中的势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而糟糕的还不止于此。

　　在为许敬宗商议赠谥的时候，朝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太常博士袁思古嬉建议上谥号为“缪”，含义为“名与实爽”，乃是一个恶谥，还得到了户部尚书戴至德、太常博士王福峙的附和。——戴至德，正是太子李弘的心腹干臣。这样的谥法当然不能令许敬宗一系的人满意。于是唐高宗诏令在朝五品以上官员公议，议来议去，给许敬宗上了一个“恭”的谥号，意思是“既过能改”。

　　公道地说，以许敬宗的人品处事，给他这么个谥号也没亏待他。但是亲信的身后待遇，却足以折射武后的困难处境。

　　上元元年（公元674），对武后来说，仍然是一个难熬的年份。实在是缺乏助力的武后，终于想到了自己的“外戚”。贺兰敏之死了，父亲不能后继无人，传家的官爵不能就此抛掉，在这样的时候，从前的事情都算不了什么了。于是，异母兄武元爽之子等人都先后从岭南召回，其中武元爽的一个儿子被选中做继承人，袭了祖父武元彟的爵位，改名武承嗣，并迅速地加官晋爵。在上元元年四月被封为宗正卿。

　　这年的中秋，实在值得额外提出。这天，高宗为列祖列宗加追尊号，顺便也为自己改了个头衔。从此，李治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天皇”，武媚则成了“天后”。

　　天后的称呼，当然比皇后要威风得多，然而等着新任“天后”的，却是一个重磅炸弹：九月初七，高宗下诏追复长孙晟、长孙无忌官爵，以无忌曾孙翼袭爵赵公，迎归长孙无忌的棺木并归葬昭陵。

　　这道旨意无疑给武天后浇了一盆冰水。长孙家族是武后的死仇，他们入朝，必然要与武后作对。与此同时宰相集团又全都站在太子一边，武后想要在里面安插个人手，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

　　面对来自儿子的压力，十月二十七日武后向高宗上表，列各项建议十二条，其中最关键的，是以下内容：“国家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准《孝经》、《论语》策试。”　“自今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禄。”偕大欢喜地将道儒之书和孝经同时列入了天下士子参加策试的教材之中，并尊崇了母亲的地位，同时还要求为八品以上的京官增加工资。无疑，在收买人心的同时，武后也在指责儿子的孝道，期望能收到效果。

　　但是，在利益斗争中，没有孝道存在的空间。权力就象一张弓，开弓没有回头箭，武后既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不愿过“从子”的日子，她与李弘就只能一直拼斗下去，直到你死我活。

　　在某种程度上，太子和皇后之间这种情形的出现，也与他们身后的皇帝大有关系。高宗在主要偏向儿子的同时，并不限制皇后的势力扩展。又不能不让人想到，这也许是重病在身的皇帝有意在让妻儿互相制衡，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全占上风，从而使自己在病体支离的同时仍然能尽可能居中把握皇权。但是事情并不完全照他的意思发展。

　　上元二年（公元675）三月十三日，武后于邙山南行祭祀先蚕的典礼，百官及各国使者均做为随从列陪出席。这当然是一次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公务活动。

　　另一件事随后展开：武后以著书为名，召饱学之士入宫。表面上是著《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书，实际上却密令他们参与国家大事决策，以此分宰相之权。这些人因此被呼为“北门学士”。武后仍然不愿放弃权力，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四月初夏，高宗和武后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