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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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孔德(一七九八—一八五七),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倡导利他主义伦理观。孔德在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俄国民主青年中较有影响。

  十一点钟他们启程回家。老太太和孩子们在船上就都睡着了;幸亏准备了大批暖和的衣服。可是其余的人还在不停地谈论,所有六条船上,大家一直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七

  过了两天,韦拉·巴夫洛夫娜喝早茶的时候对丈夫说,她觉得他的脸色很难看。他回答说,的确,他头天夜里睡得不太好,从傍晚起就觉得不舒服,不过没什么关系,就是在郊游中——当然是赛跑和摔跤以后躺在地上的时间长了——得了感冒。他责备自己不在意,但是又劝韦拉·巴夫洛夫娜相信这不算什么病。他照常上班。喝晚茶时他说他似乎全好了,可第二天早晨又说他需要在家休息几日。韦拉·巴夫洛夫娜昨天就已忧心忡忡了,现在更是惶恐不安,她要求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请医生。“我自己就是医生呀,必要时,我自己也会治。现在用不着。”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推托道。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非叫他请不可,他就给基尔萨诺夫写了一张字条,说,病倒没什么,他请他来只是为了满足妻子的愿望。

  因此基尔萨诺夫并不着急,他在医院里待到了吃午饭才走,来洛普霍夫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哎,亚历山大,我还是该叫你的,”洛普霍夫说,“没危险,以后也不致于会有,不过我得了肺炎。当然,不找你,我也能治好,但还是请你来看看好。我不能不这样,免得心不安,我可不像你这单身汉啦。”

  他们长久地互相摸着对方的两胁,基尔萨诺夫又听了听胸部,两人都认为洛普霍夫说得不错:没危险,以后也不致于有,可是肺炎不轻,必须躺它个把星期。洛普霍夫耽误了一点自己的病,可是还不要紧。

  基尔萨诺夫只好跟韦拉·巴夫洛夫娜长谈了一次,叫她放心。她总算完全相信,他们并没骗她,他的病情大概不仅不危险,并且也不算重。但也只是“大概”而已,哪有那么多绝对有把握的事?

  从此基尔萨诺夫每天来看病人两次,他俩都明白这病很普通,并不危险。第四天早晨基尔萨诺夫对韦拉·巴夫洛夫娜说:

  “德米特里没有什么,他挺好。还有三四天不大好受,但是不会比昨天更难过,以后就会逐渐复原了。可是关于您自己,韦拉·巴夫洛夫娜,我想跟您认真谈谈。您这样做很糟糕:为什么天天夜里不睡觉?他完全不需要看护,其实也用不着我。您会损害自己的健康的,这完全没必要,现在您的神经就已经相当病态了。”

  他开导韦拉·巴夫洛夫娜好久,可是无济于事。她总是说“决不成”、“无论如何不行”和“我自己倒乐意,但是做不到”,就是说,要她夜里去睡觉,把丈夫扔下不管,她做不到,最后,她又说:“您对我讲的这些,他早都对我讲过,而且讲过不止一次,您本来也知道。我要是听您的,当然不如听他的了,这说明我实在做不到。”

  面对着这样的理由,无可争辩。基尔萨诺夫摇摇头,走了。

  他晚上九点多来看病人,跟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起在病人身边待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说:“现在您去休息,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俩请求您。我留在这儿过夜。”

  韦拉·巴夫洛夫娜觉得不好意思:她自己多少明白点,或者相当清楚地知道,整夜守着病人好像没有必要,而她却要强使基尔萨诺夫这位忙人浪费时间。实际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的,好像用不着吧?……“好像”,谁知道呢?不,不能把亲爱的一个人扔下,可能发生的事少不了。是啊,他总会觉得口渴,也许想喝点儿茶,可是他太明理知趣,不会去叫醒别人,所以就不能不有个人守着他。但是基尔萨诺夫无需留下,她不答应。她说她不离开,因为不太累,她白天休息得多。

  “那么就请原谅我吧,我还是求您走,坚决求您走。”

  基尔萨诺夫抓住她的手,差不多是强行拉她回她的房里去了。

  “我在你面前真是不好意思,亚历山大,”病人说道,“你在扮演一个多么可笑的角色,你整夜守着个病人,而他的病情根本不需要你这样。可是我很感激你,因为我没法说服她请个看护,既然她不放心让我一人留下,那她把我托给谁都不会放心的。”

  “托谁照顾你,她都放心不下,我要是没有看出这一点,当然就不会来这里受苦受累了。不过现在我希望她能睡好,因为我是医生,又是你的朋友。”

  真的,韦拉·巴夫洛夫娜一走到床边,倒头便睡着了。光是三夜不睡还不要紧,光是忧虑也不要紧。但是忧虑再加上几夜不合眼,白天又完全不休息,那可确实很危险。若再有两三个昼夜不睡觉,她一定会比丈夫病得更厉害。

  基尔萨诺夫还跟病人一起过了三夜。他倒是没受什么累,这当然是由于他看护时满不在乎地睡大觉的缘故,为了防备韦拉看到他这样的满不在乎,他锁上了房门值夜。她也怀疑他值夜时睡觉,可她还是挺放心:要知道他是医生,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睡,什么时候不能睡。她为自己先前总放心不下、总打扰他而感到过意不去。现在他已经不再听她下保证:说什么即使他不在这儿她也一定睡觉。他说:“您有错,韦拉·巴夫洛夫娜,因此您该受罚。我不能相信您。”

  但是过了四天,她已经看到病人几乎不再是病人,她那不相信人的错误太明显了:这天晚上他们三个一同玩牌,洛普霍夫已经能半坐起来,而不用躺着了,他说话时嗓子也好起来了。基尔萨诺夫可以停止在睡眠中值夜班了;他直言不讳地说了出来。

  “亚历山大·马特韦伊奇,您为什么完全忘了我,偏偏忘了我?您跟德米特里还是挺好,他常到您那儿去。可是您在他生病以前好像有半年没来我们家,真是好久没来了。您记得吧,当初我跟您不是也挺要好的吗!”

  “人都在变化,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也在拼命工作,这是我可以自夸的。我差不多谁家里也不去,没工夫,又懒。我在医院和医学院从九点干到五点,疲劳极了,回去以后,脱下制服,就换睡袍,一点劲都没了;我感到再走动一步也不可能了。友谊固然温馨,可请别生气,穿着睡袍,倒在沙发上抽着雪茄,要更温馨呐。”

  确实,基尔萨诺夫已经有两年多几乎完全不来洛普霍夫家。读者在他们家的常客中看不到他的名字,就是在稀客中,他也早已成为十分罕见的人物了。
  八

  敏感的男读者——我只向男读者做解释,女读者聪明过人,从不以其心智悟性自诩而惹人生厌,因此我不向她们解释,我说到做到。男读者中间也有不少并不愚蠢的人,我也不向这些男读者做解释。但大多数男读者,几乎包括所有的文学家和末流文人在内,都是敏感的人,我永远乐意跟他们谈天。这样,敏感的男读者会说:我知道故事正在朝哪儿发展,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生活里,一个新的浪漫故事就要开场了,基尔萨诺夫将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我还知道得更多呐:基尔萨诺夫早就爱上韦拉·巴夫洛夫娜,所以他才中止去洛普霍夫家。啊,你多机灵,敏感的男读者,只要对你说点什么,你马上会表示:“这我知道了,”然后再夸耀一番你的敏感。我佩服你啦,敏感的男读者。

  于是在韦拉·巴夫洛夫娜的经历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如果他还未被描写过的话,那是需要来描写描写的。当我讲到洛普霍夫的时候,我很难把他和他的密友分开谈,我几乎不能说出他身上有哪一点,是在谈基尔萨诺夫时不需要重复提的。敏感的读者从下述基尔萨诺夫特征表上了解到的,都是洛普霍夫的特征的重复。洛普霍夫的父亲是个小市民,在他本阶层中还算富裕,就是说,他常有肉汤喝。基尔萨诺夫的父亲是个县法院的文书,也就是本该经常喝不上肉汤,事实上反而常有肉汤喝的人。洛普霍夫从少年时代,几乎从童年时代起就靠自己谋生了。基尔萨诺夫从十二岁起帮助父亲誊写公文,他也是从中学四年级起便开始当家教。他俩没有门子,没有熟人,凭着个人的奋斗给自己开拓了未来的道路。洛普霍夫是怎样的一种人呢?他们在中学没有学好法语,德语也只学会了der,die,das的变化,还杜绝不了小错误。可是洛普霍夫进了医学院以后,很快便看出光懂俄语无法在科学上发展,于是他买了一部法语词典和碰巧见到的法文书和《忒勒马科斯》、冉莉斯夫人①的中篇小说,以及我国出版的几期内容高深的杂志《RerueEtrangere》②,尽管这些书并不吸引人,他还是买了回来,而他自然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于是他对自己说:“在我还不能够自如地阅读法文书的时候,我决不打开任何一本俄文书;”不久他就能自如地阅读了。他学德语的方法可不同:他在有许多德国工匠居住的一套房子里租了一个小角落,那儿住处条件恶劣,德国人枯燥乏味,离医学院又远,但他还是根据需要在那儿坚持住了下去。基尔萨诺夫却不同,他是依照附有词汇表的各种书本来学德语的,就像洛普霍夫学法语一样,而他学会法语用的却是别种方法:就靠一本连词汇表都没有附的书——他很熟悉的《福音书》来学的。他弄到一部《新约》的日内瓦译本,把它读了八遍,到第九遍就全都领悟了,这表示他已学成。洛普霍夫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这样的:有一天他身穿破制服途经石岛大街(他刚教完课,教一次课收费五十戈比。地点在离皇村学校约三俄里地)。一个正在散步的、派头十足的人朝他迎面过来,他照直朝洛普霍夫走去,不肯让路,以显示其十足的派头。那时洛普霍夫有个习惯:除了妇女之外,他决不首先给任何人让路。他俩的肩膀互相碰了一下,那人侧过身子,骂道:“你这蠢猪,畜生!”他还准备继续骂下去,可洛普霍夫却朝着那人转过身来,一把抱住他,小心翼翼地将他放进了沟里,然后站在沟的上边,对他说:“你别动,不然我就把你拖到前面更深的泥浆里去。”两个庄稼汉走过,瞧了瞧,夸了几句。一个当官的走过,瞧了瞧,没说话,却会心地微笑了。几辆马车经过,车上没有人探出头来瞧,因为他们看不见有人躺在沟里。洛普霍夫站了会儿,又拉起那人,这回是抓手而不是抱他,把他拉到马路上,说:“哎呀,先生,您怎么摔啦?希望您没有摔伤吧?我可以替您擦擦吗?”一个庄稼汉走过,帮着擦起来;两个小市民走过也帮着擦起来,他们把那人擦干净以后,便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