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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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普希金的《冬天的道路》，这是译诗，但也同样能听出诗人那有些忧伤的口吻：
　　在枯索的冬天的道路上，
　　三只猎犬拉着雪橇奔跑，
　　一种响着叮当的铃声，
　　这铃声是那么倦人的单调。
　　这首诗几乎像电影画面一样鲜明，林间月光凄清，车夫的民歌悠长，雪原上没有灯火和房屋，只有无尽的车辙朝诗人奔来，又向后退去。忧伤的情绪本是人所共有的，有多少人也会像诗人一样孤独地赶路，思念亲朋好友，但普希金却表达的如此优美而平易。尽管一百多年过去了，正是这迷人的口吻使这首诗不朽。
　　口吻无疑是一首优秀诗作的鲜明标志，但它又并不一定要等到诗艺成熟后才出现。事实上，有的诗人一辈子有风格却没口吻，有的诗人创作之初就语出不凡，譬如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初学写诗的人往往怕把诗写得不像诗，所以容易犯拘谨的毛病，但艾青却是个例外，他在一个大雪天滔滔倾诉自己对儿时保姆的深情，甚至满不在乎地采用散文化的陈述句式：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
　　她是童养媳，
　　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奇怪的是，正是这种滔滔倾诉的口吻，这种看似幼稚粗糙的句式，恰恰形成了全诗反复呼告的旋律和激情起伏的气势，不可多得地成就了一首名篇。
　　诗人的口吻并不是仅仅靠钻研语言技巧就能获得的。曹操毕生精力花在军事上、政治上，但他不多的几首诗却几乎篇篇语出惊人。像《短歌行》中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观沧海》中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等，那种悲歌慷慨而又低回百转的口吻，真是历久弥新，令人震撼。
　　古诗容易琅琅上口，是因为它使用的诗歌语言和艺术形式高度成熟，这是我们现代人常常羡慕的，但并不等于说诗人的口吻一定要有赖于此。尽管现代口语基础上的新诗历史不足百年，甚至连新诗形式究竟是向自由化还是向格律化发展都难以确定，但一些优秀诗作已经证明，新诗也有能力把握诗人的口吻，譬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太阳吟》、戴望舒的《雨巷》、艾青的《我爱这土地》等，这让我们不必抱怨新诗形式远未成熟而无所作为。
　　那么口吻与风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有人会这样问。我认为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称某篇作品有清丽的风格，却不能说有清丽的口吻，口吻更多是与诗人相联系的。刚才说诗人可以有风格而没口吻，事实上许多诗人一生都很少有自己的口吻，有的诗人一生反复用同一种口吻写诗，而天才诗人一提笔似乎就有自己的口吻，而且能够适时变化，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比如普希金的长诗《奥涅金》及一些爱情诗篇。
　　按说一个诗人没有自己的口吻是不可能的，你怎样开头、结尾，本身就是主观的，是你的审美观照的体现，而客观生活本身是无穷无尽的，无所谓开头结尾。所以当“说什么”、“怎么说”的问题摆在面前，口吻就应该在其中。
　　但现实是，许多中国新诗人誓言深掘自己的复杂内心，但真正显出独特口吻的诗并不多，多的是流水账似的平铺直叙和无病呻吟，甚至是故弄玄虚。那么诗人口吻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怎样才能获得呢？这样的问题很难条分缕析，因为容易在理论术语的迷宫中失去宝贵的艺术直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作品风格可以是某种语言游戏，而诗人的口吻却只能是来自某个生命体的自然流露。你的生命体单薄，你的声音就会很快在空气中稀释；你的生命体如同岩石，就会发出岩石般的声音。一个人可以故做姿态，但没有人能故做口吻！
　　所以我们没必要去摹仿天才的口吻，而应当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整、独特的生命体，有一个优美、深厚的内心世界，开口让人感到尊贵，即使沉默也是力量。作诗如做人，关键还是那句老生常谈，诗的魅力全在这里头，让我们看一下穆旦的《冬八首》：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这首诗的口吻表面上像陶渊明和蒙田那么恬淡，但如果你知道这首暮年之作是写在文革中，就明白诗人的安详中包含了多少严酷苍凉的日子，就像风暴中行船，他要有多大的自持力才能免于内心的破碎。但令人感动的是，不管世道如何凶险、丑恶、不人道，诗人始终坚持以他个人的极有教养的口吻说话、写诗，领悟自然，倾听内心，就仿佛他还有一个温暖神秘的世界是别人不能闯进的。这样的诗才是真正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有人认为，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甚至荒谬，艺术应当还荒诞以荒诞，但我觉得这样做形同自暴自弃，人最难的不是玩世不恭，而是高傲地坚持下去。正是如此，穆旦晚年的诗才极具美感，可惜这样的诗在中国还太少了，也许是那智者坚忍、从容的气度和口吻太难企及了。
　　没有独特的口吻，就意味着没有独到的眼光，正如奥登所说：“一种独特的语调是无法描述的”，因为使用某种语调“看得出这个人用一种独特的视角观察世界”。诗人的口吻可以千差万别，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要有自己真切的感悟，二是要有《红楼梦》中所说“余香满口”的艺术表现。像晚唐李后主的词中特有的凄凉口吻，帕斯捷尔纳克《哈姆莱特》内心祈祷般的声音，阿赫玛托娃《纪念勃洛克》略显疲惫的沉痛感，奥登《美术馆》中面对灾难哲人般平静的态度，都仿佛把不同个性的诗人推到我们面前，使我们进入他们的艺术情感世界并得到净化。
　　我一直觉得，诗歌中真正能够超越时空的东西也许就是诗人特有的口吻，它如同雕刻般存在于字里行间，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有所磨灭。尽管这个标准可能会被时下种种繁复的理论所淹没，尽管有些人如今把“写作”与“炒作”，把“创新”与“实验”混为一谈，但我还是相信，在各种论争中被打翻的美的天平，总会在每个人的内心中自然恢复平衡，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般。


抒情的诗笺和诗笺的抒情
■　　张　庞
　　张庞，1943年生于河北隆尧。笔名月亮湾、朦龙柏人。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农家子弟，大专文化，少将军衔。
　　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凭着几分成熟和勤奋，凭着较深厚的阅历和积累，不断写些小诗短文，表达美好情感和愿望。偶有诗文付梓，那是火热生活的馈赠和奖赏。
　　著有文集《军旅求索》、《逻辑河流的思维浪花》，诗文集《诗与论的灵感互动》，诗集《东方情结》、《驻足阳光》，长诗《东方神话》（与人合著），文艺评论集《聚焦长诗〈东方神话〉》（与人合著）。诗歌《阅兵车驶过金水桥》获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东方神话》入选中宣部、中国作协等六部门联合推出的纪念建党80周年“10部献礼文学作品”、荣获中国诗歌学会“时代放歌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抒情长诗《看一位伟人打牌》入选中国作协2004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中国出了个邓小平》（诗歌）。
　　文学信条：躬身作犁写春秋，坦荡为纸著文章。
　　
　　新年伊始，一场瑞雪扬扬洒洒，满天飞舞，又漫不经心。它仿佛要为过去一年“多样共生、众声喧哗”的诗坛，带来几分宁静和思索，同时又为悄然而来的春天，播洒几丝轻柔和诗意。
　　盘点过去的一年，缅怀与感念，抒情与感奋，写作与感悟，叠印在一起。甲申初度，诗坛泰斗臧克家先生溘然逝世，令人怆然怅然。八宝山送别归来，秉毫命笔，急就一首《诗的光芒》，吟唱了世纪诗翁的漫长岁月和辉煌诗路：“他曾携着新诗走来／他曾挽着新诗史走来／新诗因他而夺目／他因新诗而光泽／诗人与诗在挽扶中／走过了一个世纪／一路行走　　一路长歌”。2004年9月11日，是张思德牺牲暨《为人民服务》发表六十周年纪念日，由军旅作家陈惠方、廖可铎合著的《张思德传》应运而生，填补了“传界”的一个空白。读后激动不已，即兴创作了诗歌《传的火焰》，歌颂“炭火精神”：“他永远的二十九岁／常驻户籍延安……／／举起他的左手——／‘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举起他的右手——／‘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一手持枪　　一手拿锨／他一边站岗　　一边烧炭／直到为人民利益而死”。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百年，缅怀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是去年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诗界文坛的一项隆重活动。应《诗刊》社之邀，我创作了抒情长诗《看一位伟人打牌》。诗中选择与剪，裁了“猫论牌”、“实践牌”、“开放牌”、“一国两制牌”等“四张牌”，对伟人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思想、重要阶段与伟大事件作跳跃性诗意吟诵。这首诗经《诗刊》、《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刊播朗诵后，受到了广泛好评。
　　抚摸诗笺，感言颇多。去年结合诗歌创作和阅读欣赏，重点撰写了几篇创作体会和文学评论。如《为诗笺留影》，记录了长诗《遥远的牧歌》的创作过程；《人在诗中　　诗在心中》，揭示了《看一位伟人打牌》的写作感受；此外，还为《张思德传》撰写了《厚重的传著　　火样的激情》评述文章等。
　　按照创作计划，去年底按理出版了卸任一年多来的诗文集《驻足阳光》。这是我的第七本习作，作为新年礼物奉献给喜爱诗歌的朋友和读者。
　　2005年带着一种编年的激情和自信，向我们款款走来。作为军旅抒情诗人，伴随着卸任后感情幅员的油然拓展和“诗心弛纵、疏狂抵达”的精神向度，我将继续保持休眠前那种动态的奔跑的写作姿势。一是完成正在校对、付梓的中英文对照《张庞短诗选》的出版；二是对进入视角和思维的关怀对象，作独到的、历史的见证与抒情；三是撰写“抒情诗话”系列，“我抒我情我诗我话”；四是有针对性地阅读、研究中外名家的诗歌作品和创作理论。
　　2005年1月17日　　北京西山八大处


我的诗歌在路上
■　　王明韵
　　王明韵，男，1961年11月生，安徽省濉溪县人。已在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千余篇（首），出版个人作品集7部。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月刊》杂志社主编。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行走的人，如鸟行于空，鱼行于水，兽行于林。我的诗歌在路上——在我已经去过或尚未去过的地方，在我永远都无法抵达又永远都不言放弃的地方。我知道，我必须卸下身体上生命中大大小小的包袱，背负起简单的行囊一路前行；我走出的每一步，都是在向诗歌靠近。
　　作为《诗歌月刊》的主编，良心和良知给我的定位是：一只觅食的鸟。每天飞来飞去，衔几根枯枝败叶或是青枝绿叶，有时要越过海洋和山峦，有时要提防风暴和天敌，有时连一根稻草一粒虫卵也觅不到。这些年，我背负着精神的十字架，以透支生命的方式东奔西走，南上北下，车祸、飞机故障、疾病等厄运一一经历，既劳其筋骨，又累其心智，有一点出生入死，冒着生命危险在办一本诗刊的感觉。有一次在旅途看电视剧《马大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