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14]同上,原始讲稿。 

局中人:张祖祥(1) 

  张祖祥在香港听到一个笑话:一个人每天都开车到山顶锻炼身体,每天他都要爬一个山坡。有一天他开车往那边走,对面过来一辆车。“猪!猪!猪……”他气愤异常,大骂一声:“你才是猪呢!”等他拐弯时路上突然蹿出一头猪来,他来不及反应,把猪给轧死了。原来人家提醒有猪小心,他还以为人家是骂他猪呢。 
  给他讲这个故事的人叫柳传志。“反正守着柳传志,你耳朵不会清静,他不断讲,”张祖祥有一次说,“他讲的所有事情,除了偶尔会有一段两段笑话,剩下就是公司的事。可以说他的心血整个都倾注在这里。” 
  张祖祥1939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在大连长大成人。他1962年在计算所开始其工程师生涯。离开计算所前他是八室副主任。八室搞微机,有时还搞机房维护。说是搞微机,但真正的计算机他们难得见上一眼。 
  张祖祥的运气还算不错,1980年国家科委进口了一批微机,他第一批接受了培训。培训完了,回到计算所后他就变成了“先知”,在国内到处讲课。有时候他还会给别人翻译一些资料、开发一些系统。 
  这时的中关村,“两通两海”已小有名气。更早的华夏,是系统物理所陈春先教授访问硅谷后创办。陈教授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但他的华夏始终没有变成一家大公司。张祖祥曾在华夏做过技术顾问,他对陈春先还算推崇:“他应当属于办公司的一个先驱,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开会,都把陈春先老先生请去。” 
  柳传志有一天找到张祖祥,他递上了烟,抽了两口说:“所长要拿20万办一间公司,老张,咱们一起干。”张祖祥记得柳传志那天与他一起坐在小楼梯旁,拿出的是带锡纸的“香山”。他知道这烟三毛七一包,很贵。他们平常抽不起这烟,两毛七的“八达岭”都觉得奢侈,有时候还只能拿烟丝“卷大炮”。柳传志的邀请既然发出,又抽了人家带锡纸的“香山”,张祖祥便“欣然答应”了。 

  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计算机专家,他曾收到无数邀请。信通曾希望他去做副总经理,但他感到畏惧。他惧于与外界打交道,满脑子全是机器与程序,不知道人际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它代表三家股东利益,它们各出100万。既要有一个团结的集体,还要维护投资方利益,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处理?我没法处理。” 
  他知道金燕静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但他内心已存顾忌,便不再动摇,金燕静再三邀请,他再三婉拒。有一个寒冷冬日,金燕静推着自行车游说他,他们在中关村转了三圈,他都未尝动摇。 
  “后来信通走私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我想走私是整个总经理室的决议。”如果张祖祥做了信通副总经理,他肯定会跟随金燕静锒铛入狱。他有时会感到万幸,有时则为金燕静鸣不平,觉得那是大时代造成的结果,却仅由金燕静来承受。 
  “当时市场转型,游戏规则却没更改,只有按旧规则来做。当时管得松,好多公司都走私。走私违法,不走私便得退出游戏。这是一种改革下的冲突。” 
  但是,信通跨了,金燕静入狱了,张祖祥到了联想,在那里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后来有一次说自己欣然应承,还因与柳传志的熟稔。他记得柳传志小他5岁,他属兔,柳传志肖猴,刚到计算所时是一位英俊少年,“看起来非常邪乎,见面就笑嘻嘻的,两个大虎牙,特好”。“四人帮”倒台后,柳传志在台上做的一次发言极为精彩。 

  “柳总年轻时就善讲。我觉得这个人是个人才。见面我们打个招呼说说话,越混就越熟。”他说,“我想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可以不考虑人际关系。我可以逐渐学习市场,不会在这个过程里被人打倒,弄得我最后什么事也干不了。” 
  事实上,张祖祥早已厌倦了研究室副主任的生活。他一天到晚要忙些与技术无关的事务,有时一些工程师为了分一个煤气炉也要在他面前哭闹半天。“我那时候一天到晚忙于这些事情。我觉得有些烦心,觉得时间不是真正用在业务上。” 
  既然三人达成一致,他们便开始招兵买马。计算所拨了20万元,买马是买不起了,好在计算所兵多,随便拉来一个,在1984年冬天都能派上用场。技术骨干虽然不会轻易到联想来任职,但没甚前途的人则或许动心。“这样好不容易凑了11个人,”张祖祥回忆说,“我们开了一次会,就决定要成立公司了。” 
  张祖祥与柳传志一样,知道那因循苟且的中关村,非经过一番革新整饬,不足以应付艰难危局。但他们找不到方向,更无法为自己的希望重新厘定疆域,划分沟洫。他们只能踯躅于“十八相送”的路上,来来往往地寻找出路。 
  他们后来终于捞到了为科学院500台IBM微机验机、培训的生意,付出“蚂蚁搬家”的辛苦后狠狠地赚了一笔。汉卡也很快研制了出来。李勤倒是聪明,他动员科学院的500台IBM电脑全部都装上联想汉卡。他召集人马到科学院里宣传,做演示。那些人都懂技术,见汉卡技术不赖,便全部配了联想汉卡,使联想又小赚了一笔。一直没发奖金的联想,也在1985年6月第一次发了30块月度奖。 

  公元前522年,郑国著名的子产临终前说:“唯独非常有才德的人才能靠宽纵。其次莫若使用猛力。你看那火,因为它猛烈,所以人人见而畏惧,因此死于火的人很少。但水,因为它看似柔弱,人人都去狎弄,故而死于水的人很多。” 

局中人:张祖祥(2) 

  联想早期管理,人情上宽纵,人事上却使用猛力。张祖祥记得公司初创时柳传志有一次说:“大家办公司,一定不能吃里扒外,不能拿回扣损害公司利益,这是公司天条,谁违反了天条都请出公司去;我们的子女不能到自己公司来;有问题都必须摆到桌面上来谈,不能在下面搞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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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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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34节 
作者: 迟宇宙 
         
  但柳传志后来对倪光南不惟人情上宽纵,人事上也宽纵起来,终于酿成大祸,差一点断送了联想和自己的前途。这是题外之话。 
  柳传志曾问过张祖祥他们:“我们是船长还是船主?”那时候他们都默然不语。柳传志说:“我们是船长,那船主是谁呢?是国家。既然是这样,违法的事情我们不做。”张祖祥对柳传志的这句话记忆犹新,他知道若无当日的这条铁律,联想难免走上信通老路,柳传志、李勤和他难免落个金燕静的下场。 
  在联想,开会迟到要罚站一分钟,以儆效尤。张祖祥是联想第一个被罚站的人。那时公司没什么纪律,张祖祥有一次开会迟到,柳传志虎着脸说:“你怎么坐下了?不能坐下,你迟到了得罚站一分钟。”张祖祥马上就站起来,他觉得委屈,只是为柳传志权威计,他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命令。 
  会议停止了,讨论变成了安静。有人在看表,看够不够一分钟。张祖祥站在那里,异常严肃。一分钟到了,柳传志说:“请坐吧。”他们便接着开会。 
  开完会后,柳传志找到他说:“张大哥,你不介意吧?”张祖祥说我不介意。柳传志告诉他,办公司总该有个规矩,以后不管任何人开会迟到都要罚站一分钟。后来柳传志也被罚了几次,其中一次电梯出了故障,大家都准时去开会,没有人知道他被困电梯里,他叫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把他揪出来——可他照样还得罚站。 
  罚站只是联想的特色管理之一。张祖祥说,柳传志当日还严令,下属找到他们总经理室,他们要先问一问:这件事有没有跟其他总经理讲过?他是怎么决定的?柳传志担心由于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造成总经理室成员的矛盾。 
  1987年,联想在中关村大街上谋了一个门脸,柳传志叫它“新门市”。新门市的装修由张祖祥负责。楼上挂了一个牌子,用的是郭沫若的字体。与四通比牌子的故事由此拉开序幕。张祖祥说:“四通那个牌子搞得太大,把我们的二楼窗户都挡住了,为这事我跟四通那个副总还吵过架……搞得周院长反复协调。” 
  他们早期做汉卡时通过一个香港人进口元器件,后来也进口了一些微机。柳传志想:海外微机的价钱到底是多少?代理商的成本和利润到底有多少?他告诉张祖祥:“我们假如能够走出海外信息畅通的话,我们的利润就可以扩大一些。” 
  他给张祖祥举了个例子:他们从代理商那儿买机器,代理商拿15%利润,他们再加价15%卖出,那总利润就超过30%。假如他们在海外办一间公司,代理商15%的利润便由海外这家公司获得,联想的总利润就可扩大。 
  “我们还可以制造一些产品拿到国内来,”柳传志说,“为将来我们走向海外铺垫一个基础。”他们觉得柳传志的主意不赖就讨论起来。柳传志因为天天思考,每次给他们“洗脑”都要增加点内容,补充些细节。 

  “他先给你讲一遍,过两天他再给你讲一遍,他就像热水器、粉碎机。他把话零零碎碎地给你讲,给你讲热了,就开始执行了。”张祖祥说,“最后讲到什么程度?他最后讲了三步曲,越讲越像那么回事。” 
  张祖祥对柳传志的嘴皮子功夫大感钦佩,他说柳传志总是通过“磨嘴皮子”把别人磨倒,达到目的。“他走路讲,到哪儿都讲。有一次王树和要到香港,李勤知道柳传志爸爸爱吃小米,就弄了一包小米,跟柳传志俩骑自行车到王树和家。他们路上聊得起劲,到了王树和家一看:小米没有了,骑到半道丢了。” 
  既然柳传志提出了海外战略三步曲,联想便开始准备。张祖祥想到了香港导远,那是吕谭平、吴礼益的公司,在柳传志、张祖祥他们心中留有不错的印象。 
  张祖祥讲了一个故事。最初吕谭平他们在民族饭店有一间驻内地的办公室,张祖祥因为业务上的往来就跟他们混熟了。吕谭平到了北京,柳传志就与吕谭平在联想的小食堂见了个面。“刚一坐下,柳总眼尖,一眼看到筷子上粘了个死苍蝇,马上就把这个苍蝇拿掉了,换了一双新筷子。就这样我们见了第一次面,互相都有了解,觉得这人还不错,大家就合作起来了。” 

  有一天柳传志在路上拦住了张祖祥说:“老张,给你谈点事。咱们要去香港建公司,想派你去。”张祖祥说:“柳总,那可不行。我这个人不精灵,又不懂香港话,弄不好叫人给骗了。”柳传志说:“没关系,你去。有事大家一块商量。派你去我们才放心。”张祖祥数了一下公司的人头,知道柳传志跑不开,李勤负责内地业务也渐入正轨,公司只能派他去了。 

  1988年1月8日,张祖祥离开北京到遥远的香港筹建香港联想。那时候他并不知道他将在那里度过多长时间。 
  柳传志在春节前也到了香港,他与张祖祥和吕谭平一起去为新公司找房子。他们最终选择了破败的柴湾,在那里买了一套200平方米的办公区。他们之选柴湾,是因柴湾系偏僻的工业区,房价便宜;别处他们也买不起。 

局中人:张祖祥(3) 

  他们将柴湾的办公区稍微装修一下,便正式成立了香港联想。他们装修的时候还请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给他们设计的桌子比裁缝的桌子还高,全部弄成了白色,怪模怪样。中国的风水学上有讲究,说什么“面水背山”的风水最好,财源会滚滚而来。那个风水先生说:“今年你不会低于500万,低于500万你砸我的牌子。”第一年,香港联想的营业额果然超过了500万。后来柳传志再也不敢请风水先生,他害怕搞不清楚到底是战略起作用还是风水先生起作用。 

  既然生意兴隆,吕谭平和张祖祥便开始买房子。他们在柴湾一层一层买,最后把柴湾的房子买了一大半。他们运气不坏,每次买下房子,柴湾的房价就会暴涨。有一段时间,吕谭平和张祖祥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又拜天又拜地又吃乳猪。 
  他们先做AST的代理,到了1988年底便涉足制造业。他们与Quantum合资生产线路板。当日他们每卖一块主机板就要亏损一个美金。他们忍了。在那段“联想史”中,张祖祥明白了研究出成果和真正出产品不一样,商品要保证质量好。“为什么现在的联想能生产如此质量的机器,那是经历了一种痛苦?